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进一步描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要把我的活动引起了群众注意以后的情况都加以描述，显然不是这几章所能办到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需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样自动地向我提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叙述不合作运动的故事吧。当阿里弟兄所鼓动起来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贤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讨论了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他们都同意，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决议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通宵。最初，已故的哈钦·萨希布对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动是否行得通，颇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赞助对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紧跟着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反对者的初步意见是说，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说这种限制只能应用于退后的运动；但是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只要这样做之后自己负责，我认为凡有助于上级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获得许可再进行。会上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很热烈，讨论时的气氛充满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诸表决时，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所以能够得到通过，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的帮助不小。

    后者为大会的主席，他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决议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