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阅读这页文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不断把这种印刷媒介转换成你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字来处理和辨识的信号。如果你想把这页内容传真出去，传真机上的扫描仪会绘制出一幅由一条条线组成的精细的图形，并用0和1分别代表有墨迹和没有墨迹的黑和白。这个数字化的图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视扫描仪的精细度而定。但是，无论你的传真机扫描得多么精确，传真件最终也只是原件的复制图像罢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单词，而是像素。

    如果由电脑来诠释这幅图像的内容，就必须经过一个和人阅读时差不多的识别过程：

    先把小块的像素转换成字母，然后再把字母拼成单词，其中还包括了区分字母0和数字0、分辨出文本内容和手写痕迹、搞清咖啡渍和图解的不同，同时还要在充满噪音（扫描和传输过程产生的干扰）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的数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图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现、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各种数据，通常都按“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编成二进制码，再加上一些关于字体和版式的相关数据。传真和ASCII码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媒体。

    CD是“声音的传真”，它是允许我们压缩、纠错并控制音频信号的数字化数据，但它不能体现音乐的结构。例如，要在CD中去掉钢琴的声音、替换歌手，或改变交响乐队中乐器所在的空间位置，就都很困难。8年前，麦克.霍利首先观察到声音传真和结构严谨的音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当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刚刚留校任教。

    他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钢琴家。

    霍利的博士论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别设计的波桑朵菲大钢琴上所作的研究。这架钢琴记录下每个琴褪开始敲击的时间，以及琴槌击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键都电动化，因此，这架钢琴几乎可以毫厘不爽地倒弹一百曲子。这架特殊钢琴就好像一个精心设计的键盘数字转换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贵和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钢琴的结合体。

    日本的雅马哈公司（Yamaha）最近刚刚推出了这种钢琴的廉价机型。

    霍利当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CD上储存超过1小时的音乐。工业上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从红光改为蓝光，这样缩短了波长（h），使存储密度达到原来的4倍。另一种是采用更新的编码技术，因为你的激光唱机用的其实是70年代中期的算法，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更好的声音压缩技术，能比原来至少压缩4倍（而声音的损失度并不增加）。将这两种技术同时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储存16小时的声音。

    有一天，霍利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时的音乐录到一张CD上。我问：“多少小时？”他说：“差不多5000个小时。”我想，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世界音乐出版人协会一定会雇杀手来取霍利的性命，而他从此以后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样，为了逃避杀手永远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请他解释给我听（而且我还和他拉勾，发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现（他找了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作为他实验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得飞快的时候，在波桑朵菲钢琴上发出的声音，1分钟也超不过3个比特。换句话说，测量手指的运动所得到的数据是很低的。这和CD上每秒120万比特的声音速率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储的是手势而非声音的数据，那你就能多存储5000倍的声音，而且也用不着价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钢琴，只要有一台价格更低廉的装有乐器数字界面的钢琴就行了。

    在CD制造业中，每一个曾经研究过音乐光盘容量的人都胆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这个问题当作只是音频领域的问题，就好像传真完全属于图像领域一样。霍利的想法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弹奏的手势就如同乐器数字介面，而且两者都更接近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事实上，乐谱本身是一种更简洁的音乐表现形式（公认分辨率很低，而且不会因为人的诠释而产生表现上的差异）。

    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我们已经穿过了比特的表面而进入到它的内部，发现了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件。这是数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传真机是一大灾难假如25年前，计算机科学界对今天电脑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个预测的话，他们预估的数字可能会高达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这个预测还是正确的。但紧接着，传真机冒了出来。

    传真机是信息风景线上一个明显的污点，等于向后倒退了一大步，所带来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历久不衰。当然，我谴责的对象是一种似乎为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甚至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的电信媒介。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远期代价、短期失误，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传真是日本人的遗产，但不单纯是因为日本人很聪明，能够生产出标准化的、比别家更精良的传真机，就像录像机一样；而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语言和做生意的习惯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还不是通过文件做生意，而是通过声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对面谈生意。有秘书的生意人寥寥无几，商业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亲手写成。相当于打字机的东西看起来更像一部排字机，密密麻麻的铅字模板上有一个电动手臂，要从6多个字中一个个挑出需要的汉字符号。

    汉字的图形性使传真的发明水到渠成。由于当时电脑能识别的日本文字寥寥无几，因此采用传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像英语这种符号式的语言而言，如果考虑到电脑的阅读能力的话，传真简直就是一大灾难了。

    英语只不过使用了26个拉丁字母、10个数字和少量的特殊符号，所以对我们来说，从8个比特的ASCII码角度来考虑通信的问题，就自然得多了。但传真的存在却使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今天大多数的商业信函都是在文字处理器上拟就的，拟好后打印出来，再传真出去。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起草文件时用的完全是电脑可读的形式，而且电脑“读”得简直太好了，以致于事实上我们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写检查程序纠正拼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打印在印有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的信纸上，于是，文件现在完全丧失了数字化的特性。

    然后我们把这张纸拿到传真机前，信纸上的内容被重新数字化，变成图像，信纸原来的质感、颜色、字头等特质经过这一过程而丧失殆尽。这封信被发往一个目的地，也许就是复印机旁的文件筐里。如果你正好是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收信人，你就拿到这张病怏怏的、纤薄的、有时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纸，还得读上面的内容。饶了我吧，这简直就跟把茶叶传过来传过去一样愚蠢。

    即使你的电脑装了传真调制解调器（faxmodem），可以省却打印的步骤，或即使你的传真机用的是打印用纸，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画面，传真仍然不是一种具有智能的媒介。

    因为，你把电脑的阅读能力拒之门外，而唯有借助电脑的阅读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动储存、检索和处理你传来的信息。

    大约6个月以前，好像某人从某个地方传了一件东西给你……说得好像是“如此这般”

    的一件事——这种情况你有几次能想得起来那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但假如这封信是以ASCII码形式传送的，你只需要在电脑数据库中搜寻关于“如此这般”的档案，就可以找到这封信。

    当你传真一个电子数据表（spreads）时，你能够传送的只是它的图像而已。但是如果你采用电子邮递的方式，你等于传了一张可以编辑的电子数据表给收信人，他可以在上面随意操作、提出问题或以他想用的方式来看这张表。

    传真甚至一点也不经济。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传真这页内容，需要花20秒的时间，大约传输了2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电子邮递，不到1/10的比待数就够了：也就是ASCII码和其他的控制符。换句话说，即使你声称毫不在乎电脑的阅读能力，假如在同样的9600波特的传输速率的条件下，计算每比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电子邮递的成本只有传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电子邮递的成本更降为传真的2．5％）。电子邮递急起直追传真和电子邮递的观念都始于大约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发现并出版的一份1863年的手槁《二十世纪的巴黎》中，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写道：“传真电报能将任何的手稿、签名或图示送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使你与2公里以外的人签约。电线通进了每家每户。”

    1883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esternUnion）推出的自动电报就是一种使用加强型电线的、点对点的电子邮递系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多点对多点的电子邮递的普遍使用其实早于传真的普遍使用。60年代中期和晚期，当电子邮递刚刚兴起时，懂电脑的人寥若晨星，因此，也就难怪80年代传真机一出现，就立刻后来居上。传真的好处是容易使用、轻易就可以传送图像、复制原件（包括表格）。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而且直到最近，传真上的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到了电脑无所不在的今天，只要看看一飞冲天的电子邮递使用人口，就知道电子邮递占了压倒的优势。除了数字化的好处之外，和其他媒介相比，电子邮递是一种更具有对话性的媒介。尽管它不是口语的对话，感觉上却更接近于讲话，而不是书写。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电子邮件。稍后我就可以说：“对，我早晨跟某某人谈过了。”虽然那只是电子邮递。在电子邮递讯息频繁往返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拼写错误。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拼写错误特意向一位日本同行道歉，他回答说，不用担心，因为他纠正拼写错误的能力一定高于我所能买到的任何拼写检查软件。还真是那样。

    这种半对话式的新媒体和写信确实截然不同。电子邮递比快递邮局复杂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电子邮递中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套表情符，例如用：）代表笑脸。在下一个千年中，电子邮递很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人际通信媒介，而且在未来15年中，它将与声音通信并驾齐驱，甚或凌驾于声音通信之上。我们大家都将使用电子邮递，前提是我们都要懂得一些数字化礼节。网络礼仪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18世纪奥地利古堡金碧辉煌的舞厅中，数百支蜡烛摇曳的烛光、威尼斯式的镜子和华丽的珠宝，把大厅映照得光彩夺目。400名俊男美女在10人管弦乐队伴奏下，优雅地跳着华尔兹，就好像派拉蒙的电影《一代妖后》或者环球影片公司的《风流寡妇》（theMerryidew）中的场景一样。现在想象一下，场景依然不变，只是其中390位宾客头一天晚上刚学会跳舞，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踏着舞步。这跟现在互联网络上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数的使用者都笨手笨脚。

    今天，互联网络的用户大多是新手，很多人入网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起初，他们会传送大量的讯息给一小群特定的收信人，不仅内容上长篇大论，而且语气急切，仿佛收信人除了尽快给他们回信以外，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更糟的是，通过电子邮递传送文件副本简直易如反掌，而且似乎就跟不花钱一样，对方只要来一个“回车”，就可以在你的电子信箱中塞满你丝毫不感兴趣的万言书。这个简单的动作把电子邮递从个人的对话媒介，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信息倾销。当你是通过窄带信道联网时，情况尤其令人沮丧。

    一位新闻记者受命撰写一篇关于网络新手及他们率性使用网络的报道。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任何警告，就发了一份长达4页的问卷给我和其他人。他的报道真可谓是一幅绝佳的自我写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对记者而言，电子邮递可以成为最好的媒介。电子邮递采访会较少打扰受访者，也能给他们更多的思考余地。我相信全世界许许多多的新闻媒体都会把电子采访当成绝佳的媒介和标准的采访工具——只要记者们能好好学一点数字化的礼节。

    要在互联网络上表现使用电子邮递的礼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只有1200波特，而且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时候，一字不漏地将原信附上（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我认识的网络老手都有这个习惯）。要让电子邮件涵义清楚的办法不少，这可能是其中最懒惰的一个办法。当信件很长或信道很窄时，更是要命。

    另一种极端则更糟糕。例如回信时只答“当然”。什么事情当然啊？

    依我的意见，所有数字化习惯中，最糟糕的就是毫无必要地拷贝，也就是动不动就“cc”（抄送）的习惯。堆积如山的副本令许多企业高级经理人员视上网为畏途。电子副本的一大问题是，由于回信往往也传送给整个抄送名单，因此副本会自我繁衍，变得越来越多。你永远不知道某人是偶尔回信给所有人，还是就愿意这么做或不知道该怎么做。假如有个人正在筹备一个临时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和另外50个人参加，我最不爱看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关这些安排的琐碎讨论。

    “简洁是电子邮件的灵魂”，游吟诗人可能会如是说。星期天也不例外电子邮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具体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和娱乐节奏改变了。渐渐地，每天早9点到晚5点、每周工作5天、每年休假2周，将不再是商业生活的主流步调。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么大的差别。

    有些人会说（尤其是欧洲人和日本人），这真是一大灾难。他们宁愿把工作留在办公室里，不要带回家。人们有远离工作的权利，我当然不会吝惜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随时都被“网罗”，交换条件很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以星期天多回复一些电子邮件，来换取星期一早上的懒觉。既在家中，又在外面有一幅非常好的、现在也很有名的漫画，描写两条狗在互联网络上对话。其中一条狗在电脑上打了一行字给它的同伴：“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它应该再加一条附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十封电子邮件。想想看，假如我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用电子邮递，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迅速地把事情办好。而且当我发信的时候，我把这些信直接传递给许多人，而不是发给某个地址；他们也把讯息传送给我本人，而不是寄给东京某个地方。

    电子邮递可以让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流动性，而且没有人需要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处。保持联网状态的过程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数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特的差别有关，对出差在外的推销员可能影响最大。

    我在旅行的时候，至少设法得到两个能让我和互联网络连上的当地电话号码。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这些网络入口都是非常昂贵的商业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当地的报文系统相连（我在希腊、法国、瑞士和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报文服务系统相连。像斯普林特就在俄罗斯的38个城市都有入口号码，这些号码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我和我的单用户分时系统或作为后备力量的媒体实验室主机相连。一旦与我的分时系统或主机连上，我就在网上了。数字化生活的物理路障要在世界各地都与网络相连堪称一种法术。问题不在于数字化生存，而在于插头是不是配备齐全。欧洲有20种（数一数看）不同的电插头！也许你终于已经习惯了小小的塑料电话插孔，也就是所谓的RJ一11插头，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有175种其他插头。我很自豪所有这些插头中的每一种我至少都拥有一个。因此当我长途巡回旅行时，我的行李箱中1／4的空间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电话插孔和电插头。

    但是即使装备完善，你仍然可能连连碰壁，因为许多饭店及几乎所有的电话亭都无法提供调制解调器的连线端口，这种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声音耦合器附着在电话筒上。这项工作的难易度则要视电话筒上过度设计的程度而定。

    一旦连上线之后，即使是通过最古老的、转盘式的模拟电话交换机，比特也能传回家中，尽管这样有时要求传输系统速度很慢，但纠错能力极强。

    欧洲已经开展了一个全欧插头（Europ1ug）计划，以期开发出能满足下列三大目标的单一电力插头式样：1）样子和目前所有的插头都不同；2）具备目前所有插头的安全性；3）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占经济上的优势（这一点是欧盟独有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插头。当我们的数字化生活逐渐展开之时，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物理路障，而不是电子路障。

    比如说，饭店拿掉了RJ一11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夹，这样一来，你就无法把膝上型电脑的电线插入墙上，这比收取传真接收费还要恶劣。这就是人为破坏数字化的一个例子。

    扎卡特夫妇已经允诺要在将来出版的饭店指南中特别说明这种情况，这样数字一族就可以抵制这类行径卑劣的饭店，另觅佳处来从事他们的数字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