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困下崇祯帝的自杀选择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阴毛都被剃光的“猪油糕”样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干净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崇祯帝大错之一枉杀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执，固折的性格。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要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帅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大悦。

    陛见后，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你为什么说五年可以恢复辽土？”袁崇焕：“圣心焦劳，我作臣子如此说，聊慰圣心。”许誉卿责斥道：“皇上英明聪颖之君，到期后问你成效，你如何应付？”听此语，袁崇焕自知失言，怃然不乐。

    为了亡羊补牢，免蹈熊廷弼、孙承宗受人掣肘之老路，袁崇焕辞行时向崇祯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指无力约束朝中科道官员对自己诬蔑）。臣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肯定难免，希望陛下为臣作主。”

    崇祯帝满口答应，并赐其尚方宝剑。还应袁崇焕所请，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命祖大寿、赵率教、何可刚等人专受节制，以期克复全辽。

    崇祯二年五月，明廷叙功，加袁崇焕太子少保。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龙此人，本为明军中级都司一类的官员，因援朝鲜而逗留辽东。王化贞巡抚辽东时，毛文龙冒进出兵，袭取后金的镇江（今丹东），报功于王化贞，造成王化贞与熊廷弼相互猜嫌。由于王化贞竭力推举，毛文龙得授总兵，累官至左都督，设军镇于皮岛。皮岛亦称东江岛（朝鲜称椴岛），其北岸八十里开外即后金境地，东北方则是朝鲜本土。明朝之所以重视毛文龙，实则想依恃他牵制后金，保卫朝鲜“友邦”不受后金吞灭。

    但毛文龙本人在皮岛，完全是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他手中号称几十万的“兵员”，其实绝大多数是明朝辽东难民。为了套取兵饷自肥，毛文龙一直向朝廷虚报兵数。所以，册报十五万的精兵，真正能成军的仅有两万人。由于后金势大，明朝与朝鲜陆上往来断绝，只能由海上往来。为此，毛文龙海上设卡，对来往船只索要“税金”，利润丰厚，使得毛文龙及其部下将校一下子发家致富，生活奢靡，俨如帝王。毛文龙本人拥金银财宝无数，美妾九人，侍女如云。有巨财在手，他一日摆宴五、六次，每宴精馔百余品，奢侈无度。

    这还不算，毛文龙不断与后金密谋，想要袭取朝鲜，并为后金攻下山东。由于努尔哈赤突然病死，联系中断，而毛文龙在皮岛的兵民数十万皆靠内地及朝鲜供给，他害怕自己被切断供应，所以暂时未叛。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毛文龙积极派人与后金读判，试图与后金联手，他自己独霸山东、朝鲜，让后金占取山海关。

    由于后金使者到皮岛被明朝中央派去的户部官员发现，毛文龙被迫执送后金使者入京，此举使得皇太极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双方的谈判进程停止下来。

    毛文龙还是吹牛大王。天启五年的镇江之役，虽然只生俘六十多人，杀七十多后金兵，他上报说：“斩虏首五千余颗”；后金派兵追杀毛文龙，他丧兵五百多人，狼狈逃至朝鲜，却上报说自己“一日七战，胜败相当”；天启二年，手中只有四千老弱残兵，毛文龙吹嘘自己有“精兵三十万”；天启三年，他谎报自己提兵由朝鲜深入后金腹地，以一千兵杀后金兵二万人，夺马三千匹。同时，他夸海口，表示说，如果朝廷给自己每岁一百五十万兵饷，他两年即可平灭后金；天启五年，明廷太监王敏阅视皮岛，毛文龙册报兵员十七万，得到饷额六十万；崇祯元年，朝廷派员实地调查兵数，查证能战为兵者仅二万八千人。而且，毛文龙为了虚报战功领赏，往往将被后金人强迫剃发的辽民杀掉，上献首级冒功。所以，连朝鲜人在忍无可忍之际都数落他：“都督（指毛文龙）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后金）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后金人）而谓之六万（首）级，其所奏闻天朝（明廷），无非皆欺惘之言也。”

    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为了加强山海关的正面防守，将旅顺以西划归宁远，旅顺以东划归东江，实际上压缩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辖治范围。同时，袁崇焕把东江饷道从原来的登莱而出改为从宁远而出，这就堵住了毛文龙冒饷的漏洞，同时严打了他在海上的走私贸易。

    袁崇焕对毛文龙冒饷以及潜通后金一事一清二楚，便以阅兵为名，泛海与其相会。当时，袁崇焕并不想杀毛文龙。他与毛文龙欢饮数日，商谈军事，并提出设监司、更营制、杜绝海上走私等主张。毛文龙坚拒不从。于是，袁崇焕暗示他可以“光荣”退休。这位毛大帅大大咧咧回答：“我先前倒想回家退养，但现在朝中大将熟谙辽事的，惟我一人，灭奴（后金）之后，趁朝鲜衰弱，我准备发兵灭其国家。”见毛文龙有割据朝鲜自谋的意思，袁崇焕下定决心要杀他。

    于是，袁崇焕以邀毛文龙在山上观将士射箭为名，把他请到自己帐中，事先设下了埋伏。由于在自己地盘内，毛文龙不疑，率将官兵卒上山。入帐前，其手下士兵均被袁崇焕卫士拒于外面。

    坐定后，袁崇焕首先说道：“毛公海外重寄，为国辛苦，当受我一拜！”宾主交拜；他又向跟随毛文龙入帐的数十亲信将领表示：“君等积劳海外，请也受我一拜，望诸君为国尽力！”众人皆顿首还礼。

    袁崇焕落座，忽然变色，诘问毛文龙为何不服从朝命。毛文龙也气，心想这位袁爷脸变得这么快，不给自己面子，马上高声抗辩。

    袁崇焕起身，厉声责叱，命卫士剥去毛文龙冠带，把他当众缚起。

    毛文龙手下将官人数虽然不少，事出仓猝，皆不敢有所动作。

    毛文龙本人仍旧怒气勃勃，跳脚高叫。袁崇焕站定，手执尚方宝剑，一一历数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数毕其罪状，毛文龙丧魂落魄，哑口无言，只得叩头乞免。

    袁崇焕厉声询其部将：“毛文龙罪状当斩否？”这些人皆被震住，皆惶怖惟惟。

    于是，袁崇焕命人把毛文龙推出帐外，以御赐尚方宝剑立斩其首，宣示其罪。

    “（毛）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袁）崇焕威，无一敢动者。”

    转日，袁崇焕命人取棺厚葬毛文龙，具牲醴拜奠，哭言道：“昨日斩尔，朝廷大法；今日祭尔，僚友私情。”然后，他分毛文龙手下二万八千兵为四协，分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掌管。接着，袁崇焕犒劳军士，尽除毛文龙虐政。

    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至。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百分百可能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附于袁崇焕传后，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寇，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人们可能奇怪，山海关是后金（清军）入寇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怎能绕到蒙古人的地界到达内地的呢。这，还要简述一下蒙古诸部的情况。

    瓦剌的也先被杀后，鞑靼部复起。孛来拥立脱脱不花之子的不麻儿可儿为“可汗”，由于此人当时年少，称之为“小王子”。此后，相沿成习，明人把蒙古部可汗均称为“小王子”。明成化年间（1474年），作为元世祖七世孙的达延汗（《明史》中仍称之为“小王子”）一跃成为蒙古诸部共主，重新统一了蒙古。

    他死后，蒙古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以及漠西的瓦剌蒙古三大部分。

    漠北喀尔喀蒙古由达延汗幼子承继，其有子七人，多受分封，称为外喀尔喀七部。

    漠南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由于东部的察哈尔汗是达延汗长孙博迪之后，所以名义上他是全蒙古的大汗。西部是达延汗第三子的后裔，据有鄂尔多斯。期间，又有土默特的俺答黑马冒出。这些人相互攻杀，最终俺答汗脱颖而出。他西取青海，东并朵颜卫，势盛一时。由于想从经济上得到好处，俺答在隆庆年间（1570年）对明朝称臣，受封为“顺义王”。这样一来，除了每年得到明朝巨额赏赐外，他又可以从互市中得利。俺答还建筑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以吸引汉人定居者。

    察哈尔汗受俺答势力压迫，被逼东迁至辽东西拉木伦河以北，不时骚扰明朝边境。

    传至林丹汗（明人称为“虎墩兔憨”）时，部众强盛一时，相继征服喀剌沁等诸部，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林丹汗自号“四十万蒙古”的主人。

    明末时，蒙古沿边强部有三：察哈尔、喀尔喀（内喀尔喀）以及科尔沁，他们名义上的共主自然是有“黄金家族”血统的察哈尔汗。本来科尔沁诸部一直与女真叶赫部联合攻击努尔哈赤，皆大败不果。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后，科尔沁蒙古首先来附。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击败喀尔喀最强的宰塞，迫使喀尔喀五部听命于已。但这些人“时好时坏”，由于贪图明朝赏金，喀尔喀常常掉头攻袭后金。他们对后金无信，对明朝也无信。王世贞广宁大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诸部违约不至，没有夹攻后金所致。

    西征蒙古诸部的林丹汗日益强大，但对诸部无恩，最终使科尔沁部完全投入后金怀抱，并连兵一处，在龙安塔（今吉林农安）大败林丹汗。林丹汗乃“黄金家族”嫡派子孙，不搀假的元室帝胄。他有勇有智，经地数年经营，雄踞漠南蒙古。可惜的是，既生瑜，何生亮，林丹汗活的不是时候，他准备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时候，后金方兴未艾，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龙父虎子，使得林丹汗在东北遭遇到极大阻力。林丹汗此人智商高，情商低下，血液中流淌的满是铁木真的残暴和自以为是，向蒙古诸部巧取豪夺，咄咄逼人，使得其主领的察哈尔一部不仅没有向诸部催生“大蒙古”的凝聚力，反而形成离心力，使得科尔沁、阿禄等部蒙古纷纷投向后金。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居，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英主”，威胁对方不要攻取广宁，否则将兴兵斗抗。其实，“四十万众蒙古”是个传统的概念性数字，泛指漠南漠北大蒙古，如同中国皇帝自称“华夏之主”、“九州之主”

    一样。努尔哈赤较真，回信中狠狠嘲笑林丹汗一顿，历数他们元朝当初从北京逃窜时的惨状，“揭发”蒙古的“四十万众”早已丧失天几，并讥笑林丹汗不过是个贪图明朝钱财赏银的“无赖”。发信后，努尔哈赤果断出击，一举攻克广宁，林丹汗也未敢报复，远避后金兵锋。皇太极继汗位后，三征林丹汗，万里追击，终于在天聪六年（1632年）秋天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完全击溃，倒霉的汗王本人则远遁至藏地，失去了大本营老窝。一年多后，穷途末路，众叛亲离的林丹汗因发痘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妻囊囊太后与其子额哲穷蹙来降，并携传国玉玺来献（此玉玺号称是传自汉代，不一定是真），漠南蒙古全部臣服于皇太极。

    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宁远锦州等地两次遭受挫败，本来蒙古诸部均有机会翻盘击走女真人，均因为内部分裂，丧失大好机会。喀喇沁三十六部蒙古人受察哈尔蒙古人挤逼，向明朝求助未果，便全体投附了后金。如此，察哈尔部不仅被孤立，明朝蓟镇边外千余里也顿失屏障。正是在蒙古人引导下，皇太极才能深入明朝腹地，他边收降残余的蒙古部落，边扑至北京城下。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骇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国难，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艰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的皇太极施用“反间计”。恰好营中有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个人趁黑坐在这两个先前在城效牧马厂抓获的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

    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才没有当时叛变。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在狱中，袁崇焕做《狱中对月》一诗：

    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

    囹圄中，大英雄更忆亲人，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

    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厚可乐，读书今日反成空。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

    最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大学士钱龙锡减死戌边，劳改十多年。（同为大学士的温体仁受过毛文龙不少好处，他也落井下石非要置袁崇焕以死）。

    袁崇焕一案，天下冤之。但无知的北京市民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出钱买肉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多少年后被一个女真鞑酋当“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是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凌迟袁崇焕——即使蒙冤，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崇祯帝大错之二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弃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上面讲述人民苦状）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天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讲人吃人的惨景）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弭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的盗贼集中原因）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正规官军如果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杀人魔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青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刑侦干警），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只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基本上与时下乘坐公家豪华小轿车之余占用司机为自己开车同时拿交通补贴的行为差不多。过份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由于“闯将”的名号，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

    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

    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与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贼头，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们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

    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

    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应该交待一下的是，当崇祯朝臣尽力剿杀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崇祯四年（1631年），得知明军在大凌河中左千户所（距锦州四十里，今为大凌河镇）加紧筑城的消息，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进，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

    当时，城内仅有一万四千多官兵及一万多平民，守城明将是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由于经过数次攻城挫败，后金已经在战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急于以人肉作为代价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坚持“围城打援”战略方针，在把大凌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同时，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止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内明军奔逸逃出。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队也拥有了自己的“红衣大将军炮”。用于此战的，有这种大炮四十门，威力相当大。如此一来，先前明军在热火器一面倒的优势已经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占据上风。

    明朝派出四万大军来援，结果在锦州东南的长山山口遭受后金截击，恶战之下，明军不支，三十三员将领以及四万精兵被后金全歼。

    即使如此，祖大寿仍旧坚守孤城。几个月后，大凌城内开始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最惨，他们首先被军士当作“军粮”吃掉。

    皇太极也不着急，十拿九稳之下，他派人劝降。由于先前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时尽杀永平、迁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寿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后仍不免于一死。

    皇太极展开攻心战，“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妄杀一人”，并告诉祖大寿乱杀人的阿敏已受幽禁处分（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贝勒”之一，因其威胁到皇太极地位，故借此故被幽囚）。

    思前想后好一阵子，祖大寿暂时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可怪的是，守城诸将，除何可纲以外，这些与后金血战多年的汉子们都愿意随祖大寿投降（明帝杀袁崇焕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冷了这些人的心）。

    为了取信后金，祖大寿等人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双方军将的面，把这位英雄砍头。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

    当晚，祖大寿亲自出城，入皇太极“御营”谒见。诸贝勒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谨。行至帐前，皇太极本人出帐迎接。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在民国初的北京、天津市面上还可见到――两大老爷们见面，拱手打揖后，趁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相抱交头，难看至极，简直在今天人的眼里就是大滑稽。但在当时的女真人眼里，此礼乃见客的最高礼仪。二人入帐后，皇太极亲自斟酒递与祖大寿。

    对方饮毕，也酌酒跪献，表示降服。

    转天，皇太极听信祖大寿建议，命八旗诸将率四千多人着明军服色，跟同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自己相互失散，不果而还。为此，祖大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清人自己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表明这位“太宗”事前诸葛亮的英明）。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带二十名明军前往锦州。

    祖大寿回锦州后，派人至后金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希望皇太极善待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的子侄。皇太极无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率兵回返。十年之后，祖大寿才真正归降皇太极。但他的儿子（一说是其养子）祖可法对后金百分二百的真心孝顺，为皇太极出了无数上好的“坏主意”，他在《贰臣传》中“名位”也远远在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前。

    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邱巡抚上奏崇祯帝。由于边地需要祖大寿这样的勇将，崇祯帝没有下令杀他，下敕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一直不敢入京，皆借故推辞。但观其日后所为，他确实断绝了与后金方面的联系，一心守土，直到锦州大战时才真正降附满清。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初，因愤恨巡抚孙元化征兵渡海，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原先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三人均为辽东人）在登州叛变，乘船率万余兵士及家属在镇江向后金投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待以厚礼，立封孔有德为都元师，耿仲明为总兵官，让二人在朝中与八和硕贝勒共列一队朝见，以示殊宠。同时，明令二人自领所统汉军，具有类似旗主的权利。日后，皇太极称帝，封二人为王爵，专为他们所统汉军设汉军二旗，成为日后汉军八旗的前身。皇太极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一是用汉将统汉兵，这些人熟谙水战，深晓地利，成为满清的鹰犬前驱，二是汉军人旗（以及蒙古八旗）的建立，可以削弱满州八旗旗主这些人的独尊地位，对他们予以牵制，更增加了皇太极一人独大的不二地位。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洋洋而去。

    崇祯帝大错之三轻信农民军投降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贼。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军中“政委”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一半象上面的，一半象《智取威虎山》里面的：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修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平贼经验，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河南全境遭受劫害，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

    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

    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贼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瓦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

    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颖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轰哄而至，杀掉当时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

    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已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者们轮奸（鸡奸）后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看见小宦者们个个捂着屁股双眼哭成鲜桃，非常恼怒。再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在当地，以泄胸中愤恨。

    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几十万人忽来忽去，似蝗虫一般，到哪里就把哪里吃个干净，抢个干净。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出生天，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二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如此大贼头被擒，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

    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杀掠。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只农民军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糜。吃足抢足之后，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皇帝在阴间估计也找不到木头做家俱了）。

    身任总指挥的明廷兵部张凤翼要谋无谋，要胆无胆，虽然手中有尚方宝剑，也调动不了胆战心惊的明军将领，眼巴巴看着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由于皇陵被毁，诸近京县城遭受严重劫掠，兵部尚书张凤翼和总督梁廷栋深知罪责难逃，在崇祯帝派太监要他们项上人头前双双服毒自杀，总算死得舒服些，免去砍颈之痛。

    同年秋，皇太极说话算话，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军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这位绝望的朝鲜爷们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由此，清朝再不用耽心朝鲜反复，又可从这个“大仓库”

    征调无数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崇祯帝大错之四误用杨嗣昌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满清虎视眈眈的危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点不错，内部不安，何谈对付外来异族入侵。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银），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大平闽地的海贼。

    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仅恃郑芝龙，平灭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想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公公到后，身为“中央特派员”，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托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

    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自己大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有个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二千多携“高科技”火器赴任。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桀傲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