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三讲，第一第二讲道理与性命，乃从抽象的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述说中国思想里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三讲德行，则承续第二讲，从人生原理具体落实下来讲到人生之实践。今天轮到第四讲，我的题目是“气运”二字。此讲承续第一讲，从宇宙原理具体落实到人生实践时所发生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换言之，前两讲是抽象的来讲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后两讲是具体的来讲人生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会合此四讲，我希望能描述出中国思想一个大概的轮廓。

    一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尤其在时代黑暗，社会动乱，乃及个人遭遇不幸、困难、挫折、失败时，总喜欢说到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两观念，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柢固的立足点。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普遍流传到全社会，深人人心，而有其坚厚的外围，与其深微的内涵的，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想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该涵有两要义。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为相似了。若不相似，应该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乃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因此亦常以“气”“质”连言。

    试问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

    此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来，只有两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分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俗语则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俗语称之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只在气之流动处分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包有“正”“反”两面，道可么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着。

    气既是极微相似，必积而成变。所谓变，只是变出许多的不相似。那些不相似，则由所积之数量来。所以我们说气数，此数字即指数量。气之聚，积到某种数量便可发生变。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过程则称化。如就气候言，一年四季，从春到夏，而秋，而冬，这是变。但变以渐，不以骤。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乃是开春以来，一天一天地在变，但其变甚微，看不出有变。我们该等待着，春天不会立刻忽然地变成了夏天，只是一天天微微地在变。此种变，我们则称之为化。等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便忽然间变了。到那时，则早不是春天，而已是夏天了。

    再以火候来说，如火煮米，不会即刻便熟的。但究在哪一时米忽然煮熟了的呢？这不能专指定某一时而言。还是积微成著，热量从很小的数字积起，我们仍得等候。锅中米虽不立刻熟，但实一秒一秒钟在变，惟此等变，极微不易觉，像是没有变，故只称为化。但烧到一定的火候时，生米便变成了熟饭。

    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化。

    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什么分别。盈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万物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质变，其实尽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

    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他变到某一阶段，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间理直，便觉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到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

    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待其变到某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到风气已转移了。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懂得究竟风气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懂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

    二

    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到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有时那一套打扮正盛行着，好像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似的。但转瞬间不行了，正为那一套打扮，才使她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这一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得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又是谁在转移这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可怕的，忽而变成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近乎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予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

    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大群众竟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其实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著，最先决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决不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步，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呀！

    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数，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此一二人，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时行的打扮，或许在她觉得不称身。她求配合她的本身美，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为改换过。但她这一改换，却给人以新鲜的刺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立刻起来模仿她的，也一定和她具有同样的本身美，同样感到流行的时装，和她有些配不合，她才有兴趣来模仿此新装。在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地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地流行了。

    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人开始。而此少数一二人，本质必然是一个美人，惟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益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但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别人见此新装，便觉得美，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本身的几分丑了吗？但更久了，大家竟相模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而且具有本质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着，丑的人也穿着。丑人穿的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着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掩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损害。她们中，有些不甘随俗趋时，同流合污，于是想别出心裁，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种种条件来自行设计，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而她的新装遂因此时行了。

    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试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决不会有新装。若闺房静女，纵在城市，即有新装，也不会很快地风行。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代名女人等，她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动人注意。这些大场合，我们则称之曰“势”。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势，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势。而此所谓势者，其实则仍是数。因此气势也即是气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孤芳自赏，则决不会成风气。

    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时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作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其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异人出，燕瘦环肥，各擅胜场。如当肥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中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发展。瘦的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决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作平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气。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其实天下人又何尝真知美之所以为美呢？西施捧心而颦，东施也捧心而颦，颦的风气即由是而形成。但尽人皆颦，则愈见颦之丑，于是颦的风气也不得不转移。果子熟了要烂，花开足了要谢，人老了要衰，风气成为俗尚了，则不得不变。惟风气必从少数人开始，此少数人开创风气，必从此少数人之各别的个性出发。天下多美妇人，但个性不同，美的条件不同。占优势的登高而呼，一呼百应，就成风气。但她也必得能呼。尽在高处，不能呼，还是没影响。能呼是她的本质美，占高处便有势。总之，风气之开创与转移，必起始于少数，并且决定于少数之个性。因此，必尊重个性，培养个性，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

    中国人常称时代，又称时势。当知此一时，彼一时，彼一时必然会来代替这一时，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则有一个势。中国人又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此两语并没有大分别。凡属英雄，必能造时势，而英雄也必为时势所造成。但若转就时势论，也如此。尽有了时势，没有英雄，仍不成。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

    再就艺术风尚言，如几十年来平剧旦角中有梅派，有程派。正因梅兰芳、程艳秋两人个性不同，嗓子不同，于是腔调韵味各不同，因此在旦角中形成了两派。但梅也好，程也好，也都在他们所占形势好。当知有好嗓子，能自成一派的，同时决不限于梅与程，但梅、程能在北平与上海，便得了势，他们拥有环境熏染，拥有大众欣赏，这些都是数。大家捧，不还是数吗？然则在平剧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的，不学梅，便学程，新腔渐渐变成了俗调，等待一时期，再有一位个性与梅、程不同的新角色出来．那时便有新腔调，便有新花样，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

    三

    以上都是些人人能晓的话，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想，决然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般讲过的。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孔子的话，记载在上，中所讲，在以前，并非先有一部讲过了。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讲。只是在他当身，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纵在以前绝未有人如此般讲过，但他内心感到非如此讲不可。他讲了，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着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

    风气之成必挟着一个势，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决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代又不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与孔子有不同。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禽滑厘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那一套。墨学得势了，成名了，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接着又来庄周、荀卿与老子，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一条路线。直从孔子到韩非，三百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着一个，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地变化吗？那也是风气。

    学术思想，决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地变，变得比女子服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秦时代不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两百六十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律则在转动。

    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必然有其恒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此种具有永恒价值之本质美，内在美，又必早已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出。即如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瞻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他一面是挽风气，救风气，一面是开风气，辟风气。其发掘愈深，则影响衣被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映即显，随照即明。

    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知，而且招来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景从。如是积渐逐步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始可获得多数人之同喻共晓。但到那时，早已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思想针对现实，继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树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彩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已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彩也不如他发越。如是递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趋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而风气已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

    所以少数者的事业，本是为着多数而始有其价值与意义。但一到多数参加，此一事业之价值与意义，也随而变质了，仍待后起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关于学术思想，正为多数参加，其事不易，故此项风气，可以维持稍久。而如女子服装之类，多数参加得快，风气改变得也快。

    四

    再就宗教言，姑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当知祖师开山，不是件容易事。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是占一名山，其间尽有艰难，尽有步骤。其先是无人迹，无道路，所谓丛林，则真是一丛林。从丛林中来开山，也决不是大批人手集合着，一起来可以弹指即现的。其先只是孤零零一人，一峭岩古壁，一茅团。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地在此住下来。附近人则全是些樵夫牧童，穷坞荒砦，他们逐渐知道有这人了，又为他这一番大志愿大决心所惊动，所感召，渐渐集合，凑一些钱来供养他，乃始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涌现。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此后又逐渐风声播扩，信徒来集者日多。或有高足大德追随他，继承他，积甚深岁月，才始有美轮美矣、金碧辉煌之一境，把这无人烟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这是所谓的开山。

    但我们该注意，那开山祖师，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庙可供他住下，来过他安定而舒服的生活。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开山？当知在深山穷谷开辟大寺庙，不是件简单事。他当初依靠些什么，能把那庙宇建筑起？至少在他当时，是具有一段宏愿，经历一番苦行，而那些事，渐渐给后来人忘了。后来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庙，千百僧众集合在那里，香火旺盛，满山生色。但此大寺庙，到那时，却已渐渐走上了衰运。若使另有一位抱大宏愿，能大苦行的大和尚，终于会对此金碧辉煌的大建筑，香烟缭绕的大梵宇，不感兴趣，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开辟。这些话，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话，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和尚，所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史迹之概括叙述。

    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讲。大雄宝殿的建筑，是非常伟大的，在此建筑前面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依常情测，必然是建殿在前，栽树在后。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百年以上，才苍翠像一个样子，才配得上此雄伟之大殿。一开始，稚松幼柏，是配不上此大殿巍峨的。但在创殿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已估计到百年后。当知他相择地形，来此开山，在他胸中，早有了几百年估量。但到殿前松柏苍翠，与此一片金碧相称时，那创殿人早巳圆寂，藏骨僧塔了。

    我有一次在西安偶游一古寺，大雄宝殿已快倾圮了，金碧剥落，全不成样子。殿前两裸古柏，一棵仍茂翠，大概总在百年上下吧！另一棵已枯死。寺里当家是一俗和尚，在那死柏坎穴种一棵夹竹桃。我想此和尚心中，全不作三年五年以外的打算，那大殿是不计划再兴修了，至少他无此信心，无此毅力。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可见花开，眼前得享受。他胸中气量如此短，他估计数字如此小，那寺庙由他当家，真是气数已尽了。

    如此想来，名刹古寺，即就其山水形势气象看，那开山的祖师，早已一口气吞下几百年变化。几百年人事沧桑，逃不出他一眼的估量。我们上殿烧香，并不必要礼拜那些泥菩萨，却该礼拜此开山造庙人。当知此开山造庙人之值得礼拜，在其当时那一番雄心毅力，慧眼真修，岂不确然是一个活菩萨？至于在大雄宝殿上那几尊泥塑木雕的飞金菩萨，那只是此开山造庙人之化身而已。若无开山造庙人，试问那些菩萨哪里去泥上金碧，显出威灵来。

    五

    让我们再从宗教上的开山祖师，转换论题来讲政治上的开国气象吧。开国更不比开山，即就近代史举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为何不去考秀才，中举人，考进士，中状元？有着现成大庙不住，他偏去五岳进香，历尽千辛万苦，做一行脚僧。他立志要造一所大庙，到今天，大雄宝殿还没有完工，殿前松柏还没有长成，一切配合不起，所以他临死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作呀！但若国家有了规模，社会渐渐郅治升平，那时的政府像样了，功名在此，富贵亦在此，于是大家都想享福，凑热闹，那政府也就渐渐腐化，快垮台了，于是另有人再来做行脚僧。飞金涂碧的菩萨不再有威灵，另一批泥塑木雕的新佛，又在另一大雄宝殿里显威灵。世界各国的历史，民族兴衰，社会治乱，都逃不出此一套。世运永远是如此。积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势到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几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形，而变质，而开新。中国人则一句话说它是“气数”。

    我们先得能看破此世界，识透此世界，才能来运转此世界，改造此世界。我们得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着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看不见处开始。祖师开山，不是顷刻弹指可以涌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他自己努力不够，待他徒子徒孙继续地努力，只从极微处极小处努力。气数未到得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到了，忽然地新局面创始了。你若问，此新局面是何时创始的，那却很难说。你须懂得气数二字之内涵义，去慢慢地寻究思量了。但若气数完了，则一切没办法，只有另开始。譬如花儿谢了，果儿烂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便只有如此，更没有办法了。

    上面所讲的气数，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消极话。但一些没志气无力量的人，也喜欢借此说法来自慰。古书里一部《周易》，宋儒邵康节，用数理来作种种推算。现社会一切命理推算，还是全部运用着。亦可说中国民族对历史有特别爱好，对历史演进，对人事变化，也特别有他们一套深微的看法。因之气数未到，会促之使它到。气数将尽，会续之使不尽。惊天动地，旋乾转坤的大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时时遇到，中国人则只称之曰“气数”。这两字，如非深究中国历史人物传统的思想与行为，很难把握其真义。

    六

    现在继续讲命运。中国人讲气，必连讲数。因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动的，但它须等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量，然后能发生大变化大作用。命是指的一种局面，较大而较固定，故讲命必兼讲运，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而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了，化解了。而中国人讲气数，又必连带讲命运。这里面，斟酌配合，铢两权衡，必更迭互看活看，才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来。

    中国社会迷信爱讲命，命指八字言，八又字配合是一大格局，这一格局便注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但命的过程里还有运，五年一小运，十年一大运，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因此好命可以有坏运，坏命可以有好运，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

    让我们回忆上次性命一讲，人性本由天命来，由儒家演化出阴阳家，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种种迷信之根苗。他们说，人的性格有多样，天的性格亦如是。如春天，乃青帝当令，他性好生。冬天，黑帝当令，他性好杀。因此春天来了，众生竞发，冬天来了，大地肃杀。天上有青、黄、赤、白、黑五帝，更迭当令，由此配合上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又配合上地上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行与祸福。这一派的思想，流传在中国全社会极深人，极普遍，极活跃，极得势，我们也该得注意。

    此派所谓五行，其实只是五种性。他们把宇宙万物，概括分类，指出五种各别的性格，而举金、木、水、火、土五者作代表。既是五性，又称五德，但何以又说五行呢？因中国古人认为，异性格相处，有相生，亦有相胜相克。因此任何一种性格，有时得势，有时不得势。得势了，可以引生出另一种性格来。同时又可克制下另一种性格。被克制的失势了，但被引生的得势，那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格永远在相生相克，交替迭代，变动不居，而到底仍会循着一环，回复到本原的态势上来。如木德当令，金克木，木德衰，金德旺。但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如是则术德又当令了。又如木德当令，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是一循环，木德又得势，又当令了。此所谓五德终始。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是阴阳一阖一辟。细分之，是五行相克相生。书中所谓时为帝，即是此意。主宰天地的也在变，有时木德为帝，有时则火德为帝了。此乃一大原则，但辗转引申，便造成种种避忌一与迷信的说法来。

    本来阴阳五行之说，主要在讲宇宙的大动向，循此落实到人生界，于是有世运，有国运。而循次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家族与大人物，于是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而更次递降，则每一人呱呱坠地，便有人来替他算八字，排行运了。那些则就不可为凭了。又由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如西周都丰镐，东周迁洛邑。前汉都长安，后汉迁洛阳。建都形势，有关国运兴衰。而循此递降，如上述祖师开山，某一山的气象形势，风景云物，山水向背，交通脉络，这在此一寺宇之几百年盛衰气运，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但再次递降，到某一家宅，一坟墓，甚至一门户，一桌椅之位里形势，吉凶休咎，便又不足为凭了。

    宋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儒家说法。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所能主持转移此大气运者，则在其方寸之地之一心。此方寸之地之一心，何以有此力量？则因有某一种学养而致然。此一种学养，往古圣人已创辟端倪，待我们来发扬光大。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若专讲气数命运，两眼只向外看，回头忘失了此心，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当知由天道讲，性本于命。由人道讲，则命本于性。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又当知，由天道讲，则数生于气。由人道讲，则气转于数。因此积微成著，由集义可以养浩然之气，由一二人之心，可以主宰世运，代天行道了。

    现在让我们姑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若论命，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长生好命，后福无穷的。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厄运。此厄运则交在中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但论运，指遭遇言。论命，指格局言。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大格局。当知天下无运不成命，无命也不成运。当前的大危机，则在大家都太注重在目前的行运上，而忽忘了本身的八字大格局。你自己八字忘了，下面的一步运，谁也无法来推算。

    七

    现在我再将气运二字，联结来谈一谈。当知气由积而运，气虽极微，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

    气如何积？运如何转？其机括在于以气召气，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又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和顺积中而华英外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气与气相感召，由极微处开始，而可以扭转大世运。但正因为气极微而能动，又易于互相感召，所以少数能转动了多数。但一到多数势长，淹没了少数，此少数人便失却其主宰与斡旋之势，而气运又另向反面转。若我们认以少数转动多数者为一种斡旋，为一种逆转，则由多数来淹没少数者乃一种堕退，乃一种顺转。堕退是一种随顺，为阴柔之气，斡旋是一种健进，为阳刚之气。但物极必反，贞下可以起元，而亢阳必然有悔。如是则一阴一阳，运转不已。天道无终极，而人道也永不能懈怠。所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已。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末衰世，他决然预知天之未将丧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犹忆我童时读，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今欧洲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智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里。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夭，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规律、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哪里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即如上述，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余地。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然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耳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各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耳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人于死局呀。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籀绎出几条大原则，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