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欧洲各国无论在领土、思想、学术各方面，都继续不断地扩张和进步，诸如：

    ——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

    ——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

    ——英国爆发革命，国会法庭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

    ——英国征服印度。

    ——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

    ——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太阳而行。

    中国在大黑暗时代中，停滞如故，但本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十年代前，政治更为黑暗，可以说是中国有历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饥饿愤怒的群众终于把明政府和朱姓皇族推翻。代之而起的，即四十年代后，是乘虚而入的满洲人爱新觉罗皇族组成的清政府，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不过，爱新觉罗皇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族，至少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要比朱姓皇族高明。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竟奇迹般地为中国带来了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一断头政治的极致

    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囗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样，使朱诩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诩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十七）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询，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诩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诩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诩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教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诩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君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的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诩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囗、朱诩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进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下，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诩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诩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诩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诩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二矿监·税监

    但朱翊钧这个吸毒犯的无动于衷，并不是绝对的。他对有些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奏章，仍然会处理，如上世纪（十六）保卫朝鲜战役，奏章便很少发生投入坟墓的现象。事实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钧也偶尔跟宰相接触过，如本世纪（十七）初，朱诩钧曾因病危，单独接见过当时的宰相沈一贯。

    然而，朱诩钧对另外一些人的请求，他的反应却像跳蚤一样的敏锐。那就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和税监们的奏章，上午送进皇宫，朱诩钧的“朱批”谕旨，下午就发了出来。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们自顾形惭。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大黑暗时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统的政治哲学，凡是祖先创立的制度，后世子孙绝不可以更改，而“矿监”和“税监”，正是祖先创下来的制度之一。所谓矿产，主要的是金矿、银矿和朱砂矿，某一个地方一旦发现矿苗，皇帝就指派一个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所谓税收，政府本有财政部（户部）主持，财政部也本有它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一个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矿监和税监。

    在二十世纪，开矿是一件受人欢迎的生产性建设，但在大黑暗时代，却是谋杀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时，固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依当时官场的传统习惯，他至少拥有一百余人的随从。在随从中，他遴选十几个负实际责任的矿务官员，此十几个矿务官员，各又有一百余人的随从（这正是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每家以五口计算，一个矿监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这种非生产的人事开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矿都无法负担，而且还不把贪污的数目计算在内。矿监系统自有他们的特殊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律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那只要随意指认某一个富家地下有矿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贿赂。开矿时挖掘不到或矿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随时都可被指控“盗矿”，富家破产后，盗矿的罪名就延伸到穷人头上，他们被投入监狱，苦刑拷打，直到全家尽死，或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一个矿场即令枯竭，也不能关闭，因为关闭后五千余人的生路便告断绝，所以全部开支，包括呈献给皇帝的数目，都由当地人民承担。

    税监跟矿监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宝低（天津宝坛）的鱼税、苇草税。普通税吏本已是烂污人物，但比起税监系统，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婴儿。税监系统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说他漏税，这个商店纵然破产都不能清偿。

    除了矿监、税监，还有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前者如采办木材，采办香料，采办宫花珠宝；后者如烧制瓷器，纺制锦绣绸缎。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亚于矿监税监。用采木作为说明，在采购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个沉痛的谚语：“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采伐一根供皇帝建筑宫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余人，才能砍倒和运出丛山。四川人民一听到采木的宦官驾到，无不惊恐。

    宦官系统因有皇帝支持的坚强背景，他们的凶暴更甚于官员和乡绅，甚至骑到官员和乡绅的头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闻名于世的湖广（湖北省及湖南省）税监陈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湖北武汉）经常假借着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勒索财物，稍为不满意，就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一六○一年，即本世纪（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税吏强奸一位妇女的案件，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一个宦官竟有如此庞大的卫队），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泰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云南税监杨荣，比陈奉还要厉害，群众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就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一六○六年，民变与兵变结合，突击杨荣，把他杀掉。

    罪恶的根源事实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杨荣事件后，就发生一件肉麻当有趣的反应。酒肉皇帝朱翊钧并不追问群众暴动的原因，而只对群众胆敢犯上作乱，大为震怒。为了加强这种震怒的效果，朱翊钧拒绝吃饭，宣称：“杨荣算不了什么，我痛心的是，那些凶手把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地？”

    朱翊钧贪财而残忍，他在宫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宫女和小宦官，一不顺眼，朱诩钧就喝令扑杀（我们应牢记他“拿下”的威风）。截至上世纪（十六）一五九二年统计，死在他皮鞭下的已达一千人。我们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一千人”是当时大臣公开写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诩钧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个哀哀无告的宫女和小宦官，被他杀害。只有一种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颜悦色，那就是向他奉献开矿和征税所得的金银财宝。矿监、税监们不得不倾全力去搜刮，他们知道，如果奉献太少，触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难逃一死。

    一六○二年，朱诩钧染病沉重，再邪恶的人，到了临死，都会天良发现。朱诩钧对深夜被召人深宫诀别的宰相沈一贯说：“开矿收税的事，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宫殿没有筑成，所以采取权宜措施。现在可以停止了，江南的织造和江西的瓷器，也一齐停止，宦官一律撤回。”又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到了明天，在全国都盼望那个暴君死亡的欢乐愿望中，朱诩钧却竟然痊愈。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撤销矿税宦官的事懊悔不迭，一连派出二十位宦官，到宰相所在地的内阁索回谕旨，沈一贯最初还鼓起胆量拒绝，以致平常不把宰相放在眼里的那些宦官，恐惧万状，向沈一贯叩头流血。沈一贯不敢再坚持，只好缴回。然而司礼监田义（一位有血性的宦官），向朱诩钧劝阻说：“谕旨已经颁发，恐怕无法收回。”朱诩钧怒不可遏，亲自挥刀，要杀田义。撤销矿监、税监之事，就此告吹。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体中国人民，已不能共存。凤阳军区司令官（风阳巡抚）李三才在请求朱诩钧停止矿税宦官的奏章上（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说话：“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在二十世纪前，中国人一直强烈崇拜祖先）；纵然对方是仇人敌人，我们都于心不忍，陛下怎么忍心对一向被你称为赤子的臣民如此？”

    问题是，朱诩钧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朱翊钧还要搜刮这些财宝干什么？这是一个谜。这谜于一六一四年揭晓。郑贵妃所生，被怀疑阴谋夺嫡的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河南洛阳）当亲王，除了国库负担一个可怕的数目外，老爹老娘把从“矿”、“税”所得到的血腥钱，全部交给这个宝贝，希望任他怎么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后（一六四一），民变领袖李自成攻陷洛阳，这位宝贝儿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乞命，仍被剁成肉酱，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愤怒的群众吃掉，那些财富又回到民间。

    三后金汗国崛起东北

    一六一六年，即朱诩钧展示威风，“拿下”事件的明年。位于北京东北七百公里的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女真部落一位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

    ——这是明王朝第一响丧钟，二十八年后，他们攻陷北京。

    女真民族于十二世纪时，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活捉了中国当时宋王朝的两个皇帝。金帝国灭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分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他们分为下列的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

    一野人女真住黑龙江下游一带

    二海西女真住东北平原一带

    三建州女真住图们江一带

    上上世纪（十五）初，明政府特地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李满住为建州卫司令官（都指挥使），作为藩属。所谓“卫”，即军事屯垦区。司令部所在的建州，即俄国海参崴稍北的双城子。不久，野人女真南侵，建州女真受到压迫，沿着图们江逆江而上，向西南迁移。明政府就先后把他们分割为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我们用下表说明：

    上世纪（十六）七十年代，建州右卫司令官（都指挥使）王杲最为强悍，屡次沿边劫掠。中国边防军军官裴承祖到他的辖区寻找逃犯，王杲竟把裴承祖剖开肚子惨杀。中国边防军把王杲击斩，但他的儿子阿台继续跟明政府对抗。到了上世纪（十六）一五八三年，辽东兵团司令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再发动一次攻击，由建州卫所属的两位酋长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落）、觉昌安（觉罗部落）分别担任向导，包围建州右卫所在的古勒城（辽宁抚顺古楼村）。觉昌安奉命到城中劝说投降一被阿台拘留囚禁。城陷落时，觉昌安的儿子塔克世首先冲进去抢救父亲，觉昌安却在大火中烧死，塔克世也在混乱中被明政府军误杀。

    这是一件缺乏积极证据，但并不是没有迹象可寻的陷害谋杀疑案。父子二人深入虎口，觉昌安适时的被烧死，塔克世也适时的被自己方面的军队，即明政府的军队所误杀。当时就传说纷纷，认为是尼堪外兰和李成梁的阴谋，目的在铲除日后潜在的敌人。

    阿台的覆灭和党昌安父子之死，使建州三卫的政治组织瓦解，部落星散，各自为政，这正是中国明政府所企求的。然而，塔克世的二十八岁的儿子努尔哈赤，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努尔哈赤自幼丧母，不堪继母的虐待，离家流浪到当时中国东北重镇抚顺（辽宁抚顺）。因祖父和父亲跟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缘故，他有机会出入辽东兵团司令部（在辽宁辽阳）跟李成梁的私宅，对明政府的贪污无能和军队的腐败，有深刻的印象。又因广泛地跟异民族的汉人来往，使他的胸襟和智慧，日益开阔，他追求高等知识过程中，和两部小说，在他身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落爱戴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努尔哈赤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后剩下的数十名部众。他收拾残局，忍辱负重，捕杀背叛中国的同族女真人，以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耿耿。再加上他祖父、父亲同时为中国牺牲，努尔哈赤遂被明政府正式任命为建州卫代理司令官（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即利用这个官衔所赋予的影响力，壮大自己。

    三年后（上世纪一五八六年），他击斩尼堪外兰。

    二十五年后，到了本世纪（十七）一六一六年，羽毛丰满。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的他祖先们的金帝国的大业。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宣布他脱离明政府，和跟明政府对抗的理由。七大恨中的第一大恨就是明政府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发表七大恨的次年（一六一九），中国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这位在保卫朝鲜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债帅，动员精锐边防军九万人，包括从南方出击的朝鲜兵团一万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准备一举把这个初起的叛乱集团摧毁。努尔哈赤集结六万人抵抗，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鏖战六天，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兵团投降后金，而后金汗国只死了二千余人。努尔哈赤乘胜进攻，一连攻陷开原、铁岭。这是明政府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出击，从此只有挨打和逃跑的份。

    两年后（一六二一），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阳、沈阳。明政府任命熊廷弼担任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而另任命王化贞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官（辽东巡抚），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流行的双线领导制度，目的在互相牵制，防止叛变。总指挥和司令官的权力和责任，很难划分，熊廷弼是继于谦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对领悟力较弱的蠢庸之辈，感到不能忍受，所以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官僚政客，尤其厌恶他，他的官位虽然理论上比王化贞稍高，但王化贞有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作他强硬的靠山，所以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河北秦皇岛东北）。王化贞则拥有重兵六万，驻在山海关之北二百四十公里的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跟十一世纪的范仲淹一样，善于对内宣传，他宣称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的大军立刻就可以把努尔哈赤一举荡平。熊廷弼深知道边防军腐败已极，没有战斗力量，坚持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但王化贞壮烈的言词，和用克扣军饷行使贿赂，收到预期的效果，北京大多数重要官员都支持王化贞，一致抨击熊廷弼懦弱无能和刚愎自用。问题是，努尔哈赤并不支持王化贞。第二年（一六二二），当王化贞兴高采烈地招降纳叛，准备出击时，后金兵团先发制人，用闪电战术突击广宁（辽宁北宁），王化贞六万人覆没，只身逃走。

    这次战役跟熊廷弼无关，但宦官巨头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三年后（一六二五）斩首。熊廷弼死时，王化贞虽然也在监狱里，但他仍然活着，在大量贿赂下，高级官员继续支持他，并且有数万被雇佣的职业群众，在北京街头示威，为卓越的王化贞将军呼冤。

    王化贞的失败，使明政府在东北的土地，即辽东军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九，山海关外，只剩下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个孤城。宁远在山海关东北一百一十公里，由年轻有为的将领袁崇焕防守。

    努尔哈赤于击败王化贞后，即把首都从赫图阿拉城（辽宁新宾）迁到刚从明政府手中夺取的辽阳（辽宁辽阳）。三年后（一六二五）再迁都沈阳（辽宁沈阳），步步进逼明帝国。明年（一六二六），努尔哈赤亲统十一万没有战败过的精锐兵团，围攻宁远，企图把山海关外的明政府的势力，全部肃清。结果遭到失败，努尔哈赤被守军使用的葡萄牙巨炮击中，重伤而死。

    四清帝国以战迫和

    努尔哈赤的逝世对后金汗国没有重大影响，这是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种重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于老爹死后的次年（一六二七），对宁远发动第二次攻击，被袁崇焕第二次击退。皇太极在回军途中顺便进攻锦州，又被守军击退。明政府宣传这次战役是“锦宁大捷”。

    皇太极同他老爹一样的干练，他综合分析宁远城外失利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明政府虽然困于国内如火如荼的民变，日趋衰弱，但边疆上的重点实力仍不能忽视。他希望跟明政府和解。只要明政府承认他的汗国存在，他愿意结束战争。

    于是。皇太极采取行动，一是用武力征服南方的朝鲜王国和西方的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政府的左右两翼。一是绕过宁远（辽宁兴城）和山海关，从另外的道路，攻入中国本土，对明政府施以压力。这两者他都做得非常成功，朝鲜国防军溃败，在亡国和屈服之间，选择屈服。蒙古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被击败后，向西逃亡，死于青海湖附近，他的儿子投降。后金汗国遂跟中国以长城为界，开始发动一连五次以战迫和的入塞攻击，完全采取蒙古帝国初期对付金帝国的挖心手段。我们把这五次攻破长城，深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战役，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腐败的明王朝政府手中的万国长城，已成为脆弱的篱笆，丧失了它所应具有的防御北方蛮族的功能。后金汗国在稍后也拥有葡萄牙巨炮，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轰出一个缺口，长驱直入。

    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

    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女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情，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入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女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中国姓氏“佟”，改姓女真姓氏“爱新觉罗””，彻底泯灭“建州女真”和“建州卫”臣属过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杜撰满洲人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人，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女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朱由校与魏忠贤

    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之一，正力求晋升高一级的“五彪”阶层。他训示扬州（江苏扬州）行政长官（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什么相干？”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发动一项歌功颂德的专案作业，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祠堂本是拜祭死人的场所，但摇尾系流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魏忠贤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

    发明这种新型摇尾形式的，是高级官员之一的浙江军区司令官（浙江巡抚）潘汝祯，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跟进，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当欧洲人疯狂地向亚洲、美洲侵略，后金汗国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狂地涌起之时，明政府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疯狂地谄媚

    不过，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军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就在发动建立生祠运动的次年（一六二七），他的权力魔杖朱由校突然逝世，朱由校没有儿子，由他十九岁的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跟着从高峰跌下来。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六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一，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一百三十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贫苦农夫，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一六三四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就在上世纪（十六），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木冉)一人。”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七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