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