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洋政治史学者常说，他们的政治，由神权转进到王权，又从王权转进到民权。他们又说，政治有立宪或专制之别，或是君主专制，或是君主立宪，否则是民主立宪。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于是也说中国政治由神权转人到君权。因为中国没有议会和宪法，中国自然是君主专制，说不上民权。但不知中国自来政治理论，并不以主权为重点，因此根本上并没有主权在上帝抑或在君主那样的争辩。若硬把中国政治史也分成神权时代与君权时代，那只是模糊影响，牵强附会，不能贴切历史客观事实之真相。至于认为中国以往政治，只是君主专制，说不到民权，也一样是把西洋现成名词硬装进中国。并不是实事求是，真要求了解中国史。当知西洋近代，又有法西斯共产极权两种政治，完全逃出了他们以前所归纳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之三范畴。可见这三范畴也只照他们以前历史来归纳。虽道中国传统政治便一定在此三范畴之内，不会以别一方式出现吗？我们还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来为自己政治传统划分它演进的阶段，这才是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若只知道根据西方成说，附会演绎，太随便，亦太懒惰，决不是学者应取的态度。

    《尚书》上早说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类此的话，不止一见。直到春秋时代，随国的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这些话，通春秋二百四十年，类似的还多。这决不是代表神权时代的理论，也不是代表君权的理论，但又不能说它是在主张民权。这里便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理论，根本不在主权问题上着眼。

    孔子说得更明显。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子，尽君的责任，臣才能像臣样子，尽臣的责任。臣不臣，还是由于君不君。远从《尚书》起，已说“万方有罪，罪在联躬。”这是一种君职论，绝不是一种君权论。

    这番意思，到孟子发挥得更透切。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可见社会上，一切不仁不义不正，全该由行政者负责。所以孟子曾亲问齐宣王，士师不能治士，该罢免士师，“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说，君不尽君职，便不成一个君。不成一个君又如何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寇雠何服之有？”照人道讲，不能强人服从他寇雠。臣不服君，有时责任还在君，不在臣。而且臣有臣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也是臣责，臣不能将有大过之君易位，那是臣不尽其责。这些全是政治上的责任论，亦可说是职分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重点，必先明白得这一点，才可以来看中国的传统政治。

    二

    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本文只从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后说起。更前的则暂略而不论。这几十年的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一人不说秦以后的政治是君主专制，但作者仍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本文所论中国传统政治，亦仅在这一点上作发挥。首先要注意者，中国秦以后的传统政治，显然常保留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换言之，即是君权与臣权之划分。亦可说是王室与政府之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言，外朝指政府言。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者归政府，属于少府者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保持。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之地位和职权，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先就西汉言，皇帝的秘书处“尚书”，最先仅与尚衣、尚冠、尚浴、尚席、尚食同称六尚，而且尚书也只有四员。但宰相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古称十三曹。西曹管相府吏属署用，此是后代吏部事。东曹管二千石长官迁除，并军吏任用，此属后代吏部兵部事。户曹管祭祀农桑，此属后代礼部户部事。奏曹管一切奏章，此如唐之枢密使，明之通政司。词曹管词讼，此是后代刑部事。法曹管邮释传递，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邮传部。尉曹管运输，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漕运总督。贼曹管盗贼，决曹管罪法判决，此后代刑部事。词曹所管属民事，贼曹决曹所管属刑事。兵曹管兵事，此后代兵部事。金曹管货币盐铁，此后代户部事。仓曹主仓谷，此后代户部事，清代有仓场总督。黄阁管十三曹之总务，此乃宰相府之秘书长与总办公处。由其组织庞大，即可见全国一切行政，在宰相府无所不关。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早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可像后代一专部大臣。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个小县长。此因县长由政府正式任命，而公曹则由宰相私人辟署。公曹的职权，由法理论，全是宰相的职权。公曹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此种职位身份，相当于封建时代之所谓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则极高。上自退职的九卿二千石，相等于近代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之位，下及草泽大儒，相类于今之所谓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他们也很多愿意担当宰相府公曹的职务。这在后代几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此因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并无像后世般的高下清浊之分。而相权之重，也由此可想见。

    据说汉代宰相府，照例不设门闑，即门限和门铃门鼓之类，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的意思，人人有事，人人可迳到相府去关白。相传有某宰相，他曾用一掌门苍头，名叫宜禄，后代积习相沿，人民到相府，只呼宜禄，便得引进，事见《通典》。这真可算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一番嘉话，著在史籍。近代学者只知痛骂中国传统政治是帝王专制黑暗高压，对于此等记载，决然全不会理会到。

    直到唐代，宰相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唐人谓之敕。在法理上，则有些敕书，全由宰相拟定。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宋太祖乾德二年时，三位宰相同时去职了，皇帝要下诏任赵普为新宰相。宰相则是一副皇帝。照唐代旧制，皇帝不能迳自发出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令，因此宋太祖遂召集群臣来商讨这一问题的处理。有人主张，唐代在甘露事变后数日间，也曾有类此困难，当时由尚书仆射，即如今之行政院长，奉行诏书。但有人反对，因尚书省长官只有政事上之执行权，而无出令权，认为此乃变乱时故事，承平之世不得援例。结果由当时开封府尹带有同平章事官衔者，即出席政事堂会议者书敕。即此可见，至少在唐代和宋初，皇帝并不能随便下诏，颁布命令。若必要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该对这些历史事实，有更进一步的解说。

    但宋代相权，较之唐代，确是降抑了。唐代是先由宰相在政事堂拟定诏稿，用书面送皇帝用印，皇帝所有的只是一种同意权。宋代则由宰相开具意见，当面先呈请皇帝意旨，再退下正式起草，因此皇帝在颁布诏敕上，事前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被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劄子即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并不止少数的几次。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只为皇帝副署，不再自己出主意。这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但他只是不尽宰相之职。从外面说，他把宰相的出命权自己放弃。从内里说，他把一切责任推卸到皇帝身上去。但我们仍不能说，在当时法理上宰相无权。因为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始得行下。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说政府一切命令，宰相可以全权作主。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属官中书舍人各拟意见，称为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即宰相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经门下省，由其属宫给事中一番覆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诏书才算合法。故唐代诏令，都经中书、门下两省联席会议决定。宋代大体情形也差不多。王安石当宰相，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当时称为词头的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不能自己下笔起这草，此乃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安石，无作宰相体，王安石新政，多半失败在他的独裁姿态上。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宋代政制之所以不如唐，原因在宋初开国，中国正经历了长时期的军阀统治，真读书人少，传统历史文化无人了解与理会。待过七八十年，社会学术文化复兴，而政治上一切设施，有些已经积习难反。但宋代政治，毕竟还有一规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黑暗，宜莫过于元代。若说中国真有一段政治专制黑暗时期，元代似可当之。

    明太祖革命，驱除胡元，复兴汉、唐规模，成为当时政治上共同的理想。但明太祖终是一粗人，历史文化修养不深，他首先反对尊孟子为圣人。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在当时人心目中，张居正只算一权臣，不算一大臣，因他乃凭借当时政治领袖皇帝的秘书即大学士身份，而实际掌握了领袖之大权。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法理观点上，王安石迹近独裁，张居正则迹近弄权，所以招致同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的反对。他两人的政治事业，也终于当身失败了。近代中国人，一面高倡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面又崇拜要像似西方的所谓变法事业，于是高捧王安石、张居正，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当时反对方面则全骂为黑暗守旧顽固。但若真能细读历史，这又何尝是平心之论呢？

    要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清代是第二个，但满洲人比蒙古人高明，他们懂得接受中国传统政治里面许多的好处，而又能把中国传统政治转变成为他们所要的君主独裁制。内阁大学士闲置了，把皇帝办公厅改移到皇宫内部所谓南书房军机处。大学士走不进南书房，便预闻不到军国要务。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这是沿袭唐、宋旧制而来的。清代又把这封驳权取消了。而且清代皇帝命令也不必一定经过尚书。关于兵事，可以直接发送于前方统帅，不经兵部。关于财务，可以直接发送于某一地方之行政首长，不经户部。而且皇帝命令可以秘密送出，此之谓廷寄上谕，密封，由兵部加封发驿。这又是破天荒未有之创制。

    在明代以前，皇帝正式命令不公布，亦算是违法的，而且也不可能。皇帝的秘密信件，绝不算是政府的正式公文，绝不能取得政治上法理的地位。但在清代是取得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清代政治才真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习惯，还是在当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存在，而发生绝大的力量，即使满清政权，也不能把以往传统全都推翻了。因此满清政治，也还有许多不能由皇帝专制来推动行使的。

    三

    无疑的，在中国传统政治里，即使除却蒙古、满洲两代狭义的部族政权不论，皇帝终是站在政治上最高的一位。而且皇帝是终身的，不比宰相以下一切官员，最长不过在某一职位上继续一二十年的时期。而且皇位又是世袭的。中国社会自秦以下，既已没有了世袭特权的贵族阶级，于是只有皇帝和皇室，相形之下，更见高高在上，尊贵无比了。而且中国传统政治，不能不说它含有许多合理的稳定性，于是一个皇室，往往随着政府稳定而传袭到两三百年以上，这些都不断地造成而且增加了皇帝和皇室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的比重。皇帝不能皆贤，纵贤，而使长时期高踞尊位，总不免要在政治上横添许多不良的影响。但这是人事问题，不关政治体制。我们不能专据这些人事来衡定整个的政治体制，来抹杀那整个政治体制背后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规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制度。不仅以往如此，将来亦必还如此。若我们只专意来搜罗中国历史上皇帝皇室种种罪恶，存心凭借它来批评中国的传统政治，这也依然是偏见。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一统迹近神权的观念。远在《尚书》里早说：“天命不于常”。西周皇室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即使这故事是由春秋时人所伪造，也可证明春秋时人也并不信有万世不绝的皇室传统。可见中国传统的皇室世袭，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秦始皇帝，始说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这是他一时的兴奋心理，但已为后世国人所诟厉。因那时中国初次创出大一统政府，以前封建时代列国分争的局面打破了，当时认为天下一家，从此将不再见兵革，世界永久和平，皇室传统自可万世不辍了。即在近代，自称最前进的共产主义者，何尝不认为社会发展到共产阶段，政权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即与天地同其长久，永远不会再有新形态出现呢？即就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岂不也认为此后政治，将永远是政党选举不再有变动吗？以今例昔，又何必对古人多肆抨击呢？

    但秦始皇帝的迷梦，顷刻消失了，西汉学者更不信有万世一统的皇室。皇室变动，在中国人脑里，只有两途，一是尧、舜禅让，一是汤、武革命。禅让是主动的，你好，让你做。革命是被动的，你不好，让我做。与其革命，不如禅让。弥漫在战国游士圈中的禅国让贤论，到汉代复活了。尤其是汉武帝以后，一辈知识分子，屡劝汉皇室及早让贤，甚至像盖宽饶、眭弘，继续因此招受杀身之祸，但那种理论依然继续扩大，继续普遍。连汉宗室大儒刘向也说：“从古无不亡之国”，到他儿子刘歆，便公开赞助王莽来接受汉帝之让位。不幸新政权短命，汉光武自称光复旧物，禅让理想遭遇了极大的波折。但一到东汉皇室腐败。禅让论又抬头。更不幸的是曹丕、司马炎、刘裕直到杨坚那批人，凭借伪装来糟蹋此“禅让”二字。把禅让思想的来源搅脏了。唐代李渊父子，在隋朝覆亡后，崛起用兵，荡平群雄，这正可说是与汤、武革命同样性质的新事件。但李渊父子仍然不敢正式提出革命二字，不肯老实说出，你不好，让我做。却仍旧要伪装魏、晋以来禅让之恶套。后来的知识分子，都说唐代得天下以正，可惜多此伪装禅让之一举，为唐代开国留下了污点。这些全有史书文集记载，哪能说中国士大夫一向全是传统奴性，是帝王家奴，是封建头脑呢？

    但中国帝皇新统，由东汉以下，不论禅让也好，革命也好，永远落在权相或军人的手里，很少能由社会下层平地拔起而登皇帝宝位的。有之，以前只是汉高祖，以后只是明太祖。近儒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缺乏真正的革命，此亦有种种外在客观条件可为说明。第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比较富于合理性，毛病多出在人事上，与整个制度无关。来一个坏宰相，可以希望换一个好的。出一个坏皇帝，可以希望有好宰相弥缝，也可希望后面来一个好皇帝。人事变动，留与人以许多希望，何必把整个制度彻底推翻呢？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容许全国知识分子按年考试选举，不断参加。对政治有抱负的，总想一旦加入政府亲自来改革，遂不想站在政府外面来革命。社会上由此失却革命的领导。而且中国传统政治职权分配特别的细密，各部门各单位都寓有一种独立性与衡平性，一面互相牵制，一面互相补救，政府全局，很难普遍腐败。因此留给人以在政治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

    中国又是一个大农国，各地农村收获，丰歉不等，这一地区活不下，别一地区还能安居乐业。天时转变，很少长期荒歉，继续三五年以上的。农民稍可生活，宁愿和平忍耐，并无兴趣来进行全国性的大破坏。因此种种条件，中国历史上极难引起全国普遍性的长期革命。这正与在中国历史上不易发展出一种民众选举制度，同样有它本身客观条件之限制，不能凭空说是专制压力所造成。社会在下面不易起革命，政府在上面也同样地不易有专制。若说这是中国政治的缺点，则这一缺点，毛病是在中国国家规模太大。但我们究竟不能责备中国古人为何建立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呀！

    汉高祖何以能以平民身份一跃而为天子呢？第一是当时东方民众普遍反对秦政权，第二是战国以来，社会大变动，贵族阶级崩溃，平民势力崛起，汉高祖正凭此两大潮流之会合而成功。明太祖又何以能以一平民身份而跃登天子大位呢？这因元朝末年，全国普遍反对蒙古人，而蒙古政府里又极少汉人势力，因此汉人的新政权，自然只有从社会下层跃起了。其余的王朝改易，大体全在政府内部，凭借社会叛乱自生变化。而这些叛乱，则多半为权奸与大军人造机会，否则引进了外来势力。黄巾引出了董卓与曹操，五胡乱华由此栽根。黄巢引出了朱全忠与李克用，五代十国长期黑暗由此开始。李闯、张献忠引进了满洲二百四十年的部族专制。洪、杨以天国为号召，以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弟，所至焚烧孔庙，扰攘十多年，割据半个中国，而终于失败了。

    孙中山先生开始依民族传统精神对满清政府革命，其所提倡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之深义，国人极少明白了解，仍以与西方民主革命同等相视。一面是排满，另一面是推翻中国二千年传统的专制黑暗政治。前一事成功了，后一事却扑了一个空。自己的传统，不易彻底打倒，别人的新花样，不易彻底学得，于是中山先生乃不得不自己说革命尚未成功了。

    先之有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继之有毛泽东共产党于抗日胜利后得势。今天的中共还在继续革命，还是刻意要把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历史痛快斩绝，彻底推翻。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理想之完成，其前途尚属渺茫。

    正因对整个社会整个文化不妥协，自然要感到自己力量微弱，于是转对外来势力与内在黑暗势力妥协了。这可证明，一个国家不了解自己国情，不从历史传统源头认识，专门一意模仿外国，总得有危险。即使一意模仿别人家建设工作，也可有危险存在，更何况是专在一意模仿别人家的破坏工作呢？

    四

    上面粗略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里，政府组织与职权分配的利弊得失之大纲，下面将提出一更重要节目，即中国传统政治里的选举考试制度，来再加以一番简约的叙述。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政治理论，自始即偏重在政府之职分与责任，而不注重在政府之权利上。这一层已在上文提揭。惟其要求政府之尽职胜任，选贤与能的理论，自然连带而起。战国时代，游士得势，贵族政权和平移转。秦代统一政府出现，宰相以下多是平民。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所谓士人政府者，即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东汉时此一制度，更加严密，按全国各个行政地域单位，凭其户口统计，每二十万人按年得选举一人入政府。又防选举不实，有权门请托及徇私舞弊诸现象，再由政府在各地选举后加一番考试。这样由教育与行政服务之实地观察，与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始获正式进入政府。像这样的一种法律规定，其用意不能不说是在开放政权与选拔人才。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其用意仍似汉代之地方察举，特因实际困难，不得不演变出这一种新规定，新制度。但此一制度，在当时即不断遭受反对，一到隋、唐统一政府重建，公开考试制度即代之而兴。唐代定制，学校生徒是一出身，礼部（相当于今之教育部）考试，又是一出身。获得此两途出身者，再须经吏部（相当于今之内政部）考试，始获正式入仕，但礼部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较之学校按年资出身者更为社会所重视，于是被认为政治上之正轨出路，终于逐渐集中到科举制度之一项目。这一制度，虽在考试技术上不断有种种之改变，但在法制大体上，则一直沿用到晚清。

    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政治里最值得注意的一制度。远从两汉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举及公开考试，定为人民参加政治惟一的正途。因于有此制度，而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融成一体。政府即由民众所组成，用不着另有代表民意机关来监督政府之行为。近代西方政府民众对立，由民众代表来监督政府，此只可说是一种间接民权。若由民间代表自组政府，使政府与民众融成一体，乃始可称为是一种直接民权。而此种民间代表，又并不来自社会中某一特殊身份或特殊阶级，像古代的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像近代的富人政权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与穷人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实系一种中性的政权，即全国各地，包括贵族军人富人穷人一切在内，而只以德性与学问为标准的士人政权。此一政权很早即产生在中国，何以故？因西方政治观念注重在主权上，故其政治重心，始终脱离不了强力与财富。而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则注重在政治之职能上，因此也始终脱离不了知识与学养。

    这一制度之惟一可疵议者，则为察举与考试权之操于政府，而不操于社会。但若认定政府即是社会中一机构，而并非超出于社会外之另一敌对体，则此层实亦并无大可疵议之理据。而且掌握察举与考试实权者，并不是皇帝，亦不是宰相，而系地方长官及礼部即今教育部，与吏部即今内政部。而且亦并不是礼部与吏部之长官，而系由此两部中的较低级的官员所主管。普通是由相当于近代之部次长及司长身份者，来司理其职。所以在唐代即有韦贯之说：“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因宰相即由礼部侍郎所职掌的考试中拣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此一制度，为中国传统政治一至要的特点。

    其与察举及考试制度连带相关者，则为铨叙制度。初入仕途，必经由察举与考试，而进入仕途后之升迁降黜，则全凭其实际服务成绩而铨叙之。此项铨叙权亦不操于皇帝，不操于宰相，而操之于吏部。亦不操于吏部之长官，而操之于其属员。这一种考功课绩的法规，也远从汉代始，而发展到唐代，则最臻精善。在历史上的一般评论，对唐代选举考试制，仍还有非议，而对唐代考功制度，则无不称誉。唐代官位分九品，四品以下，全由考功郎中相当于今司长以下官校定。三品以上，始由政府临时派特任官知考使任考核。但亦有由一个考功郎中李渤而居然来考核宰相御史大夫的成绩等第的。此虽逾越了法制规定，但在当时却传为佳话，不认之为犯法。直到明代，政府全部文武官的升黜任用，还是操在吏、兵两部。而吏部掌握文官的任用权，因此当时说吏部权重逾宰相。张居正在内阁，首先要把铨叙权即选官权由吏部手里夺来，但不久此权仍归吏部。可见照中国传统法制，即宰相也不该总揽大权于一身，又何论是皇帝。

    五

    依照上述，中国传统政治，注重在政府之职能。故设一官，必有一官之职，而有一职，即有一种称职与不称职之责。然则，管理和监察此种责任者又是谁？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特设有御史和谏官。御史本是代替皇帝和宰相来负责监察政府下面官员之称职胜任与否，而谏官则是负责来监察皇帝的。依照历史演变讲，宰相在封建时代，论其名义，只是一个管家，故称宰；或副官，故称相。但一到秦汉以后郡县时代，大一统政府产生，皇帝化家为国，于是管家的变成管理全国行政，封建家庭中的私职变成了大一统政府里的公职。宰相原先只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亦可说是皇帝的代理人，但又可说是一个副皇帝。宰相在汉代也称丞相，丞字同样是一种副官之称。副皇帝代表皇帝来管理国事，同时也代表皇帝来负其不称职的责任。

    这一转变，意义却甚深甚大，但在中国史上，此种大变化，也只是一种潜移默运，和缓地变了，并没有急剧明显的革命斗争为之判然划分。这最是中国史之难读处，同时又是对中国史之必先了解处。

    御史大夫在汉代是一个副宰相。副宰相又有两个副官，一是负责代宰相管理监察政府，不论中央与地方的下属官吏。另一副官则代宰相负责管理监察皇帝及皇室。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中丞是处内廷的。换言之，御史丞监察外朝，即政府。御史中丞监察内朝，即皇室。由此观之，皇帝也该受监察，监察皇帝的也该是宰相。但宰相不便直接监察皇帝，而且宰相总揽全国行政大权于一身，已是不胜其重，才把监察之职分给副宰相，即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要监察全国上下，仍嫌职责太重，才把监察之职再分给两丞。一负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责，一负监察皇帝并及皇帝之家及宫廷之责。若把皇帝作为第一级官，宰相是第二级，御史大夫是第三级，则御史中丞最高已属第四级。但第四级官有权监察第一级，这一点又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种最寓精义的编配。

    当知大职负大任，小职负小任。皇帝的大任，专在任用宰相，能用得到好宰相，皇帝责任已尽。宰相权任太重，发号施令，决定万机，这是更重大的，才把监察之责交与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只综握监察大权，至于专责监察皇帝与皇室，那又比较职小而任轻，易于担当了，才把此职责交与御史中丞。我们若明白这一层意义，则由第四级官来监察第一级官，自是毫不足怪。同样的道理，在汉代六百石俸的州刺史，可以监察二千石俸的郡太守。因郡太守负责一郡行政，自属职高任重，州刺史只负责察看郡太守做差了事没有，自属职小任轻，这些全该从中国传统政治偏重职能的理论来观察。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

    上述制度逐步演变，到唐代遂有台谏分职。台官指的是御史台，专负纠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净过失而设。论其职位，谏官还是宰相之属官，而御史台则成一独立机关，不再是宰相的直辖部属了。任用宰相，权在皇帝。任用谏官，则权在宰相。谏官之职在谏皇帝，不谏宰相，也不得弹劾朝廷百官。弹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职分。照唐代习惯，宰相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即可直言规正。如此则宰相与皇帝双方有一缓冲，可免直接冲突。而谏官职分，本来又是要他来谏诤的，所以他尽直言也不会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职降黜，一面顾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牵动到宰相之自身。至于那谏官呢？他也不怕罢免，横竖一小官，罢免值不得什么，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谏之誉，对他将来政治地位，反而有益。这些全是中国传统政治里面运用技术的苦心处。惜乎现代人只把旧传统一口骂尽，再也无心来体味。

    宋代这方面，又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也不属于宰相，他们的职分，变成不是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芒来和宰相为难了。于是宰相无法纠绳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身旁，却多了一个掣肘的机关。因御史只限于弹劾违法和不尽职，而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两职显有分别。在唐代是谏官帮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评论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谏官在宰相旁边，来评论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职务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负责人都有发言权，谏官则专用来对皇帝谏诤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职。本来用意，该是用相权来限制君权的，而现在则转成君权用来限制相权了。这一制度之转变，显见是出于皇帝之私心。而且谏官职分本来在评论是非，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也不算犯法，如是则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一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但相权究竟即是君权之化身，后来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辈谏官，横起反对，连神宗也无奈之何。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再到后来，因谏官习气太横，太多是非，激起政治上反动，大家不理会他们的胡闹，终于台宫谏官，在政府里全不发生作用了，这又是谏宫之自食其果。可见一种政治，果是太不合理，它自己会失败，行不通。若说中国自秦以来传统政治，老是专制黑暗，居然得维持了两千年，那显然是不通人类历史公例的一种无知妄说了。

    到明代，又索性把谏官废了，只留给事中，而给事中的职权也独立了。它的职权还是在审核皇帝诏旨，若给事中认为不合，可以把皇帝诏旨退还。在唐代，给事中本是宰相属员，不过帮助宰相把所拟诏旨，再加一番审核，审核有不是处，那道诏旨可以重拟。拟诏是宰相之权，审核依然是宰相之权，把一个权分两番手续来行使，这是审慎，不是冲突。但在明代则不然，一切政令从六部尚书发下，都须经给事中审核。给事中是分科的，吏部有吏部的给事中，兵部有兵部的给事中，户部有户部的给事中，这都是专门分职的。在职位上，他们是下级官，在名义上，他们只是参加意见。给事中的驳议，在当时名叫科参，是分类参加意见之义。但因他们是独立机关，只负发表意见之责，不负实际上行政利害成败之责。于是实际负责的长官，反而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万一不听科参意见，而闯出乱子，岂不是更长科参气焰，更增自己罪戾吗？于是不负责任的下级官，反而阴握了暗中的决定权，那不能不说是明代政制一失败。但明太祖废了宰相，也幸得有此一职，遂使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的诏令，也有行不下的阻碍，还是得失参半。

    到清代，连给事中的职权也废止了，于是真成为皇帝专制，皇帝的命令，真可无阻碍地一直行下。在清代叫做台谏合一。在这时，政府里只有弹劾百官违法与不尽职的，再没有对政事发表意见，评论是非得失的，那岂不是政制上一大大的失败吗？就便利皇帝专制言，那也可算是胜利，非失败，但到头则落得一个大失败。满清一代的皇帝专制，终于是完全失败了。

    六

    现在把中国传统政治，扼要再加以一番综括的叙述。

    （一）中国传统政治，论其主要用意，可说全从政治的职分上着眼，因此第一注重的是选贤与能，第二注重的是设官分职。

    （二）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故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即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

    （三）要避免世袭皇帝之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责任。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

    （四）政府与皇室划分，此直至清代皆然。

    （五）政府与社会融合，即由社会选拔贤才来组织政府。

    （六）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

    （七）选拔人才的责任，自汉至唐之辟举，交付与各级行政首长自行择用其属员。考试权交付与礼部与吏部，宋代以后则专在礼部。

    （八）考课成绩升黜官吏权则交与吏部。

    （九）监察弹劾权交付与特设的独立机关。唐代有御史台，下至明代有都察院。

    （十）对于皇帝之谏诤责任及最高命令之覆审与驳正权，交付与给事中与谏官。此两官职，唐代隶属于宰相，宋以后至明渐成独立机关，清代则废止不复设。

    （十一）职权既定，分层负责，下级官各有独立地位，几乎政府中许多重要职权都分配在下级，而由上级官综其成，宰相则总百官之成。

    现在再值得一提的，则为汉代九卿到唐代尚书六部之演变。近代中国学者，常认自秦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总是专制黑暗，好像老没有什么变动似的。实则人类历史，绝不能有经历数百年千年不变的事情，政治制度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政治，纵使尽合理，尽进步，也不能保持千年而不变。现在只顾痛骂中国传统政治两千年守旧不变，其实转像是过奖了。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帝以下有三公，宰相御史大夫与太尉，太尉是全国武官长。三公以下有九卿。九卿全属宰相，有时亦分属三公。照理应该都是政府的政务官，但顾名思义，实际上只能说汉代九卿只是皇帝的家务官。太常是管宗庙的，常是尝字声借，指祭祀言。光禄勋是大门房，勋把阍字声借，管门户与侍卫的。卫尉是武装侍卫。太仆是车夫头，管舆马与出行的。廷尉是司法官，但在这一行列中，只能说是皇家之私法庭。大鸿胪是管交际宾客的。宗正是管皇帝家族和亲戚的。大司农是大账房，少府是小账房。如是则不说他们是皇室的家务官是什么呢？然而全国一切行政，却又分配到他们职掌，如学校教育归太常，工程建筑归少府之类，可见那时的政府，究竟不脱封建气味。皇帝化家为国，宰相是皇帝管家，因而兼管到全国政务。九卿是皇帝家务官，因而也兼管到全国政务之各部门。我们只看汉代九卿职名，便知那时政府初由皇室中渐渐蜕化的痕迹。

    但到唐代便不同了，九卿变成了九寺，寺是衙门名称，全成为闲职，全国政务尽隶尚书省，省亦衙门之名称。分六部：一吏部、二户部、三礼部、四兵部、五刑部、六工部。照名义论，那些全是政府的政务官，再不与皇室私务相关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绝大的演变。这一演变，正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在努力把政府与皇室划分的一个大趋势。这一趋势，正可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并非建立在王权专制上的一大见证。

    唐代的尚书省，绝似近代西方的内阁与行政院，这是管理全国行政部门的最高机关。唐代尚书六部的规模，直到清代末年，大体上没有变。唐代制度，在下有科举制，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尚书省，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在唐玄宗时，又曾写定了一部《唐六典》，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留下的一部最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整个中央政府以及尚书六部一切行政，大体都包括在这书里，亦大体为后代所遵守。从世界历史论，这也是一部最古最伟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了。那时全国一切政务，都集中到尚书省，上面的命令，也全由尚书省分发执行。尚书省在唐代是合署办公的，全省一首长即尚书令，两次长为左右仆射，各分领三部，左仆射领吏、户、礼、右仆射领兵、刑、工。尚书省建筑，成一三合形。左廊十二司，吏、户、礼各四司。右廊十二司，兵、刑、工各四司。正中向南是总办公厅即都堂。上午各部长官在总办公厅集合办公，下午各归本部本司。但尚书省只管行政，没有最高出令权。最高出令权在中书省，审核在门下省。三省同为政府最高中枢，除非尚书省长官或次长获得出席政事堂兼衔，在当时不算是宰相。

    直到宋代，尚书省规模还是极庞大。据宋人笔记，那时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有一百六十个办公桌，办公吏员计有一千零四十三人。某年五六两月，文书统计达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神宗时建造尚书新省，凡三千一百余间。都省在前，总五百四十二间。其后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间，厨房也占一百间。唐代的尚书省，则有四千楹。到明代，尚书分部办公，直辖皇帝权下，不再有首长与总办公处。明太祖亲自独裁，在某月八天之内，便批阅了中外奏劄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中国传统政府里的政务丛脞，即此可想。

    但中国传统政治毕竟总有一规模，一法制。即就传递文书一事说，唐代中央在长安，明代在北京。那时到全国各地交通，全靠驿站。紧要文书限几天到，次要限几天。全国驿站都由兵部管，几百年相传，没有说一件公文可以失时误限的。否则若使各种公文，都可失时误限，试问这样一个大国家，又用何法来处理？近代中国学者，只知道说中国传统政治是由皇帝一人专制黑暗。试问他皇帝一人，如何来专制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即在政治技术上，也值得我们细心研究。不能尽骂中国人从来是奴性，不遇到西洋人，老不懂革命，便尽由那皇帝一人来放肆专制了。

    七

    但我并不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有利而无弊。目下人类知识，也尚未能发展出一个永远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或恐人类知识，会永不能发展出一个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来。科举制度固是唐以下传统政治一最重要的奠基石，但在考试技术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争论与改变，而终于到明中叶以后，仍不免有八股文出现。这可说在最近几百年内的学术与人才方面，投下了最大的毒菌，此事人人能说，不烦再论。

    君权相权不断摩擦，东汉与北宋，相权被其属下群臣所抑，流祸已甚深。及明、清两代废去宰相，更与传统精神相违背。这亦己在上文提到。现在且撇开不谈人事上那些愚昧与波折，让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本质上的几个缺点吧。

    第一，是它太注重于职权分配之细密化。好处在人人有职，每一职有它的独立性与相互间的平衡性，因此造成政治上之长期稳定。而其缺点，则使政事不能活泼推进，易于停顿而麻痹化。

    第二，是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此层与前弊相引而起。全国在同一制度之规定下，往往长期维持到一百两百年。此固不能不说是政治上一种的成功，但遇应兴应革，总不能大刀阔斧，彻底改进，而仅求修补弥缝，逐渐趋于敷衍文饰虚伪而腐化，终于到达不可收拾之境界。

    职分与法制，本就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于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至于西方政治，乃从工商都市中心与各自分别的小地面上建立发展，根本与中国不同。因此他们的政治传统，特别重在掌政者重人较过于重法，重权较过于重职。于是较利于动进，而较不利于安定。两者之间，本是各就所适，而亦各有利弊。西方在十七八世纪，忽然接触到东方，一时对中国政治大生钦羡，刻意推尊效法，康熙在当时居然成为西方政治理想中的模范皇帝。但他们终于能在合适于他们自己历史的线索中寻出头绪，自成条贯，产生出近代西方的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英国从中国学去了文官考试制度，但他们能把它配合在他们自己体系的政党政治下而融洽无忤，这是一件极值得我们反省的教训。

    中国自晚清以下，亦极端羡慕西方的分权制与法治精神，却不知中国传统政治的大毛病，正在过分注重此等分权与法治。晚清末期，中国要效法西方创行选举代议制，应该改变传统演变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而中国近代政治积弊，则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值，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又认为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这一根本精神差了，于是从西方所抄袭的，只得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这一现象众所周见，而其病根所在，则始终无人能指出。

    近代中国人一面羡慕西方历史里的革命，一面则又羡慕西方近代政治里的政党。但中国历史，既很少有像西洋式之革命，而政党之在中国，也永远受人指摘，总没有好发展。当知政党政治，重多数轻少数，实在是重法不重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分划，重法不重人。人人有职可循，有道可守，用不到结党。政治之最高层，仍当在创法立法者。较下层，则乃为守法护法者。故曰：“上无道规，下无法守。”可见中国传统政治道在上法在下，非可以惟道而无法。太史公《史记》谓：“申韩之学源于老庄”。申韩乃法家，而庄老道家则主无为，是则申韩尚法，其本乃在无为，史公之意诚为深远矣。又言：“君子群而不党。”东汉党锢，唐代朋党，北宋新旧党争，此等在中国，皆以召致衰颓，不足法。

    若论西方政府，在先并无像中国般详明的职权划分与法制细规之建立，政治变动性太大，遂产生近代政党政治之要求。西方政党政治，最先乃由政府要求人民纳税漫无准则而引起。但在中国，自秦到清，一向有规定的税目与税额，而收税职权汉代交与大司农与户部，连皇帝宰相也不得轻加改动。往往沿袭数百年，要等朝代变了，始有一次大更订。那样的守法相因，自然用不到时时召集多数人来讨论了。只有汉武帝当时，因推行盐铁政策，他死后，对此政策，政府曾召集民间代表和政府双方讨论过，但此是偶然事，非经常事。即遇政府无端增税，或税制改革，在政府内部，便易引起争端，但仍只凭法制争，非凭多数争。即算是多数意见，亦常是多数在争持此法制。中国传统政治里尊重法制的观念，已成为历史上一种惰性。累积一二千年，遗传到中国人不知不觉的意识之最深层。我们须能因势利导，病在哪里，即针对病处下药。今天硬要由革命来痛快铲除一切，再痛快建立一切，牺牲了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无论是太看重守法，或太看重变法，一样是太看重了法，实际还是中国的传统病在作梗。

    当知制度因人而立，也该随人事而活化，彻底改革，与一成不变，同样不可能。若真要彻底改革，实无异要把历史一刀切断，此种奇迹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我们的政治理想，也不该希望有违反人性的奇迹来完成，因于彻底改革之不可能，于是专对旧的咒诅愤慨，一切痛骂，此乃意气，非理智。用意气来创造新政治，也决不是理想的政治。而不幸最近中国政党，则多在要求彻底改制更法的盛气下出现。如是则只有革命，却不能有像西方政党雍容揖让，平心商榷的雅度。

    八

    近代中国人尤所最醉心者，厥推近代西方政治上之主权论，即政府主权谁属，一切主权在民众的理论。在西方，首先是由民众选举代表来监督政府，继之则由民众代表中之多数党来实际地掌握政权，组织政府。这一演变在西方，也有他们一段很长的过程，并非一蹴即几。但在中国传统政治里，则很早便另走了一条路，一向注意政府责任何在，它的职权该如何分配，及选拔何等人来担当此责任。却不注意到它最后主权在谁的理论上。因此中国社会，一向也只注意如何培养出一辈参加到政府中去，而能尽职胜任的人才，却不教人如何争取政权。因政权在中国传统政治里早已开放了，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制上的规定条件与标准，都可进入政府。整个政府，即由此等人组成。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革命后的社会民众，并不曾有一种积极兴趣来监视政府。其受传统文化陶冶较深的知识分子，还都想束身自好，在期待状态下准备献身于政治。这些在其内心肯自动作负责准备的，但多失败了。受传统文化陶冶较浅的人，反而较易于接受新潮流，他们投入政党，全部积极兴趣，转移在如何争攫政权上，却没有如何负责的内心准备。此在西方，并不成为是毛病。因在西方，政府与民众，本来是敌体，不断由民众中间跑出人来，争持政权是我们的，他们结着党来监督政府，至少好使政府不敢不负责。在中国，传统心理上，政府与民众是上下一体的。民众中间，本来不断有人去参加进政府了，问题是在如何尽职与胜任。

    现在则整个理论，及政治体制都变了，但历史惰性依然存在。一辈富于外倾性格的人，竞求跃登政治舞台，而偏于内倾性格者则陆续淘汰。理论上精神上都成了外倾型的政治，应该有一个超政府的外在力量来监视而控制它，而实际上则并无此力量，于是中国政治遂急速腐化，即不负责任，而这一种腐化，又在一种恶化姿态即争取政权中表出。所谓革命与组党，全只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却并未触及政治的本质。中国的外倾政治，则只是抄袭肤浅，老在如何活动上注意，而且仍还是全从社会中层阶级知识分子中一辈接受传统文化陶冶较浅，而富于外倾性格者来活动。此一活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在理论上，他们说是对民众负责，为民众服务。而民众本身，并不曾密切注视他们，来强迫他们真的负责与服务。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要一辈从事政治活动者，先在其内心具有一种自动负责服务的道德修养，而现在则付之缺如。中国传统政治在制度本身，本也有要政府自身能自动负责服务的一套措施与法规，现在则又全认为黑暗陈旧而被忽视被弃置。于是那辈乘机攫取政权的人，在此真空圈中，陷入权力欲与财富欲之无限发展，而政治遂愈变愈混乱。这固是新旧过渡中，很难避免之一阶程。然其主要责任，则仍应由此辈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从事政治或接近政治者负担。而他们却转移论锋，认为是社会民众之不率职。譬如一店主雇用店员，疏于防范，店员营私舞弊，却回头骂店主无能。营私舞弊者是店员，诟厉谴责店主无能者也是那些店员。若使那些人不先洗净他们营私舞弊的内在动机，而仍由他们指挥店主，试问那无能的店主，如何会忽然有能力来裁判这一批店员呢？

    在近代中国，能巨眼先瞩，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衔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他的三民主义，实能采纳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趋势，而使其会归一致。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政治上之权能分职，最能撷取中国传统政治如我所谓信托政权的内在精神，而发挥出它的真意义。在西方所倡三权分立的理论下，再加添中国传统考试监察两权，使在政府内部自身，有一套能为社会自动负责之法制，而一面又减轻了近代西方政治之对立性与外倾性，把来符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在他理想中，哪一个权能分职的五权政府，实不与社会相对立，而与社会为一体，依然是一种信托政权，而酌取了西方契约政权之长处来补偏救弊。而在新政初期，又设有一段训政时期，为到达其理想新政权之过渡。大体上，在他总是有意参酌中外古今而自创一新格，惜乎他的意见与理想，不易为国人所接受。人人只把一套自己所懂得于外国的来衡量，来批评，则孙先生的主张，既不合英美，又不合苏联，亦不合德意，将见为一无是处。无怪他要特别申说知难之叹了。

    推敲孙先生政治意见的最大用心处，实与中国传统政治精义无大差违。他只把社会最下层的民众，来正式替换了以往最上层的皇室。从前是希望政府时时尊重民意，现在则民意已有自己确切表达之机构与机会。而一面仍承认政府与民众之一体，而偏重到政权与民权之划分。只求如何能使贤者在职，能者在位，而已在职位者，则求其能畅遂表达他的贤与能，而不受不必需要的牵制。又在政府自身，则仍注重其内在职权之分配与平衡，而不失其稳定性。这一种稳定性，实与一较广大的国家，而又有较长久的历史传统性者，为较更适合。能稳定并不比能动进一定坏，此当斟酌国情，自求所适。此一理想，自然并不即是完满无缺，尽可容国人之继续研求与修改。但他的大体意见，则不失为已给中国将来新政治出路一较浑括的指示。比较完全抹杀中国自己传统，只知在外国现成政制中择一而从的态度，总已是高出万倍。

    我们也可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还是较偏于内倾型的，以其注意到国情。而目下其他意见，无论是主张英美民权自由，与主张苏俄共产极权，都是外倾型的，以其目光只在向外看，而没有肯回头一看我们自己的。我们当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并不是确经试验而失败了。他的那番理想与意见，实从未在中国试验过，而且也未经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细心考虑与研索过。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若说孙中山失败了，他是失败在一面是个政治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革命的领导者，终不免因为领导实际革命之需要，而损害及其思想与理论之纯洁与超越性。又失败在他的党徒只知追随孙中山革命与组党，没有能进一步来了解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他仅知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政治理论与政治形式来组党与革命的，他们的精神实力，自然更未曾用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上，而只用在如何组党与如何革命上。于是西方政治的主权论，一到中国，却变成了权力论。革命与组党，只注重在如何凭借权力而活动。若论政治本质，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张空白，待向外国去套板印刷。始终是用外国的理论，来打破自己的现实。现实重重破坏，而外国理论则始终安放不妥贴。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在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纵使这些意见与理想，并不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也仍还有留待国人继续研求与实行试验之价值。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二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

    （一九五○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卷十一、十二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