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
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
、王景春(字兆熙)。
②《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删去。
③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
④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
⑤《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
⑥同注②，卷一，第85页。
⑦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
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
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②《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③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④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⑤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⑥《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⑦《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⑧《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
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
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
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
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can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
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
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
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
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
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
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
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
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
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
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
①参看《漫游的感想》第四则“往西去!”《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页。②《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
③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曾写道：
余于6月16日至绮色佳，去此八阅月矣。此次归来，恍如游子归其故乡，甚多感喟。戏谓此次归绮色佳为“小归”，明年归国可谓“大归”耳。小归者，归第二故乡也。大归者，归第一故乡也。(《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恍如游子归故乡”，1916年7月5日追记。)
④见《漫游的感想》第二则“摩托车的文明”所引，《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4页。
⑤《漫游的感想》第三则“一个劳工代表”，同上书卷一，第58页。
⑥同上书卷一，第58～59页。
⑦同注②第六册，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经日本返国途中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
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