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清两代考试内容，均重经义，而又以朱子一家言为准。因诗赋只论工拙，较近客观，经义要讲是非，是非转无标准，不得不择定一家言，以为是非之准则。既择定了一家言，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则录取标准又难定。于是于《四书》义中，演变出八股文。其实八股文犹如唐人之律诗。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客观取舍之标准，此亦一种不得已。至于八股流害，晚明人早已痛切论之。顾亭林至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然清代仍沿袭不改。但若谓政府有意用八股文来斲丧人才，此则系属晚清衰世如龚定庵等之过激偏言。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若论经义祸始，应追溯到王荆公。然荆公用意实甚正大，即此一端，可见评论一项制度之利弊得失，求能公允，其事极难。而创制立法，更须谨慎。又贵后人随时纠补。制度既难十全十美，更不当长期泥守。此非有一番精力，不能贯注。否则三千年前出一周公，制礼作乐，后人尽可墨守，何须再有新的政治家？
明初开国，亦颇曾注意整顿学校，然终是官学衰，私学盛。私家讲学，自不免有时与政府相冲突。张居正为相，严刻压制，此乃张居正不识大体。此后东林讲学，激成党祸，人才凋落，国运亦尽。政府专仗考试取士，而与学校书院为敌，安得不败。然明代亦尚有较好之新制度，可与考试制度配合，即为进士入翰林制，明、清两代都从此制下培养出不少人才。学校培养人才，在应考之前。翰林院培养人才，则在应考及第之后。此制值得一追溯。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常有一派学宫，（此学官二字，并非指如后代之教谕训导而言。）专掌学术图籍，不问实际行政，而政府对此项学官，亦能尊重其自由之地位，仅从旁扶植，不直接干预。此在春秋时有史官。战国以下，私家讲学大兴，政府网罗在野学者，设博士官。秦代博士官，其实略如唐初之翰林院，杂流并汇，政府普加供养，并不搀入政府之态度与意见，来抑此而伸彼。李斯焚书，始对博士官加以一番澄清淘汰。及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政府对学术界之态度与意见，更趋鲜明。
然中国政府本身与西方传统大有不同。西方近代一面有宗教超然于政治之外，其社会意识，又常抱一种不信任政府时时欲加以监督之意态，此可谓之契约性的政权。中国则自来并无与政治对立之宗教，社会对政府又常抱一种尊崇心理，圣君贤相，常为中国社会上一种普遍希望，因此中国政权，乃是信托式的，而非契约式的。与西方社会传统意态大异。政府既接受了社会此种好意，亦必常站在自己谦抑地位，尊师重道，看重社会学术自由。政府所主持者乃制度，非学术。制度必尊重学术意见，而非学术随制度迁转。若政府掌握了学术是非之最高权衡，则在中国社会中，更无一项可与政府职权相抗衡之力量，此种趋势，必滋甚大之流弊。因此政府对学术界，最好能常抱一种中立之态度，一任民间自由发展，否则必遭社会之反抗。此种反抗，实有其维系世道最重要之作用。
汉武帝时代之五经博士，即是政府对学术表示非中立态度之措施。不久即生反动，汉儒经学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今文即是政府官学，古文则为民间私学。其实今文经学未必全不是，古文经学未必全是。然而东汉末年朝廷所设十四博士之今文经学，几乎全部失传，而郑康成遂以民间私学，古文学派，成为孔子以后之第一大儒。魏、晋、南北朝，佛学入中国，宗教与政府相对立，政府所主持者仍是制度，学术最高权威，则落入僧寺。唐人考试尚诗赋，诗赋仅论声律工拙，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种中立性的，并不表示政府对学术是非之从违。宋代王荆公改以经义取士，则显然又要由政府来主持学术，走上中国历史卑政尊学趋向之大逆流，而翕然为社会推敬者，依然是程、朱私学，朱子遂成为郑康成以下之第一大儒。及元、明以朱子《四书》义取士，阳明讲《大学》，根据古本，即与朱义对立。此后清代两百六十年考据之学，无非与朝廷功令尊宋尊朱相抗。然《四书》义演成八股，则经术其名，时艺其实，朝廷取士标准，依然在文艺，不在义理，仍不失为是一种中立性的。此就考试项目言。
至论学官，则魏、晋、南北朝、隋、唐皆有。大体如文学编纂图籍校理之类。政府只设立闲职，对学人加以供养，恣其优游，不限以涂辙，不绳其趣诣。唐代有翰林院，最先只是艺能杂流，内廷供奉。此后遂变成专掌内命，一时有内相之号。宋代翰林学士掌制诰，侍从备顾问。又有经筵官，则为帝王师傅。又有所谓馆阁清选，亦称馆职。此皆在我所称之为学官之列。大抵集古今图书，优其廪，不责以吏事，政府藉此储才养望，为培植后起政治人才打算。明代之翰林院，连史官经筵官均并入，又有詹事府主教导太子，与翰林院侍讲侍读同为王室之导师。翰林责任，大体如修书视草，议礼制乐，备顾问，论荐人才，都是清职，并不有实权负实责。明代始规定进士一甲及第入翰林，二甲三甲为庶吉士，亦隶翰林院，须受翰林前辈之教习。学成，再正式转入翰林院。其他亦得美擢。清代沿袭此制，用意在使进士及第者，得一回翔蓄势之余地。使之接近政府，而不实际负政治责任。使之从容问学，而亦无一定之绳尺与规律。明、清两代，在此制度下出了许多名臣大儒，或为国家重用，或偏向学术上努力。即如曾国藩，初成进士，其时殆仅通时艺。看其家书报道，可以想见其为进士在京师时，一段如何进修成学之经过。此种环境与空气，皆由翰林院与庶吉士制度中酿出。
汉代是先经地方政府历练，再加以察举。唐代是礼部试及第后，颇多就地方官辟署，必待吏部试再及第，始获正式入仕。大抵汉、唐两代，都有实际政事历练，与考试制度相副。宋代以下进士，在先未有政治历练，一及第即释褐，失却汉、唐美意。故明、清两代有此补救。若使明、清两代仅仗科举，更无翰詹为养才之地，则八股时艺，如何能得真才？而更须注意者，明、清两代之翰林院，仍系中立性的，并不似汉代博士，限于学术功令。考试只是遴才，翰林进士只在养才，政府职权仍在制度一边，并未侵犯学术之内容。此层为查考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演变中一绝应注意之节目，故在此稍详申说。
考试制度演变到清代，愈趋严密。自宋以来，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元明沿袭未改。万历时，曾有人主张，春试改三月，原因是二月重裘，易于怀挟。当时经人驳斥，终未改期。但到清代，真改春试在三月了。一说是天暖不须呵冻，但另一因，却是人穿单夹，可无怀挟。其他如截角、登蓝榜、弥封、编号、硃卷、誊录、锁院、出题、阅卷，种种关防，全像在防奸，不像在求贤。清初几次科场案，大批骈戮，大批充军，更是史所未有。而到中叶以后，进士入翰林，专重小楷，更属无聊。道光以下，提倡废八股废考试的呼声，屡起不绝，此一制度绝对须变，自无疑问。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
（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中国因此制度，政府乃经由全国各地所选拔之贤才共同组织，此乃一种直接民权，乃一种由社会直接参加政府之权。与近代西方由政党操政，方法不同，其为开放政权则一。
（二）是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
（三）是促进政治统一。自汉以来直到清末，无论选举考试，永远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永远得平均参加政府。自宋代规定三岁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而边区远陬，更易有观摩，有刺激，促进其文化学术追随向上之新活力。
即举此三端荦荦大者，已可见此制度之重要性。至其实施方面，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