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林徽音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林杉 本章:我的母亲林徽音

    梁从诫╱口述

    ◇母亲自幼即聪慧且有主见

    母亲原名林徽音,後改名林徽因,其间有一段故事。三十年代,北京有一位女作家,名叫林微音,是写「花边文学」的。与母亲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且「徽」与「微」极相似,常被外界弄错,母亲不高兴,就改名林徽因。

    母亲的童年不太快乐,所以不常谈小时候的事。她生於官宦之家,外祖父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但外祖母是旧式妇女,不识字,又是殷商的女儿,也不會女红和家事,所以得不到外祖父的欢心。但是母亲偏偏生得美丽、活泼、聪慧,深受外祖父及全家的锺爱。尽管如此,却并不能改变外祖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後来外祖母就住进跨院,外祖父再娶,生了好几位子女。

    母亲极爱外祖父,但恨他对外祖母无情;母亲也极爱外祖母,但恨她不争气。那个半封建家庭的人际关系,使她的心灵爱到伤害。可能由於这些事,使母亲长大後很少表现三从四德的温顺,而不断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 母亲在上海和北京时,都在教會女子学校读书,跟外国教员学會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她後来吸取新知、到国外读书和游历,以及结交外国朋友、扩大生活圈子,都很有帮助。

    ◇与徐志摩在伦敦初遇

    我父亲是一位建筑学家。世人多以为我母亲後来也进入建筑领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其实是不对的。母亲读中学时,到一位同学家玩,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正在画图,当时中国没有这个行当,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建筑绘图。画一个图样,为人盖房子,这事使母亲著迷。她後来说,把艺术创造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结合起来,这就是她想做的事。若干年後,她和父亲一同出国学习建筑,不是没有原因的。

    外祖父林长民和祖父梁启超两家是通家之好,母亲很早就认识了梁家的长子、後来成为我父亲的梁思成,那时他刚入清华大学就读,在亲友的眼里,不仅两个年轻人很匹配,而两个家庭,一是司法总长,一是财政总长,更是门当户对。不过两人年纪都轻,两家没有很认真的谈过。

    一九二一年,外祖父在北洋政府受到排挤,被迫「出国考察」,就带著母亲去伦敦。碰到在剑桥读书的徐志摩,徐对母亲一往情深,为她写了很多诗,又从伦敦追回北京。这件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直到现在,还受到大家的谈论。 当时也在伦敦的一位留学生张奚若,是徐志摩的朋友,後来也成为母亲的朋友。他回忆说,徐志摩常邀他去「和林长民先生聊天」。到了林家,稍事周旋後,徐志摩就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对付林长民。起先他颇为不解,後来听到内间谈笑之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徐志摩拿他当幌子,让他缠住林老先生,而徐自己去找林大小姐去了。

    ◇两人是性灵上的友情 而非俗世爱情

    那麼我母亲对徐志摩究竟是个什麼态度呢?母亲是一个性格开朗、对自己诚实的人,她与徐志摩的情感问题,不仅我父亲深切了解,她也从不隐瞒我们姐弟。我可以这样说:她对徐志摩的友谊十分真挚,但绝不是男女之间可论婚嫁之情。

    她在伦敦初见徐志摩,对徐确有好感,甚至可说仰慕他。但她只有十六岁,徐志摩大她八岁,且早与张幼仪结婚。基本上,徐志摩是外祖父林长民的小朋友,不是林徽音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很难解读为爱情。

    母亲曾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她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当年离婚是不得了的事,她怎麼能叫一个男人离婚再跟她结婚,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过。

    母亲还说过,徐志摩爱的不是她,而是一位浪漫诗人想像中的林徽音。至於她自己,她要「对得起」人——她的父母、大夫、子女,甚至也要对得起徐志摩。

    母亲对徐志摩的感情,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伦敦,对他有好感,仰慕。第二阶段是回到北京,两人再见面,母亲可能愈来愈欢喜他。那种欢喜,比一般友谊更深,但仍非外界所想像的爱情关系。这可从两份文件上看出来,一是徐志摩遇难,母亲写的追悼文;另一是为了向凌叔华借阅徐志摩康桥日记事,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两份文件过去一直找不到,现在发现它们,足可证明母亲对徐志摩的真正感情——是性灵上的友情,而非俗世里的爱情。

    要知道,在七十年前的中国,男女朋友间的感情,在有名望的人之间,可不像现在这麼简单,社會舆情压力极大。而母亲以如此坦直的态度写入悼文、告诉胡适,可见她心中没有阴影。如果她确有半点暧昧,她必定避而不谈,以免愈描愈黑。以母亲平常做人的态度,以我们对她的了解,她不是一个會对自己说谎的人。

    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相信市井间流传的故事,认为林徽音对徐志摩态度模稜两可,害得徐单恋多年,最後还为了赶去听她演讲而摔了飞机,言下多少有点责怪林徽音「玩弄」了徐志摩的感情,这实在是一桩冤案,是不懂林徽音个性和为人的说法。大家只要看了上述两份文件,自會有公平的论断。尤其是给胡适的信,最具可信性。胡当时是北京文化圈公认的领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也是梁启超、林长民的朋友和弟子;小胡适十多岁的林徽音,以师友视胡适,一向尊重和信赖他,不會对他言不由衷。

    ◇父母以研究建筑 为终身职志

    我父母的结合,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他们关心同一个事业——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们在一起,除了有爱情的基础,还有共同语言做基础,更宽广的事业前景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音後来是完全理解的;反过来说,林徽音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更谈不到专业上的支持。从中国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梁思成和林徽音才是最好的搭档。 也许我就此可下个结论:如果林徽音当年嫁给了徐志摩,我们顶多只能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因为她嫁给了梁思成,我们不仅有一个文学家的林徽音,还有一个建筑家的林徽音。

    父亲青年时代就有艺术倾向,他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在清华读书时,校刊里面的绘图、漫画,多出自父亲的手笔。祖父本来希望他出国学政治,母亲那时还是他的女朋友,劝他习建筑,於是两人就去美国学建筑。父母同入宾州大学,後来父亲入哈佛、母亲入耶鲁,继续深造。一九二八年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因为姑丈温源宁在那儿任总领事。母亲不愿穿西式白纱礼服,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就设计了一套有「民族形式」带头饰的礼服,受到摄影记者的注意。他们回国後即以研究建筑为终身职志,也以「民族形式」为追求的理想目标。

    父母自美回国,初期在东北,以後在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工作、任教,曾先後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抗日逃难时,别的东西可以丢,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可是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母与费正清夫妇 在美结为至交

    抗日期间,我家多半时间住在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是一个穷困和交通不便的乡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父母亲和他们的同事仍旧勤奋的工作。那时母亲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晚上咳嗽睡不著。没有医生,没有药,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是她仍然强撑著。有一天,他们的老朋友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夫妇来探望他们,看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十分感慨的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於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提到费正清夫妇,就不能不提到母亲与费夫人费慰梅(ilma)的友谊。费正清带著女友慰梅来华留学时,我父母刚从美国回来,两对年轻人立即成为朋友,後来更变成莫逆之交。母亲最欢迎的运动之一,是跟他们一起骑马。回来他们回国,母亲与慰梅书信不断。慰梅并写成《梁思成与林徽音》(Liang and Lin)一书,一九九四年由宾州大学出版。母亲的英文名字叫费丽斯(Phyllis),为了纪念她,我为我女儿也取英文名叫Phyl-lis,我女儿到美国留学,去拜望费慰梅,她竟然不承认我女儿的名字。她说,在她心里,Phyllis就是林徽音,除了她,谁也不能用这个字,可见这两个人交情之深。 我母亲文学上的素养,掩盖了她建筑学上的成就,这是很不公道的。她和我父亲共同做成的调查、研究、论文,专业水准都很高。母亲过世後,父亲曾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好文章,眼睛都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母亲兼具诗人 与艺术家的才情

    有人问我,母亲应该专心文学,还是研究建筑,对她个人更有意义也會更有成就?我认为,在母亲身上,那种诗人的气质,和建筑艺术家的眼光,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她的建筑文章,尤其是早期的这类作品,写得神采飞扬。譬如《平郊建筑杂录》,其中有几篇,就被行家认为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文。建筑除了要有「诗情画意」之外,还要有「建筑意」,这是我母亲最先提出来的主张。 母亲在文学和建筑学两方面都有才华,但从一九四二年就发病,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病逝,只活了五十一岁,她多方面的才能未得发挥,实在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父母亲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从气质上说,母亲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从小就崇拜她,欢喜听她读书,尤欢喜听她读她自己的诗。母亲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野狼这类故事,而是她读到什麼好书,就跟我们讲那本书。当她读米盖朗琪罗传,就给我讲这个大艺术家的故事,并详细描述他在圣彼德大教堂屋顶作画之艰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她看得高兴,就要我们姐弟也看,而且要倒过来讲给他听。我记忆最清楚的,是母亲为我们读古文《唐睢不辱使命》,她读得绘声绘色,唐睢的英雄胆气,秦王的前倨後恭,简直像是一场电影。这些,对我审美能力的培养,关系很大。

    台湾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據说把她演成一个柔弱的女子,那不正确。母亲不是一个少奶奶型的人,也不是传统闺阁型的人,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差不多可叫做「女强人」。但她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一句话:Be yourself。做人不要故意做作,你是什麼样的人,就本分的表现出来。在那时代,她大概是一位「新女性」。她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有意识的要为妇女闯出一片天地。相反的,她对这些颇无好感。她写信给费慰梅说,她写作的动机,是她有真实的感受,有话要说。她也反对所谓的「普罗文学」。母亲有很多文章虽然也是为平民大众讲话,但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母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她自己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也不矫揉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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