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第十五-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卫灵公第十五-1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人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卫灵公就向孔子请教军事作战的事。孔子并不是不懂,但提问题的是卫灵公这个人,孔子就不答复他。孔子希望他不要发动战争。对侵略的战争,孔子是反对的。所以孔子说对于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礼的祭器,以现在的观念讲,代表礼乐文化的真精神——我还懂;军事学我还没学过,对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离开卫国,到了陈国,结果饿饭,粮食断了,还带了一大批学生。绝粮的种因就在这里。

    跟着他的学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来的很多。这时子路很不高兴,颇有怨言,脸色很难看,跑去对孔子说,老师你天天讲道德、学问,讲了半天,结果怎样?现在同学们都快饿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穷得这么倒楣?孔子说,君子才能够守穷,换句话说,要看什么人才有资格穷,只有君子才有受穷的资格,虽然处在贫困中,还是能够信仰坚定,不动摇。如果是小人,则相反,一穷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受不了穷就不算君子。

    讲到穷与不穷,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须要修养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点之一。古代历史上这类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时记不起名字来了,很抱歉。)是大画家,诗文也非常好,穷得不得了,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头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吟诗。太太唠叨他:“明天没有米,还作诗!”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现在还是看月亮吧,风景太好了。”这是文人的修养,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器度,又谈何容易,总而言之,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自己要有个境界。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人生是相当空虚的。有事情做,忙的时候不觉得,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处在清灵当中,就要受不了啦!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人到了穷途末路,上了年纪,万事俱空,儿女离开了身边,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个人,的确不好受。这个时候,必须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风月”,自己有自己的修养才行。有了这个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穷”。

    又说一贯

    下面等于注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在讲上论时,孔子对曾参所说的那一段“一以贯之”,我们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了三、四个小时。现在这四个字,不加以申论了。这一段是孔子对子贡讲的。在文字上先解决“识”这个字的意义,是“志”,也是“记”的意思;“记下来”,“记得”的意思。我们提出来研究的,一再说孔门所讲的学问不是知识,再三强调学问是作人做事;文学、科学、哲学等等才是知识。从孔子这里的话,也可证明我们这个观念是对的。

    他告诉子贡说,你以为我的学问,是从多方面的学习而记闻来的吗?(后世所谓“博闻强记”这只是知识。)子贡说,对呀!我们认为你是这样来的,难道我们的观念错了?孔子则说,我的学问是得到一个东西,懂了以后,一通百通。孔子这个话是事实,这个东西,这个“一”是很难解释的,不容易讲出来的。过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宋儒解释为“静”,要在静中养其端倪。所以后来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这样,静坐中间慢慢涵养,而以明心见性为宗旨标的。什么是明心见性?像上午刚有人问起,什么是佛?我告诉他,佛只是一个代号,实际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家讲善与恶,是人性作用的两个现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好的就是坏的。那个能使你善,能使你恶的,不属于善、恶范围中的东西,如果我们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用什么方法去找?儒、释、道三家都是从所谓打坐着手,在静中慢慢体认,回转来找自己本性的那个东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讨论下去就很多了,就属于纯粹的哲学范围了。

    这里孔子就说自己的学问不是靠知识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研究什么是孔子的学问,这个地方就是中心了。我们讲来讲去,讲死了也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什么是学?普通的知识,一天天累积起来,每天知识累积增加起来就是学。为道呢?是损,要丢掉,到最后连“丢掉”都要丢掉;到了空灵自在的境界,这还不够。连空灵自在都要丢掉。最后到了无,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发现了。

    孔子这里就是说,不要以为我的学问是“益”,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知识,而是找到了这个“一”,豁然贯通,什么都懂了。的的确确有“一”这么个东西。从我们的经验,知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经验,其实这还是不够的,必须加一句“交万个友”,还要交一万个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触了,这样学问就差不多了。由学问中再超脱、升华,可以达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告诉子路,他说子由啊!时代变了。德是用,道是体。现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业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说儒家的人反对道家,说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就是让当领袖的,万事都不要管,交给几个部下去管就是。这样解释道家的“无为”,是错误的。实际上道家的“无为”,也就是“无不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来不着痕迹,不费周章。譬如盖一栋屋子,就在最初,把这栋房子将来可能发生的毛病,都逐次弥补好了。所以在盖完了以后,看起来轻而易举,不费什么,而事实上把可能发生的漏洞,事先都弥补了,没有了,这就叫“无为”。换句话说,说是现

    在已经看到,某一件事在将来某一个时候可能发生问题,而现在先把问题解决了,不再出毛病,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这是很难做到的。并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无为”。

    孔子在这里也提到,无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只有上古时代的尧舜才做到。怎样无为?对自己恭敬严肃,正南面而已矣。中国古礼,当皇帝,坐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这里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这个风气,影响部下一层一层的负责。

    使节的信条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这个“行”,包括两种意义,一个是指行为;一个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他当时的出使,便是行。后来,他回到汉朝,封的官是典属国,等于是现在的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或外交部司长,管理附属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替苏武不平,认为汉朝待人并不厚,苏武那么辛苦,那么忠毅,回来只封这个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办外交的专使、大使。

    这位在上论中学干禄的子张老兄,这时正在作行人,办外交的事,请教孔子要怎样办外交。孔子告诉了他千古名言。中国文化中的这位圣人实在是了不起,他对官式外交和国民外交的原则早已说了。我们现在的国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则,古今如一。第一,对人绝对诚恳,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这是最高的礼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相处,不要表现得太关心,过分的关心,也许被认为干涉他们的自由,他们没有互相关心的习惯,反而感到麻烦。这不是说外

    国人不对,我们才对,这是文化基础不同。了解这一点,和任何一国人的交往都差不多。这里孔子告诉子张,言语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讲出的话一定兑现。行为态度上要“笃敬”,忠厚而诚敬。做到了这样,就是野蛮的人也可和他往来。“蛮貊”在中国古代,是指边疆的落后地区。

    讲到边疆,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安定,先看边疆。试看几百年来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边疆问题,边疆影响了国防问题。我曾在边疆做过事,发现还是我们汉人坏,有知识,聪明而欺负人。所以边疆人恨汉人,并不完全因为边疆人野蛮,而汉人没有做到“言忠信,行笃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别地区,汉人用几根缝衣服的针,换人家十几张牛皮;有的还其他们财物、女人。这种人实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对边疆问题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

    乎哉?”这句话的“虽”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是自己的邻居,本州本里都走不通。在态度上,站就规规矩矩站在那里,随时好像面对长辈那样恭敬;坐在车上,就规规矩矩坐,身心修养,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担当行人的任务了。子张听了孔子这些话,就写在衣服的衣带上,准备随时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从这里开始,编排方式略有变化,看起来一条一条,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同上论的第五篇互相呼应,便很切实。

    下面就提到两个人: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孔子说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的行为、言谈,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都是直的,不转弯的。在现在的社会上,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但他们处世是落落寡合的,常会受到打击,遭遇种种痛苦。可是这种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么环境,平时也好,乱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无道也好,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同时“矢”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有些人心肠非常好,做朋友好极了,因为他能说直话,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使人受不了。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往往很难受的,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时碰到这种讲直话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够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实在受不了。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干部,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则就不行。

    孔子接着就说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称赞他的行谊。)这个人了不起,国家社会有道时,出来做事,担当大任务,但在邦无道,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他就卷而怀之,不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怨言。他认为时代转变如无法挽回时,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怀之,收藏起来,就不说话了,没有表现了。

    这两个人,也是典型的对照。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区,都宁可直道而行,不转弯,这是干部中很好的。一种是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比较才具大,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但等到真穷,真困难的时候,退下来“卷而怀之”,“独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

    下面引伸这个道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这个道理使我们想到历史上范睢见

    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请教一次,两次,他都不说话,使推荐他的人很难堪。范睢说我提出来的计划,贡献出来,可以使秦国马上富强,国际间称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没有专心一意来听我的计划,所以不能讲。推荐的人后来再向秦王报告。因此第三次见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单独和范睢见面,很客气的求教。范睢一篇话就把秦昭王说动了,立即发表他当首相。在战国的时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这就说明了“说难”。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朋友之间这样,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去提出问题来谈,当然倒楣,这是时机不对。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回来,一肚子牢骚。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心里正在烦,做干部的跑进去,报告不相干的事,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就正好触上了霉头。所谓:“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说话真难。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才会了解的。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说的不是时候,结果意见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我们惯用“杀身成仁”这句话,就是出在这一篇,是孔子说的。这个仁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了,从上论一直讲下来,都是说“仁”是孔门学问的中心。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心思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性命,所谓以身殉道。为卫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了生命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长安居大不易

    讲到这里,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个问题。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也是两句名言,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这个地方,孔子说的话。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再从相反的角度看,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写得像塑像那么呆板可怕,并不是温、良、恭、俭、让。如果照那个样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师,我一定对他远离一点,怕跟他对面讲话。那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心理上,所塑造成一个下意识的形态。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他说,要到某一国家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政府首长的关系,都搞得非常好,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专学生中兴起一股歪风,喜欢讲谋略学,研究鬼谷子等学说。我常对他们说少缺德,那些年轻人给鬼谷子迷住了干什么?对于谋略,应该学,不应该用。因为用谋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伤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会善于利用。我们前面也曾引用过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说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马丁·路德的话,只用了上半截,讲究“不择手段”,忘记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马丁·路德是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

    以起来宗教革命,推翻旧的宗教,兴起新的宗教——现在的基督教。而现在的人,只讲不择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这里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他才这样告诉子贡,如果是别人问为仁,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周游列国,见七十二位国君,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始终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择手段,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再看历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风气,那时尽管是考试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规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气的前辈栽培,就如韩愈的上书之类。有些人经常写了文章,等在门口递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后,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最初很落魄,诗文虽好,没有出路——没有人保荐——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问他:你住在长安啊?长安居大不易!这句有名的话,代表一个国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费大,他对白居易讲这话,包含有 教训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资格住在长安。于是为白居易向中央保荐,参加了考试,然后一帆风顺。再看李白上韩朝宗的信,都是年轻人靠前辈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后,前辈专门提拔后辈,为国家取士。

    现在讲到这种文化的精神,我们老一辈的人应该留意后辈青年,培养他们,提拔出来,等他们有了功业、学问和表现,自己坐在一边,好像在欣赏自己灌溉出来的花,心满意足,该多高兴。这种情形,历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来我们老一辈文人的风范。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孔子这里告诉子质的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有许多留学生,自美国回来,大谈其美国的政情,我常常叫他们少做土包子,我说你住在加州或别处,生活只限于大学文化圈中,别说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没有用。你要了解美国,你和华盛顿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这个时代张仪式的基辛格脑子里,是要生鸡,还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没见过,和我一样只看到报纸上的照片,这样就懂美国了吗?等于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晃荡三年然后回去,就说懂了中国,但他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些什么?连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贤者”。前几年,我就和一位美国教授说,你们美国到处出了钱,帮助人家,又在到处挨骂,就因美国的议员们,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门去懂天下事,不到东方来看,当然不懂天下事。有的来台湾看过,回去就不同了。这些秀才要出门才懂天下事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几句书我们引而伸之,扩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无穷,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闻,多交游,多了解,处处都是学问。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 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我们读这段书,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骗得死死的。汉儒搞训诂学——小学,尤其对四书五经的研究,对一个字的写法、来源、涵义等等,写上十多万字,加之讨论研究,认为这是学问。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拿学位、拿功名的就是这些人,这样读书也真不容易。吴稚晖先生骂宋儒理学家“酸得连狗都不喜欢吃的”。例如什么叫“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国。古书并不难读,千万不要被骗住了。

    夏历与过年

    孔子告诉颜回,国家政治要干得好,就必须“行夏之时”。 这个“时”,就是指的历法。讲到历法,感慨很多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夏历”,就是在夏朝时候创立的历法。在上古史上,中国的天文非常发达,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谈到科学,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学的发展,最早是先发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数学。恰恰这两门科学,中国的天文发展得最早;数学也是最早发展的,尤其发展到像的数理哲学,实在是精深幽远。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最惨了。我们中国的童了军,参加世界童军露营,到了晚上还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国人觉得很惊愕。 我们过去每一代都很注重历法,只要多看历史上的史实便知道了。像清兵入关,明朝亡国了,很多人还是不投降,历史上对这种行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么叫正朔?就是历法为中心的朝代名号。历代的皇帝,对历法修整过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里,又经过大整理。这个康麻子皇帝实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还通西班牙文。总之,无学不窥,在那时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玛窦以后的意大利人南怀仁来中国,康熙跟他学天文、学数学,几乎没有一门学问不会的。他十几岁上台当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础,头脑之聪明,学问之渊博,无以复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创造一个事业,是要真学问的。康熙的学问真是了不起,到他手里,中国的历法,已经加入了西洋的观念和方法,与中国的综合起来,是很好的。

    我们中国的历法,大家都喜欢用阴历,过正月要拜年,就是夏历的遗风。殷商的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们惯用的阴历正月。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过的阴历年,这就是“夏之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过的也是阴历年,越南、朝鲜、缅甸、东南亚各国,统统是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过阴历年。 讲到这里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将来历史不知怎样演变。我们推翻清朝,成立民国,实行过阳历年以后,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传说是湖南的名士叶德辉写的,这副对联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讲文化,牵涉到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不

    相干的地方,但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是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这副对联代表了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就看过年这件事,我们这个时代,几十年来没协调、合作,老百姓内心对这政策始终不能适应配合。不要说民心—— 老百姓心理,关起门来讲,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老古董,凭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老实说,都喜欢过阴历年。可是我们偏偏过两个年,加上现代过圣诞节的风气,等于过三个年,内心自己在过阴历年,外在偏偏过一个阳历年,

    这就代表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搞历史文化,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还有,到了夏天,为什么要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呢?只要规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个小时办公,早一个小时下班,早一小时熄灯,很简单的事嘛。可是却像小孩子一样,在钟面上拨快一个小时,就算对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此风乃是美国来的。再研究美国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小孩子开始拨着玩,后来工人看到跟着起哄。美国文化没有深厚的基础,是喜欢闹着玩的;结果美国玩,我们跟着当正经办了。说是为了日光节约,实行夏令时间办公,原来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改为七点上班,十一点下班,不就成了吗?其实这些是小事情,但问题却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为小的地方没注意到,而使事情变得不成话。等于一栋房子,看见一个小洞,最初以为不重要,慢慢的,整栋房子,垮就垮在这个小洞上。

    这里讲“行夏之时”,现在我们究竟采用哪个历法还是一个问题。如孔子的诞辰,订为阳历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对不对?通不通?都是问题。如果讲中国文化,除非中国不强盛,永远如此,我们没有话讲。如果中国强盛起来,非把它变过来不可。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自尊观念,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拿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历史来比较,中国的文化的确具有世界性的标准。可是现在外国人把它抛弃了,不去说他,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抛弃,千万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剧。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识,怎样去复兴文化,非常感慨,问题很多,也很 难。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这些问题,还是要多读书。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智慧结晶。

    孔子主张要“行夏之时”,在孔子的研究,夏历对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土地空间上,是最合理的历法。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学和的阴阳学。譬如里的八卦,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时空的学问,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个学生,到澳洲去做事,带了一个中国罗盘去。到了澳洲,他写信来问,这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到了南半球该怎么用?我考虑了以后,告诉他反过来用。结果来信说,反过来用非常对。而我本身没去过南半球亲身经历,后来

    再考虑,认为地球像西瓜一样是圆的,虽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还是和中国的一样,所以写信要他在国内一样用。他回信说,根据实地经验还是反过来用对。现在这个问题,暂时搁在这里,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的结论,应该两个方向都可以运用,看怎样用而已。这以后有机会研究的时候再讲。以上主要在说明我们的历法是自夏朝来的,自夏禹以后一直到现在。夏历为什么又叫阴历呢?因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东方出来时是圆的那一天作标准,月亮名太阴,所以叫阴历。那么我们的历法,照不照太阳历?事实上我们一样,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个候一节。一年十二个月,七十二个候,二十四个气节。什么气节种什么农作物,是呆定的,这是用太阳历法的规律。民间最普通的算命、看风水、选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阳历的法则。换句话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用阴阳合历。所以说,几千年前,我们的天文水准,就已经进步得很高了。但是这六七十年来,我们的大学里有过天文系没有,过去中大有过天文系。现在这么多大学没有一个天文系,在

    教育文化上讲起来是非常遗憾的。过去有个高平子先生,还可以将西方的天文学与 中国的天文学配合起来讲,所以当时我告诉学生们赶快跟他学,再不跟他学,要绝传了。无奈这些学生不成器,学了几次以后,没有这个科学头脑,没有学下去,前几年高先生也过世了。我实在担心中国文化会断绝。现在不要说没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谁能够真正懂得中国自己的天文?中国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这都是讲起文化来,很悲哀、很可怜的事情。我常说,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断绝了,将会永无翻身的日子。

    时空问题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时”这句话引发起来,对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诉颜回,第一要行夏朝的历法,第二要乘殷之辂。这是说,过去交通并不发达,到了殷商的时候,交通慢慢发达。乘殷商之辂,就是要发展交通的意思。

    讲到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交通发展史,又要讲到了。不但中国,人类文化开始,一条江,一座山,就阻碍了交通。慢慢发明用木头渡过江,江的阻碍没有了;后来几千年发展下来,海洋的阻碍没有了;到了航空事业发达以后,空间阻碍没有了。现在接下来,几十年以后,太空问题来了,外太空的问题来了。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民族,一方面讲科学,一方面我们对外太空的东西,还没有基础。将来外太空的政治问题,又是大问题。这就看见人类的悲哀,问题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碍,变成海洋的阻碍;海洋的阻碍克服了,有空间的阻碍;由空间的阻碍,外太空星际问题来了。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没有。最近一个学生送来几本太空问题的书,认为的确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类、有生命,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在世界科学领域,又是一派,是主张地球中心还有人类。其实,这些上天入地的杂学,中国古人早就讨论过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现在孔子就讲,时间问题,天文用夏的历法;空间问题,交通发展,要用殷商的车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乐则水准更高了,用虞舜时代的乐风最好了,对于当时郑国的音乐——靡靡之音要遏止,要远小人。用计谋、用手段的人多了,国家社会就很危险。

    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于时代,而且包容万象,并不限制于那一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精神,后来并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精华拿来,用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文化中新时代的文化的系统。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许说,采用欧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国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点,可以说文化是集中人类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这一段有一个精神,就是孔子对于为政,并不是墨守成规,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历史的发展,采用每个时代的精华而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这就要回转来读读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大专高中的课本,那只是认识了一点点历史,至少要读《纲鉴易知录》。这本书现在大学里拿来研究,我们感觉是一个笑话,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十二三岁时就读了。老实说这些都还只是中国史的大纲而已,所以大家可以买一本来当小说看,一天只要读三页,三四年下来,就有用处。)懂了历史,在担当重要大事的时候,就受用无穷。看了这些书,就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根据前朝的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实国父的三民主义,也是根据历

    史演变而来的思想,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面接着两句就是: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的编排,把这两句话摆在这里,正好作本文的小结论。从事政治、个人作人,都要以这两句话作根据,随时随地要有深虑远见,不要眼光短视,否则很快就会有忧患到来。小而言之,个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国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无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这里又再提到。这是说明什么呢?过去都说,孔子讲这句话,是为了卫君而感慨的,因为卫灵公这个了不起的人,迷于一个美丽的妃子南子,所以他虽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见。因此孔子对他感慨:“算了吧!我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样!”这个话,如果我们到后面连起来讨论,发挥起来,会有很多很多历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大体上都是从政的人,自己搞坏了事业,因此连带拖累了女人,背上“祸水”的坏名。例如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名作《圆圆曲》,有关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名句,如“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真是话里有话,说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祸水,恐怕男人自成险山。我们仔细看孔子这一节话,他并没有说女色不好,只是人们没有把好德的心思摆正,像好色那样专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过借题发挥聊当牢骚而已,他老人家何尝不懂,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后既不必因此而愤慨,也不必要去学坏。

    上面这个“色”字的意义,在上论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现在不再重复。简单的说,人类追求真理学问的决心,永远是比不上对物欲的倾好。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鲁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获,字禽,食邑于柳下,谥号惠,是鲁国的大夫。其实像柳下惠这样坐怀不乱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过古人取其贤者为标榜。有唱反调的,像年轻人说,什么柳下惠?那只是性无能!或者说,那是阴阳人,没有开刀。这类怪论可多啦!柳下惠的见色不动心,还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处是侠义,是一个济困扶危的人。孔子这里是在骂臧文仲,就是上论中提到,那个养玳瑁的鲁国大夫,说他是个不称职的人,“窃位”就是俗语说“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晓得提拔青年,也不晓得提拔贤人,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而没有起用他。

    关于古人如何培养后进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迹作为参考。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同过事,但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结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后来寇准罢相,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为惊愕说:国家将相的位置,哪里可以随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因此寇准对王旦不满意。不久之后,寇准又发表中枢要职,内阁大员,叩见真宗的时候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诉他,他的职位,都是出于王

    旦的极力保荐。寇准才知道个中实情,非常惭愧。真宗也常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后进,但到宋仁宗时期,他也担任首辅的职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间,王曾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说:“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顾予不得见尔。”后来王曾在中央政府执政,平常很少说话,也不轻易说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别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时候,范仲淹还是后举新进的人物。有一次范仲淹对他说:“明扬大类,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尔。”就是说公开提拔起的人才,这是首相的当然责任。你什么都很好,只是不肯说明提拔了些什么人,未免有点欠缺。王曾便对他说:“恩欲归己,怨将谁归耶?”这是说: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对我都是感恩图报,那么,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人们的怨恨,又叫谁去承担呢!所谓国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别人的歌功颂德,同时也有藏垢纳污的容量容德才行。只要多读历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有时处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虑,历史上前人的经验,已经早有这些事例了, 读书的好处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这点很重要,也很难。躬就是反躬自问,自厚并不是对自己厚道,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别人错了的,责备人家时,不要像对自己那么严肃。这样处世作人,对长官也好,对同事也好,对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个社会风气,到了乱的时候,往往是对别人要求重,对自己要求轻;要求别人特别严格,原谅自己轻而易举。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们反身而诚,责备人家要以宽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严格检点。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这一段文字乍读之下,有点莫名其妙,把几个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读了这个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实一点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话,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说,一个不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真不晓得他该怎么办了。意思是,对任何事情,都不用脑筋,不晓得提问题。当一件事情来了,应该想到怎么办?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里糊涂的过,就真不晓得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了。当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话,这个白话也不能读的。意思懂了以后,就知道孔子这几句话是说一个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头脑,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学家要提问题,哲学家要提问题,处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处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这个内容对不对?有没有虚报?实在这样吗?尤其像执法的人,更要鸡蛋里挑骨头,看有没有冤枉的?有没有放纵的?这几句话就是这样。文字很简单,问题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态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社会到了乱的时候,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大家在一起,讲起话来,没什么内容,无正事可谈,谈闲话,讲些不相干的话,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现今社会上这一类的人不少,娱乐场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会精神已经瘫痪,没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严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欢使用小聪明,厉害得很,目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全世界到处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聪明,孔子只有摇头了:“难矣哉!”叹口气,到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

    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现在的一般青年,进入社会之后,慢慢地就染上这个习性。不是无所用心,他们所用的心,就是孔子这句话“好行小慧”,使小聪明,没有从大学问、大聪明上着眼。这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病态。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是对上面几段话的引伸。孔子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注意义、礼、孙、信四个字。本质上要有义。这里的义,一是孟子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适宜,合宜。二是传统的仁义——人格标准。三是指“词章之学”、“记闻之学”之外的“义理之学”。——现代所谓哲学的、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用它作为本质。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孙就是逊,态度上非常谦虚,不自满,不骄傲。对人对事,处处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绝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这样,专在小聪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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