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俄国再攫取六十三万平方公里疆土

    然而，伊犁地区仍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

    伊犁地区位于新疆西北天山主脉跟支脉婆罗科努山之间，面积约七万平方公里，是本世纪（十九）新疆全境耕地最肥沃、工商业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矩形平原，清政府统治新疆最高官署“伊犁将军衙门”，就设在伊犁城（新疆伊宁）内。一八七○年，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一八七一年，俄国就发动突袭，占领伊犁地区。对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略行为，它向中国解释说，因为中国已不能在那里行使职权，所以基于朋友的道义，暂时代为管理，以免落到叛军之手；一旦新疆的动乱平息，就双手奉还。俄国认为中国绝不可能再回到新疆，伊犁地区并入俄国，已成定局。

    一八七六年，中国竟然回到新疆，俄国大失所望。依它所作的承诺，必须从伊犁撤退。俄国无法拒绝撤退，但要求谈判撤退条件。谈判，是它最喜欢的事了。

    我们现在追溯一件十二年前（一八六七）中国在俄国高压下签订的丧失五十八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塔城条约》（或称《勘分西北界约记》）。

    根据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在中亚的边界是：“从沙宾达巴哈的界牌起，顺着山脉河流的形势和中国常驻的哨兵站（卡伦）等处，直到浩罕。”沙宾达巴哈，就是沙宾山口，在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西北，是中俄共同边界上的一个山隘。

    一八六二年，外蒙古军区总司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将军）满族人明谊，跟俄国代表划界。明谊这才发现，山脉河流形热跟中国常驻的哨兵站是两回事，以山脉河流形势，也就是以分水岭为基准的话，则中国所有的哨兵站，都远在分水岭以西二三百公里之外。《北京条约》签订时，以奕訢亲王为首的官员，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真正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明谊认为应该以中国哨兵站为主，因为那表示中国力量实质上就在那里。俄国立刻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沿着一千余公里的边界，发动攻击。中国哨兵站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不能抵抗，被迫节节后退，一直退到俄国心目中的地点，然后说：“好吧，就以你们的常驻哨兵站为基准谈吧。”明谊狼狈不堪。

    一八六四年，新疆民变爆发，妥明在乌鲁木齐叛变称王，明谊恐怕俄国跟变民结合，就接受俄国的要求，签订了《塔城条约》，俄国再一次从中国手中不动声色的攫取了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块矩形的有日本一倍半大的广大土地上，包括六千三百平方公里的伊赛克湖和三千平方公里的斋桑泊，以及中亚重镇的阿拉木图城（今哈萨克共和国首都）和皮什别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

    然而，俄国仍不满意，七年后（一八七一），《塔城条约》的墨迹方干，俄国乘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之际，又出兵占领伊犁（新疆伊宁）。

    俄国既要求谈判交还伊犁的条件，中国只好跟它谈判。一八七九年，清政府派满洲权贵崇厚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德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使节到外国首都办理交涉。

    崇厚在观念上认为只要收回伊犁城，便算完成任务。而且星象家曾警告他，这一次出国对他非常的不利。所以他急于早日在条约上签字，以便迅速回国，摆脱恶运。因之他到了俄国后，很快就签订了下列的《里华几亚条约》（又称《伊犁条约》）：

    一俄国把伊犁城（新疆伊宁）交还中国。

    二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俄元（卢布）（中国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三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及特克斯河流城（三万平方公里）与俄国。

    四斋桑泊以东，重新划界（这就是说，还要举行俄国最喜欢的谈判）。

    条约的结果是，中国只收回一个伊犁城，城以西和城以南的领土全部丧失，从伊犁到天山南路必须经过的特克斯河，也被切断。这时候清政府对国际事务，开始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英国暗中为中国出主意，于是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且宣布崇厚因没有接到训令就擅自返国，把他逮捕，判处死刑（星象家的不祥预言应验了）。

    清政府若干大臣还声称要用武力收回伊犁。中国全国的舆论沸腾，左宗棠也集结军队，准备进攻。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但那时他们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困难。而且新征服的中亚诸国，有乘机反抗，跟中国合作的危险。最后，中俄两国恢复谈判，清政府这一次没有再派满洲权贵了，而派汉人曾纪泽当全权代表。

    一八八一年，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收回伊犁条约》）：

    一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给俄国（总算保住了特克斯河流域三万平方公里）。

    二赔偿军费九百万俄元（卢布）（多了四百万俄元，九百万俄元约合中国白银五百万两）。

    俄国仍不肯罢休，两年后（一八八三），再跟中国勘定斋桑泊以东边界，签订《科塔条约》（外蒙古科布多与新疆塔城间边界条约），用不着问，吃亏上当，割地如仪的仍是可怜的中国，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约有台湾岛那么大）的斋桑泊地区，再断送给俄国。

    俄国对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愚弄，没有一次不得心应手。仅西北边境一隅，中国的失地，就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连以前所割东北边境的领土，至此共达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我们用下表说明详细的内容：

    这一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法国、或四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中国在清政府满洲权贵领导下，被俄国一大块一大块的宰割，却没有惹起当时世界上任何人的注意。比起英国、法国以及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那种开枪开炮、声震四邻的公开抢劫，俄国的手段，更高一级。而最使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是，俄国每一次攫取中国土地，都在它坚称对中国十分友善和坚称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后。

    十二中法越南战争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两年后（一八八三），中国又为了保护越南，而跟法国发生战争。

    上世纪（十八）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于一七八九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中国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五年后一七九四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

    本世纪（十九）初叶，阮福映请求中国加封，中国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一八二○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皎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

    延迟到一八五六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一七八九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政府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砚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政府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

    三年后，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于一八六二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割给法国。

    法国政府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伊斯兰教变民和清政府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一八七三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

    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在五十年代中国遍地民变时，刘永福是其中的一支，但他不像太平军那些领袖有政治理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恢复秩序，刘永福在中国无法立足，就率领他的部众逃到越南，在中越边境北圻西北部山区一带屯垦，当然也免不了种种不法的勾当，自成一个独立王国。越南一向把中国人当作天朝人，所以对刘永福的侵入，既无力驱逐，也不想驱逐。刘永福这批约二千余人的绿林豪杰，使用黑颜色的旗帜，越南人因之称他们为黑旗军。当刘永福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呈献给越南国王阮洪任（二任王阮福皎的孙儿）时，阮洪任大为高兴，认为法国已经丧胆，就任命刘永福当三宣兵团副司令（三宣副提督）。

    葛尔里之死，引起法国更大的压力。明年（一八九四），越南政府再次屈服，跟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

    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

    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

    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驻中国公使把条约副本，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正式覆函声明：“条约中有承认越南是独立国条款，中国大惑不解，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属邦，所以对此条约，中国不能承认。”越南对这种连外交权都丧失了的屈辱条约，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可是中越两国别无他法，只把希望寄托在黑旗军上，希望黑旗军能对红河通航发生阻挠作用。越南政府告诉法国说，因为来历不明的黑旗军盘据保胜城（中越边界上红河东岸的重镇老街城）的缘故，红河无法通航。一面不理会法国代理外交，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法国用武力阻止贡使出发，贡使却提前一天动身，使法国军队扑了一个空。

    法国当然不肯罢休，一八八二年，海军司令李威利由西贡率舰队北上，在北圻登陆，攻陷东京（河内），要求越南履行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国向法国交涉，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在草约上，法国同意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中国承认红河以南是法国保护区。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立即受到反对，北京认为这样做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是法军的克星；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不能让中国分一杯羹。

    次年（一八八三），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大军即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瓦解，国王阮福升（阮洪任的儿子）投降，跟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政府高阶层拒绝承认，把阮福升罢黜，另立他的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面派急使到中国求救。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派遣援越远征军进入越南，在东京（河内）附近的北宁府、山西府、兴化府一带布防。可是等到法军发动攻势，援越远征军和被估计过高的黑旗军，全部溃败。清政府只好再跟法国谈判。

    第二年（一八八四），中国代表李鸿章，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李福协定》（或称《天津简明条款》）。

    一中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二中国仍是越南宗主国，但不再过问法国和越南间所订的条约。

    三中国不向法国索取赔款。

    然而，这草约再度受到两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等于出卖越南，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仍保留宗主国名义，可能引起后患。法国首先突击越南东北边境城市谅山，被中国援越远征军击退，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就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两天内承诺赔偿法国军费八千万法元（法郎）。清政府拒绝，谢满禄逾期得不到回答，即下旗回国。中国皇帝载湉下令各省备战，而法国舰队已开始攻击。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如故，停泊在福建福州闽江口的舰队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尾炮台，被闯进来的法国舰队全部摧毁。法国舰队再攻击台湾，在基隆登陆，占领沪尾（台湾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中国南北海道。

    明年（一八八五），法国军队再在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登陆。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就死在澎湖。他的死，中国说是被中国击毙，法国说是害病逝世。但法国的陆军从东京（河内）向北进攻时，在中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被一位因这一次战役而成名的中国将军冯子材击败，并乘胜追击，重占谅山，进逼东京（河内）。这对于一向习惯于胜利的法国，是一个人心震动的打击，消息传到巴黎的明日，法国内阁倒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接受调停，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李福协定》，但取消中国是越南宗主国的条款，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虽然被迫放弃越南，但中国已尽了宗主国应尽的力量，没有逃避。

    ——当时，越南的嘉隆王朝政府，跟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同等的腐败和同等的无知，对外国只一味的闭着眼睛。这时候距鸦片战争已三十年，清政府应该了解通商贸易的本身，并不是一件罪恶，应该鼓励越南接受。不去这样做，却去帮助越南利用乌合之众的黑旗军阻挠红河通航，即令阻挠成功，对于已经土崩瓦解的越南危局，实质上也没有补益。幸而中国乘着谅山的胜利，立即和解，否则法国非常有可能继续占领台湾、澎湖，造成割让的事实。

    十三自强运动

    本世纪（十九）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然而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员却把它当作历史上跟外国作战的一个普通战役，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中国虽然打了败仗，只不过一时的挫折，格言上说过，有小屈必有大伸，一旦具有无限权威的皇帝赫然震怒，大展雄威，重张天讨，那些夷狄丑类，仍将匐匍在王师脚下。可是紧接着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满洲权贵们亲身挨到巨棒，尤其是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这位青年亲王首当其冲，受的刺激更大，这促使奕訢处于领导一项发奋图强运动的地位。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一八六一），皇帝奕囗逝世，六岁的儿子载淳坐上皇帝宝座，载淳的母亲那拉兰儿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由奕訢主持政府（官衔是“恭亲王·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他遂得以实行他的主张。

    没有人反对发奋图强，问题是如何发奋图强。鸦片战争时，英国只不过出动军队二千余人；英法联军时，两国也不过出动军队一万余人，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打得落花流水。奕訢跟汉人中若干掌握实权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之辈，恍然大悟，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唯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中国只要也船坚炮利，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至于如何才能船坚炮利，则只要采取下列三项措施就能达成目的：

    一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

    二中国自己设立工厂制造军舰大炮。

    三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各国去学他们的本领。

    唯一的问题是，深恐西洋那些夷狄对军舰大炮的建造使用方法，秘密不肯传授；但当发现那些夷狄不但肯传授秘密，而且还热心的传授时，不禁大为惊喜。于是，自强运动就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从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战争结束，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之间，我们用下表说明清政府的主要措施：

    自强运动最重要的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英法联军打进首都北京后的新生事物。过去各国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边疆地方官员交涉，像俄国只能跟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欧美各国只能跟广州的两广总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个藩属事务部（理藩院），处理藩属国的事务。即令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约之议初起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拒不见面，英法连谈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才决定改用武力。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表示清政府终于在心理上承认世界上尚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它等于现代的外交部，但外交不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它是自强运动总司令部，奕訢是最高统帅，稍后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河北省）总督的李鸿章，则是总执行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推动的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前所未闻的崭新业务，诸如：

    一教育自强运动需要通晓外国语文的人才，同文馆（外国语学校）不仅培植语文人才，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个学系外，同时还培植科学人才，有天文系、化学系、地质学系、格致系（物理学系）、医学系，是近代国立大学的雏型。

    二海关这本应是财政部（户部）的事，现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聘请英国人当海关的首长，称“总税务司”。沿海沿江口岸和沿边商埠，所有对外贸易的税收，留下十分之三作自强运动的经费，其他十分之七缴入国库。

    三海陆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海军部兼陆军部。海军舰队、船只、军港，和海军附属单位，如军械局、造船厂、海军军官学校，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陆军军官学校、炮台要塞，新的陆军训练，以及海陆两军一切向外购买武器事务，也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国防部（兵部）几乎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机构。

    四其他不仅仅上述的那些而已，其他像矿产开发、铁路、电线、轮船、国内和海外航线、工业工厂之类，凡是跟船坚炮利有关的，甚至虽然无关，但只要跟外国有关，就都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

    因为自强运动主要的形态是军事的西洋化，和跟东西洋各国的洋人打交道，所以也被称为“洋务”。大量金钱投下来，中国不久就在外貌上呈现出一种金碧辉煌的场面，新式海军阵营堂皇，战斗力强大的北洋舰队最先成立，另外还有三支比较小的舰队，即南洋舰队、粤洋舰队和1884年在闽江口被法国全部击沉的闽洋舰队，拥有号称世界第七位海权大国的巨舰巨炮，本世纪（十九）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世界上虽已不是超级强国，但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

    然而，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比湖南兵团司令官杨芳归功于对手有妖法，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老拳师认为只要他也有这么一副漂亮的手套，就可发生同等的威力，甚至更大的威力，因为自己的身体（政治的和社会的）比对手健康得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目的就是要弄那么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现在他们已经弄到。

    只有少数人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就是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见解，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警告说：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各种报告，汇集出版，我们所引的不过其中一小片断，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不但不能在当时引起正面反应，反而被全国沸腾的士大夫阶层的卫道舆论，痛诋他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

    十四第二次保卫朝鲜

    第七、第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十三世纪时，中国跟日本同时受到蒙古帝国的侵略，中国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政府统治，而日本靠台风的帮助，幸免于难。

    十七世纪一六三五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回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少数商船到长崎贸易。这是著名的锁国令，日本像一个塞着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绝。

    日本锁国二百一十九年，本世纪（十九）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在舰队司令培理的率领下，来中国保护美国侨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闯进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两幅白旗给日本官员，告诉他们作为战败时投降之用，又告诉他们说，今年不能久留，明年当再度来此。日本全国在惊恐中等到了明年（一八五四），培理果然如约光临，日本没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但最大的影响发生在八年后的一八六二年，日本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巨舰大炮的刺激，决心发奋图强。

    五年后（一八六七），即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称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跟七世纪六四六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则是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

    ——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本世纪（十九）日本也变法成功，应该是人类第二次最大的魔术。日本人创下的这个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变，各国学者都试图发掘出其中奥秘的原因，却得不到一致的结论。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一八七一年，琉球王国的船只在台湾海面沉没，船民在登上台湾岛时，其中五十余人被岛上牡丹社（台湾屏东牡丹乡）的土著杀害。这件事跟日本无关，但日本认为有关。一八七四年，日本新建立的、连运输舰都没有、还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七九），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一八七五），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一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二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三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十三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一八八二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是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是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是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是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一八八四）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是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十五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一八九四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一八八四）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是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八十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六十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一千二百人仅七十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二十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二百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三十六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二十四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六十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一八九五），中国代表李鸿章在他领导的事业全部失败后，到日本低头接受屈辱的和平，签订《马关条约》：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战败，朝鲜陷于惊恐，在朝鲜人的眼中，伟大的天朝是不会战败的。朝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下世纪（二十）一九一○年，即清政府被中国人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照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十六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所以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二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十七百日维新·戊戌政变

    中国在被日本击败后，弱点全部暴露。二十年前七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堕落的祖国解嘲，说中国是一头睡狮，终会觉醒，有些外国人同意这个看法。现在西洋各国对这个睡狮的表现，哄堂大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在本世纪（十九）最末短短的五年内，各国对中国急吼吼宰割的成果，我们摘要列为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过去他们对中国还保持着对待一个一级强国应有的礼貌，现在完全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嘴脸，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法国对广州湾，都是直率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中国清政府这个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失去了漂亮的拳击手套之后，只有挨打的份。

    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幸而这个信号没有出现，却出现了美国的敏锐反应，美国不愿意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1899），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约翰开发表声明，强调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这就是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各国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中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

    中国就在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下，苟延残喘。

    但被瓜分的危机，已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学制度下的全国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考试，来自全国各省的数千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皇帝载湉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维新。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载湉面前。次年（一八九六），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载湉上书，载湉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当领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成为十二世纪宋王朝大学生在被金军包围的首都开封，发动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第二次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自强运动是当权官员发动的武器改良，现在是青年们要求发动的政治改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的推荐（在康有为失败后。翁同和又誓言他没有推荐过），年轻的皇帝载湉，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稍后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河北省）总督满族人荣禄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级官员），日夜在皇太后那拉兰儿——载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诉清王朝满族人的危机。而袁世凯又适时的告密说，皇帝载湉将有对那拉兰儿不利的行动。

    于是，爆发政变，那拉兰儿从她那挪用海军经费，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把载湉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跟他的学生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掩护下，逃到海外。六名维新党的领袖，包括大黑暗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处决。其他的维新党人，都被贬窜。

    那拉兰儿跟十一世纪的反改革主流司马光一样，掌到大权后，马上下令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恢复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恢复苦刑拷打，监狱仍恢复巴夏礼所受的那种黑暗。守旧党欢声雷动，歌颂那拉兰儿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

    十八义和团

    清王朝已到了末日，亡在旦夕，老太婆那拉兰儿再对它砍下决定性致命的最后一刀。

    这一刀就是她利用的义和团。

    我们先说明清王朝皇帝宝座在本世纪（十九）的传位世系，他们间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那拉兰儿本是奕囗的婢女，因生了儿子载淳，才在名位上擢升为嫔妃（载漪是另一位姬妾生的）。一八六一年，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次年，奕囗在热河（河北承德）行宫中逝世，据说是被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并且还要他接见的条款气死的。六岁的载淳继位，那拉兰儿名正言）顺的当了皇太后。她是六世纪北魏帝国胡太后的翻版，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太多的小权术，甚至干涉到儿子房帷间的私事。一八七四年，载淳仅十九岁，就糊里糊涂的死掉。载淳没有儿子，依传统制度，应该由载淳的异母弟弟戴漪，或由载漪的儿子继位。但在极权政治下，传统和制度都是为箝制被统治者而设，不是为拘束统治者自身而设。那拉兰儿坚持立五岁的载湉，因为载湉的母亲是那拉兰儿的妹妹，载湉又只是一个儿童，那拉兰儿可以长期的握住权力不放。

    百日维新和袁世凯的诬陷，使那拉兰儿认为载湉罪不可赦，守旧派三公大臣对载湉更为怨恨，那拉兰儿决心把他推下宝座。她知道清政府已不能一意孤行，这件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载湉有很好的印象，强烈反对。那拉兰儿于是想到谋杀，每天命皇家御医进宫，给没有病的载湉诊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的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重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谋杀念头只好取消，但阴谋没有中止。

    戊戌政变的明年（一八九九），即本世纪（十九）最后一年，那拉兰儿宣布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当皇太子（大阿哥），预备采取合法的外貌，把载湉排除。清政府示意各国使节进宫道贺，各国使节根本不理。这不但使那拉兰儿难堪，也使立即夺取帝位的计划落空。于是，一批蠢才，包括那拉兰儿，皇太子之父载漪，以及全体守旧党，一个个义愤填膺。而那拉兰儿又看到转变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把她攻击的狗头喷血的言论，老太婆遂把外国人看作眼中钉，但她束手无策，因为她王朝的军队抵挡不住外国人的枪炮。

    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报告说，山东省一些称为“义和拳”的爱国民众，有一种神奇的法力，用不着变什么法，改什么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词，洋人的枪炮就不能把自己击伤。老太婆大喜过望，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她要向所有的“洋鬼子”——这是代替“夷狄”的新兴名词，作一次总的清算。

    义和团最初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事实上就是本世纪（十九）一八一三年曾在北京、滑县发动暴动失败的天理教的化身。中国自从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赔款，和贸易上（主要的是鸦片）大量入超，再强壮的人都会把血抽干。加上官员们日趋严重的贪污，使国家的财富枯竭，农村残破。失去土地的农民迅速增加，一个广大的民变，自六十年代捻军平息后，现在再度爆发。但是门户开放后的国际背景，使他们的目标很容易的转到外国人身上，直觉的认为外国人是他们所受灾难的唯一根源。

    外国传教士的传教热情是可佩的，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却拥有一些瘪三无赖之辈，对他们认为落后地区（事实上确是如此），骄傲侮慢，不可一世，有时候还做他们本国政府的暗探。而一些中国教徒，也不再拜祭祖先，任凭祖先的坟墓荒芜，都使他们的亲族和邻居怒气冲天。而且分子复杂，有些更利用传教士洋人的力量，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传教士袒护教徒，地方官员畏惧洋人，袒护传教士，传教士遂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恶霸，使乡民的怨恨更与日俱增。中国人对教会所办的慈善事业，如育婴室、医院，无法了解，就绘影绘声的历历指控教士修女都挖儿童的心肝，吃死人的眼睛。

    义和拳本是跟洋人无关的民间组织，但现在瞄准了洋人和中国籍的教徒。他们起初跟那拉兰儿一样，对外国同样的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不久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就发明了“铁布衫”、“金钟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一层钢甲，刀枪不入。用简单的咒语代替艰苦的科学发展，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法术代替革新变法，就可以转弱为强，发生奇迹，这正是腐败的守旧人士最听得进去的消息。

    山东省长（巡抚）毓贤是守旧党中最坚定的满洲人巨头，他对义和拳大大的既惊又喜。义和拳不断地攻击外国传教士。毓贤下令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使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又为他们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以加强他将来向中央政府推荐的可能性。各国对层出不穷的暴行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贤召回北京，擢升出卖载湉的袁世凯继任山东省长。袁世凯的头脑到底比毓贤稍为清楚，他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义和团反抗，袁世凯就用他所统率的新军镇压，把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处决。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逃到直隶（河北省）。

    毓贤到了北京，向皇太子之父载漪、宰相徐桐、副宰相兼司法部长（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保证义和团是天老爷特地派下来的救星，有神灵附体。这一批脑筋化不开的人渣，欣然向那拉兰儿推荐，老太婆大喜之情，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十九东西方世界

    一八○三年（白莲教战乱第八年），美国人富尔敦发明轮船。

    一八○四年（白莲教战乱第九年），法国终身执政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共和终。

    一八○六年（陕西宁陕县兵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斯二世宣布除去帝号，仅称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自是消失。

    一八一二年（清政府下令严禁满洲皇族跟汉人通婚），拿破仑进攻俄国，陷莫斯科（明年，法军溃败）。

    一八一四年（清政府下令不准建筑洋式房屋，商号不准用洋字。捻军四起），英、普、奥、瑞典联军攻陷巴黎，囚拿破仑于厄尔巴岛。法国故王之弟路易十八复辟。

    一八一五年（英国第二次使臣亚墨尔斯抵北京的前一年），拿破仑偷返法国，与联军决战于滑铁卢，再败，被流放大西洋圣赫雷那岛。

    一八三七年（林则徐在广州焚毁鸦片前二年），英王威廉四世逝世，侄女维多利亚嗣位（在位六十五年，为英国大黄金时代）。

    一八四四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美国人摩尔发明电报。

    一八四八年（太平天国建立前三年），（一）巴黎发生暴动，法王路易腓力普逃往英国。法国再建共和国（第二共和），选出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当总统。（二）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不可遏止，维也纳发生暴动，奥国宰相梅特涅逃往英国。（三）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

    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建国第二年），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称帝，改名拿破仑三世，法国第二共和亡。

    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四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国女子南丁格尔组队赴前线担任看护，军中女护士制度自此建立。

    一八六○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烧圆明园。中国割乌苏里江以东三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给俄国），美国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十一蓄奴州宣布独立，成立美洲联邦。

    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建国第十一年），美国林肯总统就职，认为各邦不可自由脱离，命军队开入南方，战争遂起。史学家称美国南北战争。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各国工人代表集会伦敦，组织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

    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亡后的明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恢复统一，林肯总统遇刺身死。

    一八七○年（阿古柏可汗统一新疆全境），普法战争爆发，法帝拿破仑三世被普军生擒。巴黎人闻讯，宣布改为共和国（第三共和）。

    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伊犁），（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二）巴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者，成立公社。国民会议派军镇压，公社坚守四十余日失败。

    一八八○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前一年），从这一年起，欧洲各国蜂涌入侵非洲，二十年间，瓜分罄尽。

    一八八九年（清帝载湉亲政），各国工人代表集会巴黎，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

    一八九○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四年），法国上尉屈里弗斯冤狱案起，保工党诬陷他是德国间谍，共和党极力为他伸雪。

    一八九七年（戊戌政变前一年。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旅顺、大连的前一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