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达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是在准备军事行动。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

    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我把我所看见的情景对这位局长描述了一番。他简略地答道：“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因为在那里难免发生骚乱。而当我看到人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那些马一定会踩着人。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

    “你不能这样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发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诉你，人们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来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点，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达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人们到处差不多象是发疯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骚动都应当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扰，我将极为痛心和惊讶。我不能为阿姆里察负责，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对于维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帮助。但是他们不让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们就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要他们保持平静，接着我就向他告别。群众大会是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的。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我便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舒亚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

    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