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概与综括

    知识必附随于对象而起，对象变，则求知的心习与方法亦当随而变。知识对象，大体可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类。或分为物质与生命两大类。生物学在第一分类应归入自然，与人文不同。在第二分类，则与人文同列，而与物质不同。若把一切知识作一简单之序列，从自然到人文，最先应为数学与几何，即最抽象的象数之学。其次为物理与化学，再次为天文与地质，这些全是无生命的物质。其次为生物，再其次为人文学。人文学中再可细分各部门，自成一序列。

    象数之学有一特征，即为最抽象最不具体的，因此也为最可推演的。二加二为四，一个三角形之三个角，等于两直角。这些不烦一一证验，一处如此，到处皆然，一时如此，时时皆然。若使火星上有人类，他们也发明数学与几何，势必仍是如此。因此易于使人想像其为先经验而存在的，此亦谓之先天，乃是谓其不烦人类之一一再经验。这些知识最可推概，推一可以概万。人类习熟于此等知识，便喜运用演绎。但这些只限于象数之学的范围，物理学化学便不尽然。物理与化学也建筑在抽象的形式上，也可用象与数的公式来推演。但已有了实质，已有了内容，已逐渐的具体化了。天文与地质，则更具体，更有内容，推概的范围便须更缩小。如以气象言，你根据大西洋东岸的气象，并不能推测到大西洋之西岸，你根据北极圈附近的气象，并不能推测到赤道附近。你发掘这一处的地层，并不能推测到另一处。你须将种种天文地质的具体事象归纳分类，再从这些分类中籀出一般综括的知识，然后再根据这些知识来推概你所不知的。其实象数之学原始形态也如此，你先把两个加两个，知道它等于四个，然后再把另一种两个加两个来证验其是否成四个。不过象数之学绝无例外，因此一推不烦再推，此项知识可以无限伸展，伸展到你经验之外，而绝对地可信。你把杠杆起重，把水分为氢二氧一，这些也如此，一验不须再验。此等知识，因其不烦多经验，因其不再为新经验所摇动，因而觉得其可靠，觉得其有客观之存在，觉得像是绝对地成立而无所依赖，觉得像是一种自明之真理。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明天太阳从东方出，但你绝不能说千万世以后永远有太阳从东方出。天地变了，太阳可以不再从东方出。但若另一天地中亦有数学，你仍可想像他们那个世界的数学，仍是二加二等于四。原来象数之学，本是一种静定的学问。何以能静定，因你把一切具体的抽象化了，制成一形式，并无内容存在，自然可以静定。若你把具体内容加进，便立刻会发生变动。一滴水加进两滴水，那里是三滴？两根正在燃烧着的火柴，再加上两根，一并燃烧，一忽儿一根也不见，那里是四根？树上三只鸟，一枪打死了一只，哪里能还留两只呢？有些物理学和天文学，也不过应用那些象数学的法门，把具体的抽象化，将内容摆除开，变成纯形式的，好据此推概，而也适当我们所需要之应用，遂成其为今日举世震惊的自然科学。其实近代自然科学已有不少运用了综括的知识，归纳法的重视，近代自然科学也不能自外。但到底抽象重于具体，重量过于重质，推概重于综括，演绎重于归纳，人类还是想慕那些超经验的客观的自明真理，而象数之学还是今日一切自然科学之主要骨干。

    再说到生物学，这已在自然物质中间添进了生命。生命与无生命的区别，直到如今，没有人说得清。至少生命是有经验的，物质则只有变动，不好说有经验。东风吹到西风，上水流到下水，只是变动，也还只是一种形式，不能说风与水在变动中有它自身内部的经验。生物如最低级的原形虫阿米巴，稍高级的如一丛鲜苔、一根草，你不能说它绝没有一种觉知，你便不能说它绝没有一种经验。生命愈演进，生命的内部经验愈鲜明，愈复杂，愈微妙，于是遂从物质界里发展出精神界。物质界一切变化是纯形式的，生命界的一切变化，则在形式里面赋以内容，即是变化中附随有经验。经验之累积，便成其为精神界。试问对于这一界的知识，如何可以仍用纯形式的，无内容的，超经验的象数之学一类的静定的格套来驾驭，来推概。我们对于生物学的知识，只有把一切生物的一切现象，只要能知道的，全部罗列，做成各种分类，排成各种序列，来解释，来想像，来透进其内部而从事于再经验。这只是一种综括性的盖然的知识，决不能造成推概性的必然的理论。

    生命中有人类，人类生活演进而有历史与文化。所谓人文学的一切知识，更须综括，更只能获得一种大体势的盖然性的想像和解释。而且人文学也不比生物学，每一类别中，复有极大的个性差异，有显著的标准性与领导性的优级个性之存在。譬如你研究政治，在政治经验里，便有不少具有标准性领导性的优异人物。譬如你研究宗教，在宗教经验里也有不少具有标准性领导性的优异人物。在每一类别中，又有不少的类别。你如何再能留恋在那些无内容无经验，而纯形式的空洞的，像象数之学一类抽象的硬性推概的必然定理，来想把握到人事之万变的盖然的活动知识呢？

    西方人对抽象的象数之学，很早就发生兴趣。柏拉图的学园，大书不通几何学者勿入吾门。后来中世纪的神学，近代自然科学都不论。即如他们的哲学，也几乎全站在某一点上向前作直线的推论，逻辑的必然性的超经验的演绎，无限向前。宇宙论形而上学占了绝大篇幅。留着很少的地位落到人生论，以为如此般地便可以笼罩人生。直要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始算是正式在人文学上用心思。然而他是用哲学来讲历史，仍不是用历史来创哲学。他的有名的辩证法，依然是一套像数学的抽象精神在里面作骨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从人文学直接引出行动，而有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套运用科学精神的革命。如实言之，是运用一套自然科学精神来在人文社会中革命。先从某一点上直线推演出一套理论，再从这一套理论上用革命手段来求其实现。凡与这一条直线的理论不相适合的一切排除。自然科学家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全用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便是一番大胆的假设。革命过程中严格的规定路线，统一理论，清算反动思想，统制革命步调，便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小心求证的一套工夫。无奈是把自然科学侵入了人文界。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一套实验，不妨有失败，失败了可以再实验。若把这一套精神运用到人文界，则人类文化前途，受福的分数到底敌不住受祸的分数更多些。

    中国人一向在自然科学方面比较像是落后了，但其心习与其求知的方法，似乎与人文科学较为接近，较为合适。他们尊重经验，爱把一点一点的经验综括起来，不肯专从某一点经验上甚至某一个概念上来建立系统，更不敢用一条直线式的演绎来作出逻辑的必然定论。只在每一点经验上有限地放大，做成一小圆形的盖然的推说。点与点之间，常留松动与推移之余地。不轻易想把那些一点一点的经验在某一理论下严密地组织。理论决不远离了经验向前跑。不轻易使理论组织化与系统化。他们的理论只是默识心通，不是言辩的往前直推。他们爱用活的看法，深入一物之内里，来作一番同情的再经验。他们常看重优异的个别性，看重其领导性与标准性，因此不爱作形式上的类别，重质而不重量。常爱作一浑整的全体看，不爱分割，不尚偏锋。物质虽属自然，却易用人力来改造。精神虽属人文，却须从自然中培养。西方人偏重自然，因此常爱用理想来创建人文。东方人看重人文，因此常爱用同情来护惜自然。心习不同，求知的方法亦不同，因此双方的文化成绩也不同。近代在西方人领导下，人文知识落后，已与自然科学的前进知识脱节。如何融会贯通，我们东方人也该尽一些责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