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沿海“倭乱”始末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

    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

    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莹（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干部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显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辨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

    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

    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成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长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

    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

    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当然，大明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暮尔小邦，不过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臣闻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

    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些对倭人满心痛恨。

    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他下诏“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

    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

    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忽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

    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

    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寇盗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便，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侯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

    、“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我们仍旧把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锦衣玉食地供养，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都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着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致于“倭寇”

    来势汹汹。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余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

    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却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贸易正式终结。

    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今浙江临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收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个兵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骇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

    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乘方，专杀启衅”

    ，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辩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毋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走私贩掠的大好时光。

    远见卓识的王忬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着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扞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

    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

    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宫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给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侯，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溺死几千人。

    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加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件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淹死数千人。

    明廷闻报，不思筹画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党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派臣去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如果仅派老赵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这位老小子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皆把这些人分来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属下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犄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汇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着，当时“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如下罪名：“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有了老严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

    “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侯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拔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

    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已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不得其死的胡宗宪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由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

    （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皆不买帐。惟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味，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报功时，最终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超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

    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 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一见意气相投，并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单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只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是华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