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沿天堂圩向道县前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整个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在行进中，红一军团代号“南昌”。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五十公里左右。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1934年初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将红军全歼。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代号“红星”)安全渡过潇水，红一军团决定先敌抢占道县。11月20日，林彪、聂荣臻令红二师奔袭道县。22日，红二师占领道县，中央纵队于此顺利越过潇水。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有二十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

    11月16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方向推进。此时，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刘建绪部还未赶至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正是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但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却迟至11月25日才下达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强渡湘江。

    这时，敌人各路部队均已到位，湘江已被敌人堵得插翅难飞。

    中央军委将渡江地点选在界首与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红一军团的司令部就设在界首的一幢旧房内。红一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奉命前来接防。林彪问：“彭总呢?”

    黄克诚说：“正率三军团主力在灌阳与桂军作战。”

    林彪又问：“中央纵队呢?军委呢?”

    “还未赶到。”黄克诚报告。他看见林彪嘴角动了一下，听见林彪轻声咕哝了一句，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也在湘江北岸布防?”

    林彪拒绝了：“不行。守江先守岸，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江。”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四师行动。红一军团也由界首北移至全州，全力阻击湘敌。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四个师先期占领全州，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11月28日凌晨，一弯明月仍高悬天下，银辉遍地，寒气逼人。连夜赶到觉山的林彪、聂荣臻召集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人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飙和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林彪一下阵地，就问：“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慢?”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30日深夜，月光再度升起。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彻夜未眠。他们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给中央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

    ……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朱德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两小时后，为保证前一命令的完成，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打电报给红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12月1日，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起伏的树林间，尸身狼藉，杀声阵阵。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邱文熙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吃了一惊，连忙放下饭碗。聂荣臻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没看错吧?”

    邱文熙急得直摇头：“你看嘛!”

    聂荣臻顺着他的手势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快撤!”林彪、聂荣臻、左权等赶紧分头向山隘口转移。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雷霆大怒，“妈的，这是拿兵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要追究责任，查一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西城。”作战参谋回答。“西城”是红一师四团的代号。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那泛青的脸冷森森地对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说，“你亲自到四团查明原因，要是他们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执行军法，提着耿飙的头来见我。”

    罗瑞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怒气冲冲地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谁在作战中弯一下腰，也会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留下块很醒目的疤痕，加上说话时严厉的神情，显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好，我相信你一次。”罗瑞卿态度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

    耿飙的警卫员跟罗瑞卿很熟，忙解释，“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三军团和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激战五天五夜，损失惨重。1日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望着满江血水和两岸堆积的红军尸首，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

    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