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一九五一年，曾收论文五篇，汇为一书，先后在港台两地付印，迄今已二十余年矣。偶检新旧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而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重为编目，仍以为名，再以付梓。

    本书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

    余自在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一课程，连续七年之久，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粗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其以变化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文化史导论》，分别上古、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而指陈其各有演变之所在。其以专门眼光治史成书者，如，虽亦分时代，分项目，而专以政治为范围。其以分别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史精神》及此书等。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扞隔抵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国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荟萃组织，成一巨编。然数十年来，自幸尚能不懈于学问，而所得终亦未见有先后大相违背处，故每以自恕。或所窥测，尚亦有当于国史之大体，而非余之浅陋愚昧，所敢轻犯众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窃意国史俱在，二十五史十通之类，虽固浩瀚难穷，亦复一翻即得。余生斯世，岂敢轻视当世人之意见。然史籍详备，我古昔先民之郑重其事，吾侪亦不当忽视。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以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读余书者，若能效区区之所为，遇当前意见所趋，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诸旧籍，遇与当前意见不合处，非为欲回护古人，乃庶于当前意见有所献替。则诚所私幸。固非谓余之浅陋愚昧为必有当于古人之真相也。

    一九七七年秋，余曾检得存稿数篇，又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拟加入此书，重新刊印，并写成此再版序。后因病未及付梓，不意搁置竟逾十年。今年整理积稿，重新理出，又另作编排。本书所收，最早者在一九四一年，最后者即在去年一九八七年，前后相距已历整整四十六年之久。今付梓在即，仍保留此十一年前之再版序。又全稿均通体重读，略加修正。

    一九八八年旧历六月初九 九十四岁生日 钱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