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使出障眼法，掩护百万大军提前入关。傅作义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

    兵临七朝古都，林彪要强攻，聂荣臻要和谈，一场嘴巴官司引出“北平方式”。

    《最后通谍》突生波澜，“和平将军”致信林彪，称“罪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北平城烽烟再起。林彪杯酒平骚动，五十万国军安然受编。

    林彪结束了辽沈战役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入关，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出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7日，军委又发出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1948年11月的下旬，整个山海关地区的夜晚变得如同白昼一样繁忙。白天，这里西风急吹，关河冷落；夜间，人如流水，车如铁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向华北地区开进，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雄鸡鸣叫以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蒋军的高空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寻觅我军前进的轨迹。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为潜师入关而采取的“昼伏夜走”的行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指示林彪等人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等处之敌》的军事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沈阳紧急召开了入关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分三路入关的计划，“取捷径，夜行晓宿”，“林、罗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罗荣桓作了思想动员报告。

    在当时，“东北籍战士怕入关”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先期入关的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小差。如四纵五天之内逃走五百人，十一纵七天之内溜号六百人。罗荣桓抓住这一动态，要求各纵队在入关之前和入关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右路走冷口，中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

    在东北野战军的总指挥部，林彪笑着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

    “为什么?”刘亚楼不解林彪这句话的意思，问道。

    “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对颇为熟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

    刘亚楼明白了。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这一巧合，林彪没有忽略。

    辽沈战役之后，林彪情绪亢奋，人也显得活跃、和气。离开沈阳前，他命令沈阳各大报纸和电台逐日刊登和广播林彪等人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大肆渲染，藉以迷惑蒋介石。这一着果然见效，一周后，当林彪已经抵达北平前线指挥作战时，蒋介石电告傅作义，称“林彪尚在沈阳”。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一路夜行晓宿，风尘仆仆。

    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

    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也很直爽地回答：“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为标志，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在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我军以三万九千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一个月后，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3月下旬入迁北平。根据此前1月15日中央军委的决定，改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奉令先行回北平布置党中央迁驻北平事宜。

    从西柏坡到北平，蜿蜒长达三百多公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的沿途安全警备工作由第四野战军负责。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亲自选定路线，安排布岗、设哨，并派部队控制沿途制高点，从北平郊区到市中心，凡交叉路口和公路两旁四百米内遍设流动

    哨、隐蔽点和便衣人员，并停止一切电报、电话联系。

    3月24日清晨，两百多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路烟尘，从西柏坡出发。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驶进北平，下榻于香山。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军号齐鸣，战旗翻飞。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第一辆敞篷车徐徐从四野方队前驶过，“首长好”的呼声震耳欲聋。

    3月25日，满口湘音、身穿粗呢制服的毛泽东住进了紫禁城。林彪——这个从林家大走出来的山村小主人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目睹北平的一切，林彪心中感慨万分。如果林育南不把他送进浚新小学，如果林育英没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历史正如光阴，不可挽留，也不可逆转。在人生的履历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

    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下榻北京饭店。他有理由自豪。在全军所有野战部队中，四野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实力最强，林彪的年龄也较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为轻。林彪为此十分得意，他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常对人说：“这就叫‘四美具，二难并’。再难、再美、再巧的事也碰到一起来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内，林彪却显得心情抑郁，浓眉不展。一天，林彪突然串到聂荣臻住所来聊天。这使聂荣臻有些意外。林彪个人生活圈子很小，这与他内向拘谨呆板的性格有关。他从不到同僚家串门，从不到部下家作客，从不探视病人。这是他有名的“三不”习惯。

    聂荣臻估计林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没说几句话，林彪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想请你当四野政委。”

    聂荣臻愕然。他不解地问：“怎么?四野不是有罗荣桓吗?”聂荣臻见林彪未吱声，又问：“他要调走了?”

    “不是。”林彪谈话、做报告历来像发电报一样，字斟句酌，简练得使人费解。“他不行。”

    “你是说他身体不行?”聂荣臻猜测道。

    罗荣桓1942年就染上肾病，1947年到莫斯科治疗，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每天工作绝对不得超过三小时。时局多变，国内召唤着罗荣桓。他连两个小时都没休息上，就回国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又趋恶化，动脉硬化，尿血便血，常常晕倒。

    林彪摇摇头。

    “那么，你是说他能力不行?”聂荣臻奇怪地问道。罗荣桓的细心、勤奋和工作能力，全军公认。林彪难道还怀疑这一点吗?

    林彪的浓眉连皱几下，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嗦嗦，婆婆妈妈，绊手绊脚，不适合作我的政委，所以我想请你来代替他。”

    林彪的意思，聂荣臻当然明白。他正色回答道：“四野的政委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比我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平津卫戍司令，工作也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其他干部随你挑。”

    聂荣臻深谙林彪的性情。他给林彪当了六年政委，备尝个中滋味。但他还是不明白：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是怎么触摸了林彪的“逆鳞”?

    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起源于东北战争期间。

    1947年，罗荣桓听说妻子林月琴将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联军总部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要当长就去当一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这位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的老党员愉快地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房子不好找哇!”

    罗荣桓想了想，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一下，惹恼了叶群。

    原来这幢带花园的洋房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花园洋房搬进去了子弟学校，叶群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虽没做声，但他心里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

    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1948年一批干部从苏联回国，途经东北到党中央报到。宣传部提议将其中一位女同志留下，罗荣桓同意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报。叶群却无端怀疑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同这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竟然胆大包天，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这位女同志调走。中央收到罗荣桓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大惑不解，询问是怎么回事。罗荣桓了解原委后，十分生气，委托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时，吓得“卟嗵”一声，向高岗跪地求饶。

    虽然罗荣桓最后宽厚地原谅了叶群，也没将这件事告诉林彪，但叶群心中有鬼，迁怒于人，对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既恨又怕。她时常在林彪面前吹风，说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叶群的枕头风频吹，使林彪对罗荣桓产生了戒备心理。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后来由于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他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布帘把林彪骂的一句“!”隔在了外面。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罗荣桓与彭真在东北并肩战斗近四年，彼此感情很深。罗荣桓即往良乡看望彭真。回到北平，罗荣桓无意中谈起彭真岳母病逝和探望彭真的事，林彪满不高兴，气冲冲地说：“看他做什么?!”使罗荣桓大吃一惊。

    林彪最初进关时，是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一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围攻我，搞‘桃园三结义’。”又说，“他们甚至不叫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了。”毛泽东被林彪缠得无法，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林彪气量小，心胸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常常为了替他挑选助手、同僚而煞费苦心。

    1949年4月，大军南下前夕，罗荣桓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决定他到天津养病，毛泽东托人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罗荣桓一病，四野政委一职暂缺。为此，中央派邓子恢担任四野第二政委。林彪以他独有的不冷不热态度，迎接了新的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