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管子》

    其一

    胡适曰：《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前人多疑其为战国时人所伪托者，其说散见诸书。今摭拾群言，辅以臆说，作《读〈管子〉》。

    《管子·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则书非仲所自作可知。仲之死在周襄王八年（前644），而《形势解》篇称三王五伯，五伯最后死者楚庄（死于定王十六年，当前591），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之亡犹存。吴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前472），去仲之死，已百七十年。《七臣七主》篇称楚王好小腰，及吴王好剑。吴王盖阖庐，死于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细腰者乃楚灵王，死于景王十六年（前529），去仲尼之死，亦已百余年矣。然则《管子》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战国以前人所作也。

    此说也，不独证之书中史事而信，即就书中学说言之，其证据乃益确凿不可摧陷。《立政》篇云：“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弭兵之说，春秋时已有所闻，至于兼爱，则墨翟以前，未之闻也。且《立政九败解》篇说兼爱之旨曰：“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疑脱一其字）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此明引《墨子》之事矣（参观《墨子》兼爱诸篇）。又可知是书之作，在《墨子》以后也《立政》篇又攻全生之说。今按《立政九败解》说全生之道，乃大类杨朱之说。墨子之弟子有及见杨朱者，杨朱盖后于墨子云）。

    书中《版法》、《幼官》、《轻重戊己》诸篇，皆阴阳家之言。、《枢言》、《九守》诸篇，论按实立名修名责实，则名家之言。其称法治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此全袭慎子之言，而颠倒之，以欺人耳。其称以有刑至无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此则纯然韩非所谓“道”也。盖周末学术至于韩非之时，而调和之势已成。韩非者，韩人，承申不害之余绪，又为儒家荀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学，于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其时治此调和之学者，当不止韩非一人。著《管子》者，疑即其中一人（或数人），盖与韩非同时，或先后之。观本书篇目次第及行文体势，皆最近《吕览》、《韩非子》，可知也。

    其书托于管仲，而其言则纯然道家之旨，故其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然其所谓“道”，固不同老子之所谓“道”，乃韩非之徒之所谓“道”，而亦司马谈之所谓“道”也。谈之言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法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管子》之所以得列于道家欤！

    其二顷见梁任公先生所著《管子》（《中国六大政治家》之第一编）中有一节云：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仲自作。虽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诸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余已耳！（第4 页）

    胡适曰：梁先生盖持两说：一据《史记》之言，以证《管子》之非全出于后人之依托；一则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齐人衍管子绪余者所为。

    梁先生博学多识，素所钦仰。然此两说，则殊非下走所敢苟同。谨贡所疑，以质诸明达。

    第一，鄙意《史记》之言，殊不可据为定论。即如《史记·庄周列传》，谓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今此三篇之中，其《渔父》、《盗跖》则自宋以来，久为注庄者所屏弃。《胠箧》一篇，文特畅健，后人多不敢斥为伪托；然篇中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至王建凡十二世，而齐亡于秦（据《史记》则自田成子至王建仅得十世耳。今据纪年正之）。

    然则《胠箧》之篇，盖秦汉间人，掇拾老子唾余而作，无可疑也。今若以太史公尝见《管子》《牧民》诸篇，又谓其著书世多有之，而遂谓《管子》真为仲所自作，则太史公尝称庄周之《渔父》、《盗跖》、《胠箧》矣，岂可遽谓此三篇果庄子所作耶？

    史公之时，去战国已远，藏书未尽出世，其已献之书，亦真伪互见。当时人士无历史观，不知别假于真，则囫囵受之，概谓之古书而已。太史公父子又非诸子学专家，子长之论述先秦学术，尤多肤浅之见。以墨家造诣之深，影响之大，而《史记》之传墨子仅寥寥二十四字而已，则其疏漏可知（鄙意太史公父子皆未见《墨子》之书，司马谈所称墨学，盖得之韩非耳食而已）。

    故《史记》之于先秦诸子，其所称引，间有文学之兴趣，而未足为考古者之根据也。

    第二，至于以《管子》为齐稷下诸生衍管子绪余之作，则不独无所征信，亦悖于历史进化之迹已。盖学术思想之进化，自有一定不易之阶级可寻，决无躐等之理。春秋战国时人，虽多称道管子霸业者，然绝无称述其学识者。

    则管子初不以学说著述称于世，而今所传《管子》之非春秋战国时人所尝见，可知也。《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乃周末数百年时势所造，思潮所趋，而决非五霸时所能发生者也。此数百年间之政治学说，由老子之无为主义，一变而为孔子之正名主义，再变而为墨子之尚同主义，三变乃入刑名主义与势治主义、礼治主义三家鼎峙之时代。其后墨学日衰，逮夫战国末年，仅儒、道两家，中分中国。儒家言礼治。礼治者，周旋于人治、法治之间，故其言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家则专言法治。法治者，无为主义之少子也。其说兼采刑名及势治两说之长，而其最后之期望，意中之郅治，乃在不言之教，无为之治。王荆公曰：“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其有毂辐也（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谓空虚之处）。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老子论》）荆公之论，精辟无伦（晋人裴頠《崇有论》亦洞见此旨，其说见八十三卷）。盖周末学者深知无为之治非可以无为致之，故《管子》曰：“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又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违其命，民不敢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禁藏篇》）

    夫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则无为之治矣！然此学说之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子产作刑书也，晋叔向犹怪而讥之。然则任法以为政，在管仲死后百余年，贤如叔向，犹诧为创见；然谓法治之学说（“法治”与“法治主义”

    是截然两事，如古代巴比伦人，谓之有法之则可，谓之有法治学说则不可也），已昌明于管子生时，数百年后，稷下诸生衍其“余绪”，犹可成《管子》之书，此岂非大昧于学术思想进化之迹者乎！

    一九一六年四月八日

    一九一六年六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