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行为表现的科学，其本质的盲目性还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当我们从科学活动中遴选有价值的新东西时，我们也不断发现，活动时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预测性则需要减少。我们愿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期取得投资的效益。华盛顿制订计划的人们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产生了一些新的项目，把那里所有的科研活动都集中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生物医学方面。

    这事还需要想一想。科学活动进行得顶好的时候，就有某种几乎不可驾驭的、生物性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在研究的课题困难而复杂，事实还没有掌握时，困难就更加突出了。科学研究的开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非得等到科学从这片混乱中解脱出来，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在从事研究的实验室中，那些必须加以规划的，是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如果要把科研活动集中化地组织起来，那么首先必须把制度设计得有利于诱发怀疑，庆贺意外。

    另外，科学研究要搞得象个事业，就得把各各不同的个人头脑中孤立的想象力合到一起。但这样的安排更象一场游戏，而不象是有板有眼的事业了。科学上的异峰突起，是由一些突如其来、不知其所以然的奇思逸想和直觉造成的。这些意念和直觉，科学上称之为灵感。

    困难的科学研究，其最为神秘莫测的一面还是其进行的方法。这倒不是指那些日常的例行公事，不是指那些以前谁也不知道把东西如此拼凑起来的拼凑活动，也不是指作一些联系。这些都是操作的方法，是家常便饭，细枝末节。这些活动诚然有趣，但都不如那根本的奥秘那样令人惊异，那奥秘就是：我们毕竟在这样干着，我们是这样非干不可。

    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象科研这样，甚至我眼里的艺术也难与它相比：在科学这宗事业中，从事其中的人如此被卷进去，整个儿地沉浸其中，被驱使着做他们资财、力量所不逮的事。

    工作着的科学家就象按遗传指令行事的动物，似乎是深植于人体中的本能在驱使着他们。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尊严，但还是象动物幼崽一样在作着胡闹的游戏。每当他们接近一个答案，他们都毛发倒竖，汗流浃背，沉浸在自己的肾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抢先抓住答案，就是他们最强的驱力。跟这一驱力相比，什么取食、育儿、保护自己不受自然力的侵害等等，也都不在话下了。

    这种活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却是人类活动中最不孤立的活动。没有什么东西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这样的集体性，这样地互相依赖。一个热门学科就象一个巨大的智慧蚁穴，单个的头脑几乎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头脑群体之中，每个头脑都各自携带着信息攘来挤去，以光的速度交相传递着信息。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象有趋化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脖子后的感受器就立即颤动起来，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集一处，如群雀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景象。混乱的大脑群体似乎杂而无章地凑到一起，象捣乱了蜂房的群蜂，在一片乱纷纷一塌糊涂的活动中，零零碎碎的信息飞扬四散，扯成碎片，崩溃瓦解，被鲸吞蚕食，突然峰回路转，悠然一曲，关于自然界的一条新的真理出现了。

    一句话，科学事业在运行着。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学会一起干的最有力、最富有成果的事情，比耕种，比渔猎，比建造教堂，比赚钱都有效。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我不懂它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活动不可能预先精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脑整齐地一行行排列起来，然后由纸带向它们发出指令。你不能指令每一个头脑，你去干这一件，它去干那一件，然后由一个中心委员会把所有按指令干活的大脑干出的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不，事情不是这样干的。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一般环境安排好。象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这活动有点象侵略，但与其他侵略性行为不同，因为它不以某种破坏为目标。进行之际，这活动外观和感觉都象侵略：冲上去，揭破它，拖出来，抓住，它是我的了！它象一种原始的逐猎，但到头来并没有伤害什么。更有可能，到头来毫无所获，只不过是一声长叹。但这不要紧。如果空气适宜，科学活动在正常运行的话，长叹马上会停止，因为自有一个新问题会嗷嗷大叫，呼唤人们去解决，于是，乱糟糟的活动重又开始，又一次失去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