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春秋无义战-1

    现在我们为了要研究《孟子》这本书,我觉得应该先了解一下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现实社会的环境,就会觉得并不枯燥。而且对孟子的人品和风格,也更有一层深刻的认识。那么才会知道后世的人,为什么把孟子承继在孔子之后,称他作“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都知道,远距我们现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当然,这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事不干己,无切肤之痛地加个评论而已。如果我们也生长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痛苦悲愤的现实环境里,大概就不会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两个名词所包涵的时代,都有几百年之久,如果我们用人物作中心代表来讲,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却是到了战国时期了。

    春秋时期也罢,战国时期也罢,这两个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时代,却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

    可是在后世看来,这个时期,则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我们知道,孔子当时亲身经历了痛苦时代的忧患。他在晚年,有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文化的宝典,删诗书、订礼乐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据他本国鲁国的历史资料,开始着作了一部最有名的历史和历史哲学的书——《春秋》。

    在这部书里,记述了东周以来两百多年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变乱的前因后果,同时也包涵了对于历史人文、文化哲学的指示——如何是应该?

    如何是不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善恶?怎样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们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时代的大题目。那个时代侵略吞并的战争,绵延继续了两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础,开始逐渐地被破坏,社会的紊乱、经济的凋蔽,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实在太多。现在我们简单引用董仲舒的话,便可知道那个时代乱源的要点:

    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这便是孔子着《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着《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

    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后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在前面,非常简单地提到战国时期的时代环境。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史记》的编导手法,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来写传记,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应该分开来,单独地写。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节省笔墨吗?不是的,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来写成一篇。我们读了,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启发,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

    因此,司马迁写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传》。在这一篇里,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辉映。

    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2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其实不然,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如果有意乱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话,小题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构成专篇。可是司马迁的风格,是有他的哲学的、学术的中心思想,他绝不愿意乱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们读《史记》,几乎和《春秋》三传一样,任何一字一句,绝不可以轻易放过。甚至《史记》中任何一个表,都不是随便绘制的。

    他写孟子、荀子,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如商君(鞅)、吴起、孙子、田忌。又说“齐有三驺子”,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尊敬,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凄凉的——驺衍。

    从驺衍以次,又说:“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骄、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当然,也包含了同一时代性的人物关系。

    再以后便写荀子(卿),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墨子、公孙龙、剧子、李俚、尸子、长庐、吁子等等。不过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我们要注意他这句“不论其传”一词的涵义,很有深度,也颇有味道。

    最后,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于墨子的事,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如说:“盖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我们读《史记》,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启发性,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可以启发慧思。

    我们读《孟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同样地,司马迁写孟子,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然后才说到孟子的籍贯、出身、学历,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至于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史记》上的这篇也和《伯夷列传》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作了七篇书,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孟子》。

    古今中外,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对自己个人,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自己降格以求,迁就一点现实,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

    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其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是以驺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喝石官,身亲往师之。

    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梁惠王。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他当时的声望之高,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那种威风,那种排场,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叟!不远千里而来。”满不在乎的味道。至于齐宣王,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

    可是驺行呢?“重于齐”,他在齐国极受尊重,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

    驺衍到了魏国(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现代,一个国家的领袖,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所谓“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纪录。

    驺衍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在恭顺。

    到了行馆以后,请驺先生坐下,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便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只用“侧行撇席”就够了。由此看来,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去研究,不可以马马虎虎。

    驺衍到了燕国,那更神气了。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

    接到了王宫以后,“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请求作他的学生,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的受业。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

    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扎扎实实地记述下来,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给大家看。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抑或闹剧?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启发了。

    我们在座的,以及社会上各方面,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重现实。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活在世间,就要生存;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老实说,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何尝不重视现实呢?只是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他始终漠视现实,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他为“圣人”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孟子》这篇传记里,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在全文里,他说驺衍先用阴阳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听的人各个为他倾倒。其实驺衍这套学术,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轻视。

    不过,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样,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他为了要有所贡献,希望改变时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接受的学术出来,玩弄一下。

    其实,他的本意,还是归乎人伦道义,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那些谈阴阳、说玄妙的学术,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所谓“始其滥耳”。

    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惊奇得不得了,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又做不到了。

    这种现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从轻松一点的角度来讲,也正如清人赵翼的感慨,一个人若是要求文学艺术的成就,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论诗》中说:“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司马迁的论述观点还没有完,他又说:

    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柯称大王去分阝。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

    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里劈头第一句话,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宠。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在陈蔡之间,受到饿肚子的遭遇;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

    但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有的人却轻视现实。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结果讨伐纣王以后,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所以像伯夷、叔齐他们,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

    接着,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闭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样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也向孟子请教过,结果,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阝),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乐。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犯,国人愤慨,要起而对抗。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于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国业,改迁到歧山山下。大多数的豳人,由于爱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迁居。而后经由季历、文王的发扬光大,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时,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而改国号为周。

    司马迁接着说,孔子、孟子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见。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

    因此,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于现实社会,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随后司马先生又举例:商汤时代,伊尹不得志的时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想尽办法,去作商汤的厨师。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请他当辅相,发展了他的抱负,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混口饭吃。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请他当辅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为什么呢?有理想,有抱负,尚未得志时,不妨将就别人一点,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与你合作以后,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当时的学术、言论、思想,虽然看起来很怪,不合于学问的大道,好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所以,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那么,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说,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碰到这种问题,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有矛盾,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是与非,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说明。你买了票,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后,你要的是哪一样,但各取所需,各凭所好了。不过,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马虎。

    附带地再说明一下,他在这篇《孟子荀卿列传》里,最后说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国,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山东)地方的首长——兰陵令。后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车,或在公共场所,往往看到“银钱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语一样有味道。对吗?

    为了研究《孟子》这本书,我们在前面先简单扼要地提出了战国时期,和孟子同时的学术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为比较,作为陪衬,使我们在研究孔孟学术思想时,藉以启发自己的慧思,同时也可以由此认识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的道理。

    但是,只从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去了解孟子还不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与孟子同一时代中,国际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我们历史上着名的风云人物——苏秦。

    他真是摆足了历史上的威风,但他也在年轻时期,受尽折磨,足资青年效法、惕厉。

    在中国的历史上,后世一般研究史学的儒生们,尽管不重视苏秦,看不起苏秦,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上,这些大人先生们,暗地里都还是摹拟苏秦的那一套。甚至还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当时代在变乱之中,要想拨乱反正,苏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视的,并不简单。

    时下有些国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现在美国的基辛格,比作苏秦。讲实在的,基辛格还不够资格与苏秦相提并论,比之苏秦那两个小兄弟苏代、苏厉,还差得多。

    苏秦生在孟子同一时代的东周,是洛阳人。东周的洛阳,是当时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尽管那个时代天下诸侯互争雄长,争取霸业,眼里已经没有中央的周室,所谓“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东西两周的首都所在,到底还是有它悠久的历史文化。苏秦便出生在那个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个人的生平,这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时候,和张仪、孙膑、庞涓几个人,都是从鬼谷子求学。鬼谷子的确是当时以及后世的一个神秘人物,也是属于道家之流的隐士,我们暂时不去讲他。

    苏秦离开了鬼谷子以后,便想有所作为。他研究一下当代的局势,只有秦国足以举足轻重,能够影响当时的整个天下。所以他的目标,就指向了高据西陲的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秦惠王的时代,也正是由商鞅变法以后,讲究法治、讲究富国强兵的一个时期。而后,再经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励精图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统天下的基业。

    苏秦抱着满怀希望到秦国去,大概先变卖产业,又借了些债,置办得很豪华,带了很讲究的行装到秦国。见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对天下事的整套构想和计划。

    在当时的观念里,这种情形就叫做“游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考试取士的用人办法,一般学者知识分子,都靠游说诸侯权贵而取得功名富贵和权力。即如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见,在那个时代的风气,也都属于游说的作法。不过,后世有些人把游说这个观念,打入了纵横之学、策士之流的范围,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别把亚圣孟子的事迹,列于游说之外了。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好好读一下《战国策》和《史记》,其中有关苏秦当时游说的言论和思想,实在不能轻视,也不可忽视。他第一次见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说辞,也是标榜王道的作法。不过,他是针对当时的现状,特别强调他自己的军国思想与战争理论。他说: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苏秦初见秦惠王所提出吞并诸侯,“称帝而治”的蓝图,也便是后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线。结果,非常有趣,他的计划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难道说,当时秦惠王的野心,还不及他的青孙秦始皇吗?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孟子同样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秦惠王当时对苏秦的否决辞是怎么说的。

    秦惠王说:“据我所知,一个羽毛还没有长丰满的鸟儿,是不可能高飞的。一个人文教化还没有培养成功的国家,是不可以随便征伐别人的。同样的道理,德政方面,还没有扎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随便动员国民的。领导人的政治教化与感召力量,还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顺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责任,劳烦自己的高级干部去担负更艰巨的任务的。你苏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远千里而来到我的国家,肯这样当面教导我,非常感谢。不过,希望等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再向你专诚请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来讲,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现代,就是秦惠王举起手来看一下手表,再伸出右手来准备握手送客了。

    这一段在古文怎么记载呢?文字写得美极了,可是现代人读起来,不大容易了解当时的现场实况。所以大家便马马虎虎地看过去,认为这些老古董没啥意思。

    《战国策》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须大臣。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可是在当时,年轻的苏秦还要装呆,不肯马上告退,仍然继续讲下去。想把他的学问知识连肚肠脑髓都翻出来似的。你看,这多么不懂事,不识时务!他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上古以来的历史哲学、战争论、战略思想,一古脑儿都搬出来支持他当时所构想的统一天下的计划蓝图。其中,他说道:

    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世界,必须国富兵强,具有战略上的必胜能力,然后才有道义可讲。在国际外交上,你的兵力强盛,那么你内在的道义观点,才能发挥作用。他的这一段话,甚至于整篇的建议书,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认为,凡是现代的国民,应该把《战国策》等书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学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为权变、应变、适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实在很有必要。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书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还没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里知道这些古董之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乱抛弃固有文化中这些宝藏,实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关于《战国策》和《孙子兵法》的综合研究,我已经在“历史的经验”的讲课上,介绍过一部分,所以现在在这里只好从略,简单地提些要点而已。

    苏秦说的哪怕再有理,无奈却不合时宜,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秦惠王当时面对这样一个外国来的年轻人,该有多讨厌!

    这还没有完,这一回对秦惠王的当面说不成功,他还住在秦国的旅馆里,一次又一次地写计划,写报告,送给秦惠王,希望他采纳。结果,上了十次的计划报告,秦惠王没有半点下文答复他。换句话说,秦惠王根本没有理他。不过,还算好,并没有认为他是国际政治上的疯子,没有把他驱逐出境。可是,也没有给他一个小职务干干,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钱。

    这一下,苏秦真完了,“一钱逼死英雄汉”,所谓“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带出来的黄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阔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还有一点点零钱,可是绝对没有交际费用,再也没有长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原文对苏秦回家的一段情景,虽然只用了简单扼要的三十六个字,却描写得活龙活现,痛苦不堪。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段来讲,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个人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教训。不灰心、不气馁、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奋发图强,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苏秦当时那种遭遇,据我所知,我们在国外求学读书,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样有这种痛苦的遭遇。结果,缺乏苏秦那样的勇气,被现实打击下去,大有可为的前途就白白牺牲了,真划不来。

    我们且看苏秦这一段历史经验故事:

    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纟任,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我们读中国古文这三十六个字,当然先要认得字,知道了每个字的字义——说文、训佑,再来会意,便可知道作者当时描写得刻画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读了以后,也为苏秦的遭遇觉得很惋惜。

    他在秦国没有办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钱又花光了,怎么办?

    他不负气自杀,只能忍辱,用千万个忍字,来坚强起自己。于是他只有“赢腾履蹻”

    了。什么是“赢縢”呢?赢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赢是满。縢是那个时候准备走远路的裹脚,等于后世的绑腿。蹻是草鞋。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两只小腿满满地裹起来,以免长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伤,然后又说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买不起,只好穿上一双草鞋。短短四个字,便轻轻易易地形容了他当时的倒霉落魄相。

    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像开始到秦国来时有黄金百斤,雇人搬行李,那种神气的样子了。只有随随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随身携带着好走路。好了,他这样狼狈地收拾起行李。“负书担橐”,又把那些带去的书都背在背上,书当然丢不得的,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印刷术也还没有发明,书是用一片一片竹简刻上去的,那是知识分子的资本,所以绝不能丢,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

    你看那些破书,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书还没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归成一堆,做成担子来挑,就像从前种田的朋友挑大粪那样辛苦。他就这样一副寒酸相,从秦国首都——陕西的咸阳,回到他的故乡——河南的洛阳来了。

    这一路回来,真够辛苦,你要知道,他当年还在青年阶段,因为失意、穷困,已经弄得没有一点英俊的样子了。“面目黧黑”,看起来又黑又瘦,干瘪的穷酸相。

    但是这还是他的外形。最难堪的,还是他当时内心的痛苦,那实在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个时候,天涯茫茫,又到哪里去呢?叶落归根,不管好不好,有个家,有个窝,总是好的。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回家。当然,进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难过,惭愧得不得了。不要说是苏秦,大家把自己换作他的处境,就可想而知那种“状有愧色”四个字的千万痛苦了。

    这样还不算什么,等他到了家以后,更难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织布,看到他回来的那副落魄相,当着家人的面,也没有勇气来迎接他,再谈不到慰问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里的工作,摆出一副冷漠的态度。他的嫂嫂们,当然不会问他吃过饭没有,根本是见如不见,相应不理的样子,哪里还肯为他到厨房去做饭呢?那个时候,是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们的风向,嫂嫂们又要看着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么办。结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样子,一句话也不和他讲。

    你想,他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面子怎么办呢?

    苏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轻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样记载呢?

    他遭遇到这种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叹一口气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这是一种什么胸襟!什么器度!他对于目前周围的情形,一点都不迁怒怨恨到别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责,认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对待他这种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无能,并没有埋怨他们的冷淡,更不会借酒浇愁,要打人、要接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苏秦的老婆,尽管当时对他的态度上很冷淡,可是并没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汉代的朱买臣两个人的太太那样,因为嫌他穷,嫌他没有出息,就要求离婚而去了。姜太公、朱买臣后来得志了,同样情形,他两个人的太太都要求回来,结果都遭拒绝了。所谓“覆水难收”,就是在朱买臣这节故事里引用的话。

    至于苏秦的太太,有没有在背地里鼓励他,帮助他,像历史上许多贤妻良母那样作法,因为无明文记载,就无法查证了。这是顺便对年轻女同学们提出注意的事,请勿见怪。

    其实,苏秦的这种遭遇,并不特别,古今中外的人情,大体上都同一例。我所谓大体,当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们把历史上许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艰难曲折的阶段,都搜罗来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会的人际状况,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觉得见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认识不够,非常介意这种反面的情况,便会产生愤世嫉俗等等变态心理。甚至无论你日后有成就没有成就,对人对社会,很可能形成一种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们随便提一点大家所熟知的历史经验,在所谓读书人的文化界中,让我们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诗,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时代的痛苦。“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呜。

    此外,如韩信没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而且饥饿时,想吃一口饭都不容易,没有人理他,结果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怜他的遭遇,把自己带出来的饭包施舍给他,让他吃了一餐饱饭。

    后来,韩信功成名遂,当了三齐王回到故乡时,不但没有报复那个叫他爬在裤裆下的无赖少年,反而鼓励他、感谢他。同时,他又寻访那个施舍一个饭包的洗衣妇人,但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只好把千两黄金,投在当年洗衣妇在那个河边洗衣服的河里去,表达他无限的谢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韩信以千金投河,感谢漂母一饭之恩的故事。

    因为韩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报,受辱不怨的这种气度,也就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尽管后来他也被刘邦夫妇所谋杀了,但撇开权势功业不谈,如果专讲作人的气度,作人的味道,韩信比汉高祖刘邦可爱得多了。即使如项羽,在作人方面,有时候也比刘邦可爱。当然,这只是讲作人,不谈处事,要讲处事,那又须另当别论了。

    讲到韩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汉高祖刘邦的遭遇作一对比。当刘邦在青年的时代,一天到晚到处游荡、闹事,不务正业,一事无成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责备他几句,说他这样没有出息,实在比他二哥刘喜差多了。

    老二规规矩矩为家里添置了产业,所以家里人都很喜欢他二哥。至于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刘邦带了几个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饭。他的大嫂骗他说没有饭菜了,朋友只好离去。刘邦自己到厨房一看,原来饭菜还有的是,于是怀恨在心。

    后来他当了汉高皇帝,封他二哥为代王,封他弟弟为齐王,就一直没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职位。他父亲向他讲了,于是便封了一个“羹颔侯”给大哥的儿子、这是对他大嫂当年不请他朋友吃饭的回报。当未央宫落成时,他大宴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亲敬酒时说:“始大人常以巨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仲就是刘邦的哥哥。刘邦问父亲:你现在看我比起二哥来,哪个有出息?哪个弄的产业多呢?搞得他父亲啼笑皆非,无法答话。你看他多小气!哪里真够“豁达大度”四个字的份量呢?

    不过,话说回来,刘邦比起历史上其他许多的帝王,他又的确好得多,有些地方还不太失“豁达大度”的作风,所以历史上对于汉高祖这四个字的评语,也可说是由于比较性格而来的评论而已。

    我们讲苏秦失败的情形,又顺便扯出了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态。我们现在讨论孟子,顺便联想到孟子的母亲对于孟子教育上的伟大之处,孟子所以表现出和苏秦迥然不同的圣贤人格,和这位孟太夫人的教诲,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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