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群佛

    一部中国历史,掌握于理性的时间甚少。以和平、渐进、协商乃至妥协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或王朝的更替,几乎没有先例。情绪化的高度专制和情绪化的高度混乱,互相交替,被中国文人归纳成两个字:“乱”——“治”。无论“乱”或“治”,都离不开暴力。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历史的经验使统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暴力。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历来的动乱尚有果实先自成熟而后落地的自然过程,毛泽东却决心制造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的天国也就在大乱中诞生了。

    有人说:“文革”的爆发只是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对毛泽东来说,打倒政治上的对手是为了否定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和国家机器是他本人创立的。而否定体制也需要同时否定其代表人物。对于刘少奇来说,战与降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他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主帅。风起时,树叶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同一个鲁迅,曾经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己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学校早已停课。我们的反应最初很像英国影片《希望与光荣》中的场面:在被德国飞机炸毁的校园中,孩子们向着硝烟弥漫的天空高喊:谢谢,阿道夫!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除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班主任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屈辱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班主任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红卫兵走上街头时说:“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古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书卷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队员面对一座燃烧的城市,手足无措。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 像一块烧红的铁似的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很多年过去,我的一位朋友,台湾来的,说她看见中国大陆的乘务员如何在火车上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位父亲,以为这样一来那孩子便永远无法做人时,我不禁苦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片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三十一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的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些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便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惟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而张晓翔的眼中却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早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门外,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掉,满地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 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地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在想些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个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呆在监狱中,不知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那同学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离我们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六十六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也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渗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尊至国家元首如刘少奇者,虽手执宪法一册,以为尊严的护法,仍不免于暴力。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无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头衔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迫裸露着膝盖,手举重物过头,跪在煤渣或玻璃碴上,稍有动摇便拳脚相加。若敢有异议,轻则遍体鳞伤,重则被活活打死的事屡见屡闻不鲜。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还有女性。这些双唇鲜艳如樱桃的女大中学生,束胸、短发,甚至剃了光头,自恃血统高贵,便出言污秽,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带将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年妇女打死,因皮带上的铜扣准确地击中了她的太阳穴。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们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地一字排开,站成两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带或其他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开北京返回原籍的“剥削阶级”们,在进入车站之前须首先在这两条长龙之中通过,作为回乡的洗礼。与四中同样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红卫兵,竞然在校园内构筑堡垒,扯起铁网,名为“劳改所”,实属公堂私设,关押包括同校学生在内的人犯多人,昼夜拷打。刑罚名目之多,暴行之烈,冠绝一时。他们沾着牺牲者的鲜血在墙上作书:红色恐怖万岁!其后虽被制止,已有几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人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杀人无罪!

    暴力的发生,公开的叫做战争,背地的叫做谋杀。统治者倘有其他手段,不敢轻言战争,谋杀者不到没有选择,不会轻易杀人,这是一般的逻辑。但“文革”中的暴行却都不像:它不是战争,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它不是谋杀,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它既非没有其他手段,也非没有选择,但是成群的人倒下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直至杀害,使我在二十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解。它固然可以归诸于马克思的理论:“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归诸于江青之类的纵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说远一点,可以归诸于多年的仇恨教育,说近一点,可以归诸于已成的风气,但终于不是圆满的解答。因为,要你做是一件事,做不做是另一件事。如果诚实地回答,许多人会承认:当他们施暴于人的时候,兽一样的冲动是可能的,加上当时的气氛,甚至是一定的,但很少出于真正的仇恨,政治宣传的鼓舞也不是决定的因素,更少是被迫的。那么,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恐惧。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之所以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留在这个社会中。选择成为惟一,已经不是选择。正像铁砂被磁铁吸起时,并不是选择的结果一样。铁砂本身越来越不重要,只有与磁铁联系在一起,铁砂才有质量。离开了磁铁,铁砂什么也不是。留在磁铁上,成为惟一的愿望;从磁铁上跌落,成了惟一的恐惧。所以,无论磁铁向任何方向摇摆,铁砂都随之起舞。——在物质叫铁砂,在人类叫群氓。“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记得,在我家被抄之后,我曾有一次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我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员。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终于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了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自己的胸隔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我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颧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让我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不管什么样的政治主张,要实行并希望有效,都需要为理想的人群去努力。由经济决定了只能产生人身依附关系的中国社会,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却产生不出来因自由呼吸而有质量、为理想的人群。这就是“未有天才之前先须有天才的土壤”。是灰尘而非泥土的群氓中产生不了伟大的天才及其思想。当设计师把“宏伟蓝图”交给匠人们以后,掷回来的却是乱糟糟的满纸血污和墨迹。“天国”的设计和结果之间最终南辕北辙,最终的悲哀都在于没有为理想的人群。

    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

    鲁迅先生说:“‘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理想的锻造,犹如大理石的打磨,始终有赖于少数人不懈的努力。这个努力艰难寂寞。用木棰冲击一座大墙,人多了站不下也插不上手,群众能做的,不过是在大墙将倾时一拥而上罢了。长征,就是少数人努力而成功的一例。地上的天国,犹如花朵,是要先有花瓣的伸展才会有花的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