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清炒一盘楼花
冯唐
如果权衡物欲，衣食住行和美女，除了美女，我最在意房子。
衣服，我最喜欢裤头、老头衫和拖鞋，舒服，省钱，掩盖身体缺陷，披挂这身打扮在夏末秋初的北京游荡，是人生最大的“不亦快哉”。如果没有美女和老朋友在，好食物的唯一标准是快，麦当劳大叔和狗不理是我的最爱。至于车，SUV是小鸡鸡男人的形象补偿，我的梦幻车型是长安奥拓都市贝贝，停车太方便了。还是房子需要投入，建得好了，可以躲进去，关门拉窗帘，面壁点炮，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我对房子的喜爱，也是我老妈的遗传。她是纯种蒙古人，有蒙古名字，会说蒙古话，心脏没搭桥之前，一顿饭，一个人能喝一瓶套马杆酒。我老妈对两种事物的反映总是非常一致：看见长相俊美的动物植物，总是说，拿回家炖炖吃了。看见风景清幽的山山水水，总是说，占一块地方盖个房子。记忆中每次他们单位分房子，我老妈都奋勇争先。七六年地震，政府鼓励民众自发建地震棚子，我老妈盖了三个，方圆五里，规模最大结构最精巧。后来政府勒令拆除，我老妈就是不从，双腿叉开，左手叉腰，右手把持一把九齿钉耙，矗立在以三个地震棚子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看哪个不知死的敢动。
当我老妈知道我在香港租房，立即电告：看看能不能买，租房便宜了房东，买房能留给子孙。股票是套人钱的，现金存银行，银行也能倒闭，真缺钱的时候，古董论斤卖都可能卖不出去，还是房子好，留给子孙收租金。我老妈没学过金融，不懂投资组合管理和流动性分析，但是分析得都在点上。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街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象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好处之一，紧凑。在香港岛上，随便挑个地方，出门走路十分钟之内，吃喝嫖赌抽，洗衣取钱买报纸交电话费、宽带费都能办了，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北京的皇气王道造成居住的不便，长安街有五十多米宽，即使是横穿马路到对面买个酱油，走路十分钟也不够。
好处之二，丰富。从上环到中环到湾仔，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你要吃哪国的东西，都能找到地道的馆子，日本串烧南蛮亭，川菜满江红，还有名字我不认得的黎巴嫩菜馆和摩洛哥菜馆。你要看哪国的书刊杂志，基本都能买到，中环的两个三联书店不比北京和上海的小，PAGE ONE有当期的 hi-Fi，大业文物书店里，因为有台湾、香港本地以及海外的出版物，文物书的种类比北京文物书店以及琉璃厂海王屯邃雅斋还多得多。湾仔电脑城和时代广场的电脑、PDA、和音响器材，新货上架飞快。日本货上市比日本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美国市场早三个月，美国货上市比美国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日本市场早三个月。如果想暂时离开闹市，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爬太平山。山保护得很好，之于香港就好象中央公园之于纽约。反方向走路十分钟，就是海，海边有干净的椅子，基本上没有摆摊看手相的假和尚，摆摊套圈射击的三轮车，摆摊卖发光塑料手镯的小姑娘。
好处之三，成熟。总体印象，这是个诚实而有效率的城市，从政府到小民，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地方脏了，有人打扫，流程不顺，政府调整。上海和北京即使在硬件上能在十年内赶上，我不指望，软件上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赶上。香港市民们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实用知识和技术技能，头脑简单地挣钱，头脑简单地休息，象佛经里说的，饿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们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两类，有钱的和没钱的。他们衷心地给所有他们认为有钱的人最为友善的态度。出于职业训练，他们也尽量给他们认为没有钱的人尽量友善的态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简单。上海人把人类分为四类，外国白人，外国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钱，他们都有种不给好脸色。多数城市的人，没有上海人复杂，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牛逼和傻逼，再比如韩国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男人和女人。
东西虽好，还要看价钱。香港地方不错，但是楼价吓人。即使现在的楼价已经普遍比最高点跌了一半，类似的地段比较类似的地段，香港的楼价还是高出北京、上海五到八倍。
认识一个在某大投资银行做地产行业分析的大姐大，剃着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戴着瞿秋白式的黑边眼镜，香港本地人，连续几年被评为地产分析的第一人，在香港十多年，一尺房子都没买。认识她的人说，如果她今天在香港买了房子，第二天香港的楼市就会涨百分之十。我问她，从长远看，比如十年，香港和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合理差价应该是多少。我没做计算，随便掂量一下香港的好处，我的心理预期答案是二到三倍。大姐大想也不想：“如果说十年，至多百分之五十，不应该再多了。”“现在的差价是五到八倍啊！”大姐大想也不想：“北京上海会慢慢涨，香港会跌很多。”
我打电话给老妈，敌人火力太猛，香港楼价太高，强攻有风险，不如先去欧洲看看，比如匈牙利，成吉思汗最强盛的时候，匈牙利也是蒙古人的地盘，可以盖蒙古包和地震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