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神和都江堰-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二郎神和都江堰-1

    而过去几千年来,农田水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尤其黄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里地田园庐墓为废墟。耕种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于祖宗的坟墓都保不住,这又和孟子所说的中国政治哲学的“养生丧死无憾”的原则违背了。造成这种弊害的,水利不兴的原因尤重。

    我国自大禹治水以后,三代以下近两三千年以来,时有水患,而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为烈。黄河的水利,根本就没有治好过;长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远在秦始皇时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县县治旁边的一个峡口,名为灌口,也就是杜甫诗中“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所谓的“玉垒”和“离堆”等名胜地区所在。此地筑有一座水坝,在坝上有一座二郎庙,庙中所供的神像,并不是《封神榜》小说中的二郎神杨戳,而是秦昭王时,蜀中太守主持建筑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说到李冰父子,现在让我们看看清人钱茂所撰《历代都江堰功小传》中对他们的简述:

    李冰,战国时人。知天文地理,隐居氓峨,与鬼谷友。时张若守蜀,与张仪筑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荐冰代若。

    冰营郡治,致神龟,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郸检两江,别支流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畴,以万亿计。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镌石定水则,傀无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泄咽喉,称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无饥谨,号天府焉。

    冰复导洛通山洛水,与郸别江会新津大渡,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凿南安溷崖,以杀沫水,世咸飨其利,都江堰乃其较着者也。

    其作堰,破竹为笼,以石累其中,或镇以石牛石人,设象鼻鱼钩护岸。有石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大字,尤心传之妙者,历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饲致祭,元至顺元年,封圣德英惠王。

    至国朝,封敷泽兴济通佑王,载在祀典。

    二郎为李冰仲子,喜弛猎,史轶其事,名字无考,世传种种异迹,荐绅先生难言之。可征者,谁作五石犀,以压水怪,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与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饰美女,就婚囗囗,以入祠劝酒。或谓即冰为牛斗刺杀江神事傅会之,详见《水经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与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顺元年,封英烈昭惠灵显仁枯王。

    国朝封承绩广惠显王。

    王囗事轶,蜀典姓源韵谱,谓与李冰同时人。方氏通雅作王囗,谓与冰同穿二江,其他无闻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来灌口这个地方,河床有一个弯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这条江上游源头的雪山上,整个冬天的大量积雪开始融化,雪水自广阔的雪山山脉数以百计的峰头,滚滚而下,汇集到灌口这个隘口时,更是波涛汹涌,声若雷鸣。气势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门水库放水时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不作适当的措施,那么灾害之大,当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与黄河的水患,互相比恶了。

    早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滩,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抛流笼的办法,建筑这座都江堰,使这里的洪水不致泛滥。

    所谓流笼,是用青竹,剖开以后,浸过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纤维拉力,以及防水渍的腐蚀力。再将这种处理过的青竹,编织成长数丈,直径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称胡椒眼)的竹笼,然后把大大小小圆形——近似鹅卵的石块(俗称鹅卵石),填到这竹笼内,就做成了流笼。

    把这种流笼,坝作江岸,作有规则的排列,而堆积成水坝。当洪水冲来的时候,遇到这种流笼,汹涌的水势,就被阻挡,但又从笼与笼之间以及笼中鹅卵石之间的空隙通过,于是就收到了减缓水势的适度效果。堰堤水坝便安全不致被冲毁,也无堤脚被淘空的危险。只是每年要检查一下,发现了腐朽的流笼,就要更换新的。

    这座都江堰,就这样从秦代到现在,使用了几千年,堰堤不坏,功能不减。抗战时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水利学者、堤坝专家们,到都江堰共同参观研究,认为常换流笼太麻烦,于是提出计划,以他们的现代力学方法,改建水泥坝。不料还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复原状,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办法。这种流笼,我国现代的水利工程人员,目前还在沿用。但是这种流笼,如果用在黄河,就失去效用。因为黄河的流水混浊,带有大量的泥沙,流过流笼时,泥沙沉淀停滞在石缝间,很快就被淤塞起来,就失去减缓水势的功用,而终被流水冲垮。

    这历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在经济建设方面,工商发展方面暂且不说,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农田水利的问题,则始终没有解决。

    引申到这里,我们透过孟子这简炼的几句话,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悲剧性的一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说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程度。同时我们也了解,这“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民生问题。而现在世界各国,各种政治思想哲学,都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民生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乃至共产主义也好,不管他们提的什么主张,何项办法,总不外乎解决民生问题。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标。当然,现在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上继孔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实际情形,大同理想的实现,还有待我们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车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段文章的记载上,显示出来,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度就好转一次。这次的谈话,比以前几次更好得多了。他一开口就说:“我愿意虚心地专诚向你请教,听取你孟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发问,只是希望孟子给他一些意见,今后治国该怎么办。这种态度,看来的确是虚心而诚恳的,存心要向孟子请教。

    孟子见他那样诚恳,所以答复梁惠王的话,也是诚恳地讲实在话,一点没有虚伪客套。他以问为答地说:“一个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杀死人,有什么分别么?”孟子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虑地立即答复孟子:“当然没有什么分别啊!”虽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杀人的居心,和杀死人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孟子谈话的高明了。真是剥茧抽丝,逐步层层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个问题以后,冷不防,话锋一转,逼进一步问道:“好了,你既然说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样杀人。那么我再请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杀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

    孟老夫子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里总不肯承认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为自己身为施政的一国之王,只好眨眨眼,摇摇头说:“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啊!”

    好了,两个问题一转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后,正文来了。孟子于是说:“那么,现在的君主们,厨房里存放着许多肥美的肉类,马厩里养育壮硕的马匹。可是老百姓却吃不饱,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在城外郊野,还有人饿死在路旁。这种情形对照一下,可不等于是纵容驱使禽兽去吃人吗?”

    今天在富庶社会中过安定日子的人,或者体会不到这种景象的悲惨,而认为冰柜里多存一些肉,养上几匹马,又算得了什么?殊不知,在古代没有冰箱,也没有冰柜,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储存的肉类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会变质发臭,就只好扔掉。这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至于养马,现在大家都坐汽车了,不知道养马的耗费。以前养一匹壮马,比十个人的生活费还多。要给它好的豆料、鸡蛋,还要喝酒,有时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种跑马场的赛马,还要喂整枝的人参。战马当然也要吃得很好,“马无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马,还要给马洗澡,真是一笔大耗费。现在有些人不买汽车,因为汽车每个月的油料和保养费太高了,但比起养马来,泡车的耗费又小得多。何况当时的诸侯,并不是光养一匹马,而是养许多马。大夫干部们也养许多马。还有成千上万的战马呢!了解了这些情形,计算一下所需的费用,那么就知道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一点也不假了。

    孟子这几句话,反映了春秋战国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大概,同时巧妙地指责了梁惠王与他下面的这些大臣和干部。另段“率兽食人”,也等于说你梁惠王的这些大臣们,和猛兽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带了一批野兽,在那里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劝梁惠王说:我们看到禽兽互相残杀,弱肉强食的时候,都会非常厌恶,憎恨他们,巴不得杀掉他们。而我们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你是一国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应该像对自己儿女一样,去爱护照顾老百姓。可是,你现在实施的政治,还免不了好像带了一群猛兽去吃人似的暴虐,那么老百姓又怎么不感到厌恶,你又怎么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终是遵奉孔子的学说的,最后他还是引用孔子的话来作结论。

    在这里,先要提出一个题外话来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时,是用“仲尼曰”三个字,为什么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们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礼对长辈,是可以称字或号的,甚至于对同辈的人,也只称字号而不称名的,绝对不能连名带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时人,孟子是战国时人。时间上,孟子已经是晚辈了。而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孙子,所以孟子比孔子当然是再晚又晚辈了,所以他应该尊称孔子的字号。即如在《礼记》中子思称孔子,也称仲尼,这是中国的古礼。但是到了后来,渐渐变成对长辈不能称字号了。尤其是对自己的父亲或祖父,直接称号,反倒要让人觉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这次谈话中,把孔子的话举出来,他说:“孔子曾经说,第一个制作陶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许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诚然,所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干、面粉之类,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既然这种用代替品假设,而存有一点活人陪葬的心理念头都是不可以、不应该的,又怎么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们饿死呢?

    实际上孟子是指责梁惠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头在那里率兽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责,才引用孔子这个“始作涌者”来隐喻,指责梁惠王领导无方,自己王府里那么奢侈,领导大臣们也竞相浪费,而老百姓们则无饭可吃,竟然饿死。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惮、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被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他们这一次的谈话,司马迁在《史记》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经稍稍提到过一点,语意一样,文字不同。在这里,梁惠王提起晋国。大家应该记得,原韩、魏、赵三国的祖先,历代都是臣事晋国的,后来他们分了晋国的土地,而自己独立称王。现在他又自称是承接了晋国的传统,晋国就等于是他们的祖国。因此梁惠王对孟子从他的祖国谈起。

    他说:“我的宗主国在晋文公的时候,曾经称霸诸侯,历史上的强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这一代,说来真惭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求和于强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国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胁。像这样的国耻,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愿意为这些为国牺牲的先烈们雪耻。请问你,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荣历史。其实从春秋大义来说,魏是叛晋的,谈不上光荣。

    不过当时在中原一带,三晋的确是相当强盛的。这些且不去管它,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这次梁惠王对孟子所提出来的,正是他那个时候的中心问题。魏国当时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为了雪耻图强。梁惠王先后对邹衍、淳于髡这些谋士的恭敬礼请,也都是为了雪耻图强。当时的各国,走富国强兵的路线,大多也都是为了雪耻图强。这是战国时代,国际间一种共同的情况——相当于个人的冤冤相报。在循环报复的思想下,绵延了几百年的国际战乱,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梁惠王的宏图,孟子告诉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领土,如果做得好的话,也一样可以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国家,可以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他继续告诉梁惠王治国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统治别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实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样施仁政?孟子对梁惠王列举了几点施仁政的作法。当然,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举仁政的要点,第一是省刑罚。刑与罚是法治上的两种精神,有所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点。孟子这里告诉梁惠王,对于刑罚的施为,应该以省略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国的治术之一,不过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简明,不可繁重严苛。王道是要以仁义为本的。

    后世儒者有的只讲仁义,主张不要刑罚,有的法家主张治国不能用仁义,都是失之于偏。所以唐代的学者赵蕤,在他所着的《长短经·政体》篇中,对于严刑罚,曾引孔子的话,作了这样的评议: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

    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

    何刚?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日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二。”

    赵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话,对于王道政治中,刑罚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相辅相成的功能,体用本末的作用,实在可以视为孟子这里“省刑罚”三个字的阐扬。

    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罚,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而辅仁义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说明。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孟子动辄称仁义。但是对梁惠王说仁政,只说“省”

    刑罚,而不说“去”刑罚的原因。所谓“治国不须刑罚”,那只是秦汉以后腐儒们的迁阔之见。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个措施,是“薄税敛”,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减轻公府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像秦始皇造阿房宫、宋徽宗之造艮岳,征用民财,就是敛,征用民力,就夺时。老百姓这一些额外的负担和经常的税赋,都要减轻,否则的话,征敛太多太重,则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路有饿莩,则无从征敛。

    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现代的名词,所谓“培养税源”,也就是薄税敛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个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个字。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两件事。“深耕”就是将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养分,成长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带所谓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段时间——大多在谷雨之后,要把秧苗四周长的杂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费了土地中的养分,使秧苗长得更好。在台湾,我们常在季春时节,看到农民跪在水田里,两手在地上划圈圈一样,把秧苗四周的杂草压到土里,不但却除了杂草之害,这些杂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这就是耨。而所谓“易耨”,应该包涵了轮作的意思。同一块土地每年种同样的庄稼,会长得不好;如果轮换一下,今年种稻,明年种菜,那么两种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这是古人早有的常识。农业方面是有许多技术的,这里因为古代文学的精简,只用四个字来代表农技。所谓“不夺农时”,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时空、勤于耕种,改良农业技术来增加生产。

    综合以上三点,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孟子说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闲的时候——正如中孔子说的“使民以时”——在最适当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说“不夺时”,不在农忙时耽误耕作的空闲时间,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的品德上,对父母尊长,能够善尽孝道;对兄弟姊妹,同辈朋友,能发挥友爱的精神;对人对事,能殚智竭虑,做得最适当,能够言而有信,不虚伪诈欺。人人如能如此知耻,自立自强,在家的时候,这样孝友父兄,到了社会上,能以这种品德待人处世,那么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个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会。扩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国家。

    到了这个时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战杀人,在文化战、政治战上,就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必要打仗时,你纵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挞伐秦国、楚国这些具备坚甲利兵的国家,他们也会勇敢地涌上前去。

    孟子告诉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后,又返过来,从另一面分析当时邻国敌国的国情,告诉梁惠王说:“现在他们这些国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

    不问农忙不农忙,说打仗就随时征调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产,无法过农业社会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园破产,上不能奉养他们的父母,致使他们的父母也冻死饿死。强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离散。像这样,等于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里淹死,推进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这种征役之苦,后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等诗中,有详细的刻画,这是大家都能熟诵的。在明末,一名进士杨士聪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写照,其中两首写道:

    名将重威信,过师从枕席;平日少抚练,临戎增叹喷;贼焰既已炽,调发杂主客;强者太狰狞,弱者不任革;缘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贫民无立锥,更复遭奇厄;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

    杀运珍生人,轻细如蠓蠛;兵荒已半死,岂堪罹病孽;春来渐多疫,什九剧绵囗;蠢凶既草萎,良谨或兰折;道路续新鬼,亲属累死别;贫民无棺敛,委弃空痛结,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

    这两首诗的文艺境界如何,且不去讨论,但说得是相当沉痛的,例如:“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是说借用老百姓的脑袋,造成自己的功绩,等于满清时代所说的,大人的顶子,是血染红了的(隐喻清朝大官们的红缨帽)。其余如“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一副悲惨世界的画面。如今百余年来,我中华民族即经常在此浩劫的笼罩下,国家多难,人民不幸,实令人不胜慨叹!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一位五代朱梁时诗人杜苟鹤,也有两首诗感慨这种“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他在赠朋友张秋浦的诗中写道:

    人事旋生当路县,吏才难展用兵时。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

    把“夺其民时”的情形,写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题为《旅泊遇郡中乱》的诗中写着: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折为修寨木,荒坟掘作囗城砖。郡侯逐去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孟子早已说过,你这些拼命扩张武力的邻国,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陷溺其民。

    如果你实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轨道,财政经济充裕,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强,然后再去征伐邻国,自然就天下无敌了。所谓“仁者无敌”,不要对仁义治国的最高原则怀疑,不要犹豫,走向仁义的大道吧!

    “仁政”——这个孟子的主张,在现代也还得细细地看的,如果能够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国耻,心情也没达到国强民富,则自然是“仁者无敌”,最后必能致胜的。

    孟子和梁惠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这里告一段落。从他们两人数次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推行仁义,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对于当时那些策士,所谓纵横家、谋略家等游说之士,如苏秦者流,为求取功名富贵,讨好君主们扩充权力的心理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张,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为,不愿那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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