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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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万里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计词人七十家，凡得词一千五百余首，除一小部分（如《稼轩词》丁集）之外，都是毛晋、王鹏运、江标、朱孝臧、吴昌绶诸家汇刻词集所未收的。他自序说：“汇刻宋人乐章，以长沙《百家词》开始，至余此编乃告一段落。”这话不是自夸，乃是很平实的估计。他给宋、金、元词整理出这许多的新史料来，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都应该对他表示深厚的感谢和敬礼。

    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简单说来，有这几点：第一，辑佚书的方法，清朝学者用在各种方面，收效都极大。但词集的方面，王鹏运、朱孝臧诸人都不曾充分试用过；有时偶尔用它，如四印斋的《漱玉集》，又都苟简不细密。到万里先生才大规模地采用辑佚的方法来辑已散佚的词集。他这书的成绩，便是这方法有效的铁证。

    第二，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大唐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万里先生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源，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烦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第三，辑佚书的来源不同，文字上也往往有异同。万里先生此书把每首词的各本异文都一一注出，这是校书的常法，而在文学史料上这种方法的功用最大，因为文学作品里一个字的推敲都不可轻易放过。即如此书第一首词——宋祁的《好事近》——的上半首，各本作：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

    《阳春白雪》本只换了四个字，便全不同了：睡起玉屏空，莺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罗薄。

    从文义上看来，《阳春白雪》本远胜于各本。在这种地方，虽有许多本子之相同，不可抹煞一个孤本的独异。异文的可贵正在此。

    第四，此书于可疑的词，都列为附录，详加考校，功力最勤。试举《漱玉词》作例。《漱玉词》的散佚，是文学史上的绝大憾事，所以后人追思易安居士的文采，往往旁搜博采，总想越多越好。王鹏运说：“吉光片羽，虽界在似是，亦足珍也。”其实辑佚书所贵在于存真，不在求多。万里先生重辑《漱玉词》，所收只有四十三首，余十七首列入附录。他所收的，也许还有一两首可删的；但他所删的是决无可疑的。

    第五，向来王、朱诸刻都不加句读，此书略采前人词谱之例，用点表逗顿，用圈表韵脚，都可为读者增加不少便利，节省不少精力。

    以上略述此书的贡献，但此书亦有一二可以讨论之点。此书所收词人，除了极少数之外，多是普通读者向来不大认得的。万里先生既做了这一番辑逸钩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他若能给每位词人各撰一篇短传，使我们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实，师友渊源，时代关系，以及各人所作其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还有一点也可以讨论。词与曲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解答。万里先生所收的词，有一些词调是元人各种乐府选本，如《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都收入的。既可以收《黑漆弩》，何以不可以收《清江引》、《耍孩儿》等等？朱孝臧先生既可以收史浩的大曲，万里先生也可以收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何以不可以收金、元人的套数？既可以收刘敏中、卢疏斋，何以不可以收贯酸斋、马东篱等等？在文学演变史上，词即是前一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山谷、少游都曾作俚俗的曲子；此书中的晁元礼《闲斋琴趣》，曹组的俳词，与金、元曲子有何种类上的分别呢？万里先生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见的书极多，何不更进一步，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用同样辑佚的方法，校辑金、元人的曲子，合成一部《金宋元人乐府总集》呢？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私愿，不知万里先生可有这兴致么？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