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赋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但文采同志似乎又在竭力摆脱这种酸臭架子，想让这风度更接近革命化，像一个有修养的，实际是负责——拿庸俗的说法就是地位高些——的共产党员的样子。据他向人说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或者更高一些，一个大学教授。是什么大学呢，那就不大清楚了，大约只有组织上才了解。当他做教育工作的时候，他表示他过去是一个学教育的；有一阵子他常同一些作家来往，他爱谈文艺的各部门，好像都很精通；现在他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学政治经济的，他曾经在一个大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这类的论文。

    他又博览群书，也喜欢同人谈论这些书籍。有一次他同别人大谈茅盾的和《清明前后》，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困苦的环境及其前途。人家就请教他，为什么茅盾在这两篇作品里同样安置一个那么精明、泼辣的女性，她极端憎恨她的周围，却又不得不像个妓女似的与那些人周旋。他就乱说了一通，还说那正是作者的恋爱观，又说那是最近代的美学思想。听的人都生气了，说他侮辱了茅盾先生。他以为别人要揍他了，才坦然的承认这两本书都没看，只看了的批评文章，《清明前后》的序和一些演出的新闻。

    另外一次，他在一个县委家里吃饭，想找几句话同主人谈谈，他便说：“你的胖胖的脸很像你父亲。”那个主人很奇怪，问：“你见过他老人家么？”他指着墙上挂的一张木刻像说：“这不是你父亲么？你看你的两个眼睛多像他。”不防备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对面的人，忍不住把满嘴的饭菜喷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刘玉厚嘛，你还不认识，同志，亏你还在延安住过。”“刘玉厚的像我看得多了，这个不是的，这真不是你父亲么？”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后来才又自己解嘲说，这张像不知道是谁刻的，一点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好，古元到他家里住过很久的。人家便又指着那木刻下边的署名，他一看却是古元两个字。这一来他没有说的了，便告诉别人，古元这个名字在外国如何出风头，美国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里有个天才的木刻家，古元同志。他认不认识古元，大家都不清楚，但他的确喜欢拜访名人，只要稍微有名的人，仿佛他都认识，或者知道他们的生平；他更喜欢把这种交往让那些没有机会认识这些人的人们，和也没有兴趣打听这些消息的人们知道。

    这都是他过去的事。他在延安住了一年，学习文件，有过很多反省，有些反省也很深刻，并且努力改正了许多不务实际的恶习。他诚心要到群众中去，向老百姓学习。但他去了之后，还是爱发挥些理论，把他那些学问，那些教条，那些道听途说，全搬了出来。有时他也明白，这些不会帮助他接近群众，不过可以暂时吓唬住他们，和得到些尊敬，他便也很自满了。

    这次他用研究中国土地、农村经济等问题的名义，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来了。组织上觉得让他多下来学习锻炼是好的，便要他正式参加工作。可是到了区上之后，区上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谈吐风生，学问渊博，对他非常客气，也就相信了他，要他做了小组长，代表区委会，负责这个二百多人家的村子——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了。

    工作还刚刚在开始，文采同志便意识到有困难，这还不是由于他对村子上工作有什么了解。而使他不愉快的，甚至影响到生理方面去的，是他觉得他还没有在小组中建立起威信。他认为胡立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做做宣传工作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却很骄傲，而杨亮又是一个固执的人。因此，不论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会顾虑到如何能使这两个人佩服他。他并不清楚妇女青年的情形，便分配他们去参加开会，他自己则领导农会，甚至不惜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起草他晚上的发言提纲。这个发言既要包括丰富的内容，又要有精湛的见解，这个发言即使发表在党报上，也将是一篇很堂皇的论文才好。

    老董也被派到里峪去了。里峪离这里三里地，只有五十户人家。区上的意见，那里不另派人去工作，一切由这个小组领导。恰巧里峪住得有老董的哥哥，老董也很愿意去，所以今晚的农会，主要就要靠文采同志主持了。

    到了下午，那两位年轻同志又不知钻到哪儿去了。张裕民来过一次，看见没有什么事，也走了。文采一个人觉得很疲乏，天气又热，他就很无聊的倒在炕上，温习他的发言提纲，一会儿他便睡着了，大约在梦里他还会重复的欣赏着自己的发言提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