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机锋转语-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孟子的机锋转语-1

    尽管孟子说(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这段《孟子》记述的文字来讲,其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政治哲学两个大道理,必须特别留意,不可只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评语,就轻轻地盖过去,认为孟子对梁襄王的问题,并没有用心去答复。其实他说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诚恳的教化对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恶乎定”,这个定天下的问题。他问的是如何“定”天下,并不是说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义来讲,这一个“定”字与“安”字,用在这里,就大有分别了。如照曾子所着《大学》一书的观念来讲,“定而后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们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说,他自己国家的处境,和他个人心理上的烦闷,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当时在战国互相吞并局势上的困难和不安。再看一看《战国策》

    上所记载苏秦说梁襄王的一段,对于魏国当时情势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问孟子的“天下恶乎定”的问话,并没有错。错只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心和态度而已。

    我们大家都很欣赏上所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三顾诸葛先生的茅庐之中,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首先便具备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风范,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为了感遇知己,而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问的如何能定天下,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来,生当乱世,每一个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动机,也就是所谓霸业思想的原动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为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权,便从此建立。刘邦做了皇帝以后问他的父亲,我挣的财产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义,他的父亲李渊对他说,希望你这一举,便能“化家为国”。这些观念,也都是由一个“定天下”的观念而来。

    孟子深深知道这种心理的错误,所以他不从如何“定天下”的霸业思想上去答复梁襄王的问题。他要从王道的思想上去诱导梁襄王行仁政开始。所以从表面看来,便大有牛头不对马嘴,所问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当时人主们的喜好了。由于古文写作,重在浓缩简化,对此要点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此加以申论,才能把孟子弘扬传统王道学术思想的精神,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问题,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于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说天下定于一,并没有说只靠一人来定,或者说定在哪一个“一”上。这句话看来真是相当含糊,因此也难怪梁襄王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逻辑,跟着便问:“孰能一之?”哪一个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将错就错,他知道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难懂得这个高深的政治哲学,于是把它向当时时代病,极其需要的一剂消炎药上去引导,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实,天下真正好杀人的并不多。不敢杀人,与不好杀人的人很多。难道那些不好杀人的便都能统一天下吗?这个道理,上面已经约略讲过,不必重复讨论。

    如果要认真讲来,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实在是很认真的。只是古今文法运用不同,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所以古文尽量要求文句简练,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

    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条狗。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作文章的手法,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有一个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一个说:“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恐怕要写一万本也写不完。他们就问欧阳修,那么你准备怎么写?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就清楚了。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实,时代愈向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如孟子这一段中,一句“定于一”的答词,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远,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既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所以“不嗜杀人”,也是针对当时好作乱好杀伐的政治风气,一种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为。在战国当时,或任何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这是值得天下归心的作为。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眼光来看,那是不必说的当然道理。除非好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或是今天国际政治上闹笑话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这句“定于一”的答话,一听进梁襄王的耳朵里,他脑子里的观念反应,却一变而成为“天下可定于一个人的手里”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问出哪个能够一统天下的问题来,你看这是多么有趣的误解,使孟子再也无法发挥“定于一”

    的高度哲学理论,只好随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变话题,转而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对于这句话在逻辑上的分析,或许不够清楚,同时又不肯引用翻译式西方逻辑那些名词和术语来表达,只好凭诸位高明,自己去体会其间会心之处。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禅宗大师们的一个故事,作为参考。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诗僧贯休,他为越王钱鏐所作的名句。钱鏐看了很高兴,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变成四十州。

    他不肯,便说,州也不能添,诗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钱鏐处不来,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写出“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平山的的来”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贯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诗,其中有“禅客相逢唯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

    的两句名言。他拿去看当时有名的禅宗大师石霜禅师,认为是自己明心见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诗,便放在一边,转过来问他:“如何是此心啊?”这一下,问得贯休和尚哑口无言,无法对答。石霜禅师便说:“你不知道,就问我。”贯休不觉脱口问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禅师一笑而答说:“能有几人知。”你看,懂了这个逻辑运用的关系,便同样可以了解孟子这一节天下“定于一”,和梁襄王问答的要点了。

    儒道同源的一统天下说了这些闲话,我们再回头来讨论这个中国政治学上“定于一”的问题。讲起来,实在牵涉太多,也太难。不但孟子指出“定于一”,我们且把后世自称为正统儒家们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话搬出来看看,他同样也有中国政治哲学有关“一”的思想。老子曾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老子这个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头而来的“定于一”,是不是一个模子,如出一辙呢?实在值得慎思,明辨。

    综合起来,这个“一”的问题,如果和专讲内圣外王之学的《大学》《中庸》

    的内圣之学相提并论,那么《大学》的“明德”和“慎独”,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诚明”串通一气,发而挥之,岂非又是一部专论吗?虽然,孟子这里的“一”,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思想——实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为外王之学来讲,那么,孟子所讲天下“定于一”的道理,便可认为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必须要“天下统一”或“天下一统”,才有长久的安定。我们只要仔细研究秦、汉以后历史,凡是不得统一的时代,它的祸乱也始终不得平静。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则。因此自孟子以后,影响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这个论断的观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动的人,也都是拿它来做口号。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为号召的或真心为国家天下的,对于这个“定于一”

    的理论,当然都无可非议。事实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门,当然无可非议。

    可是两千年帝王专制政治,到处都是假借孔孟之学的大盗而兼神偷,真如庄子所谓连仁义之道也被他们偷盗而用了。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孟子只说了一句天下“定于一”三个字,他并没有说定于一人啊!而历代的帝王们,却生吞活剥地把“定于一”三个字,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你看这有多滑稽!

    现在问题不要扯得太远,免得与讲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暂时到此打住。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这段对话中机锋转语的关键,不要随便忽略。

    在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中心思想——“邪不胜正”——这是一项真理,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来,在任何时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艰难的。孟子始终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难实现。不过,如果说苏秦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么程度呢?这也很难下定论。他们的主张,只是针对当时的利害而来的。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不管智、愚、贤、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见,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见效,大家都乐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远利,是百年大计,甚至更远在百年后。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论为国、为家、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这也是人情之常。对照一下孟子与苏秦两人,对魏国君王所提的意见,以及所获的迥然不相同的结果,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总是急功好利的。对此,也只好付之一叹了!

    关于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话,并非说他没有人样,只是不像可以当大君的神态。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后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风流潇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据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挖出梁襄王坟墓的出土资料,在他葬的墓穴中,还藏有相当可观的古典经书,由此可见他也是个读书种子。例如三国时代的江夏刘表,还是位专家呢!讲到这里,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师作的诗:“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能也是这个类型的人,不适宜于做人君。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

    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手哉?”

    曰:“可。”

    本来在《孟子》这本书里,所以把他见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后的谈话,放在最前面,是因为这些谈话,是孟子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显示其重要性。孟子见齐宣王是在见梁惠王之前的,不过这种孟子年代时间上的争议,历来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据理由,也实在很难确定。我们在这里特别再提醒大家一下。在本章后段再讲齐宣王,等于现代小说写作法中的所谓倒叙法。

    齐宣王见了孟子以后,开始就问:在春秋时代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曾经先后称霸于天下,他们是怎样能够做到天下的盟主?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的答复,可并没有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理由何在,因为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一系的学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学说,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说话。

    他说孔子的弟子们,从来没有说过关于齐桓公、晋文公他们称霸的事情,因此后世没有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过我的前辈们告诉我这些事,假如你齐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领导天下的话,又何必一定要了解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道理呢?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称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国家,名称普闻于天下,何不谈谈称王于天下的王道。

    这里我们知道,孟子是一直强调施行王道的。不过我们读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这几句话,就囫囵吞枣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体会,那一定会食而不化,成为笑话了。如果真的如此。孔子。三千弟子不谈,就以七十二贤人来说,连桓文之事都不。知道,岂不太孤陋寡闻,太不渊博了?何况孔子正当春秋时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着作的,书里尽多的是谈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这些学生,岂有连老师所着的书都不读的道理?这可成为大笑话!

    老实说,这时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愿意和齐宣王谈霸道,只是想对齐宣王说他的王道政治,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儒家标榜的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那么方正,不转一点弯,假如纵横家者流,一定先顺着齐宣王说一番桓文的道理,接着说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较一下两者的利益,最后劝他行王道,而孟子则一圣就圣到底,直言无隐地说了。

    于是,齐宣王问孟子,那么我行德政,讲究德行,就可以王天下了吗?这里齐宣王只称德。在古代——秦汉以前,“德”与“道”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所以在那时以前的古书上,这两个字大多是分开来,到了后世,才把道德两字合在一起用,而成为“道德”一统的概念了。这里齐宣王以修德、行德政为问,而孟子仍没有作正面的答复,只是告诉齐宣王,你如果能够保护老百姓,爱护老百姓,就可称王,没有人可以抵抗你的。齐宣王进一步又问,像我这个样子来说,你孟先生看看,可以做到保护老百姓的仁政吗?孟子说当然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齿乞)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右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度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国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加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

    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齐宣王听见孟子说他可以做到保民而王天下,反问孟子说,你怎么知道我可以?

    齐宣王也许听了这句话,相当高兴,希望多听几句好听的,或者没有自信,以为孟子是顺口说说的,所以追问一句。但孟子不能不说出一番理由来,而且举事实为证。

    他说,我曾经听见你一位臣子——胡(齿乞),和我谈起,说你齐宣王有一次坐在庙堂上面,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经过下面,被你看见了,问他把牛牵到哪里去。

    他告诉你是牵去杀了取血涂钟(古代铸钟要用畜牲的血去涂祭。)。你听了他的报告后,命令把那头牛放了,你说看到那头牛发抖的样子,像一个没有犯罪而被送去杀头的人,十分可怜,实在不忍心杀他。于是那个牵牛的人向你请示,是不是新铸的钟不必再涂牲血了。当时你又说,这怎么可以不涂血呢?另外换一只羊好了。

    我所听到的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啊!孟子就说,凭了你的这种“不忍见其觳觫”的心理,扩充开来,就可以实行王道。虽然你的老百姓们说你小器,舍不得杀那么大一头牛去取血涂钟,才换一只较小的羊去杀。可是我知道并不是牛较大,羊较小的原因,而是你不忍心。

    齐宣王说,你说得对。诚然我的老百姓误会我是因为那头牛太大舍不得杀,而换一只小一点的羊。但是你是知道的,我齐国固然没有统一天下,不能说大,可也并不是太小的国家,还不至于连一头牛也吝啬得不肯杀。实在是因为我看见那头牛发抖,像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被牵去杀头一样很可怜,心里不忍,才换了一只羊的。

    孟子接着说,你也不必怪你的老百姓误会你吝惜一头牛,是因为牛比较值钱。

    事实上牛比较大,羊比较小,你用小的羊去换大的牛,价钱上有显着的差别,他们又怎么知道你是另有原因呢?话又说回来,假如你是为了看见牛发抖而不忍杀他,于是另外换了羊,可是,羊同样是一个生命呀,这又怎么说呢?老百姓又怎能理解呢?

    这一说,齐宣王听了,不禁笑起来:真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啊?不过说真的,我当时绝对不是因为牛大,比较值钱,舍不得杀才换羊的。不过经你这么一说,就难怪我的老百姓们误会我是小器了。

    接下来,看到了孟子的答话,就知道孟子的高明,因为在当时君主时代,齐宣王不忍杀牛的这一片好心,老百姓不但不领情,反而说他小器,万一弄得不好,这位国君因此一发怒,又不知道会枉杀几个人,所以孟子设法缓和齐宣王的情绪,作一疏解。

    其次,孟子也为了要齐宣王接受他所提出的意见,施行王道的仁政,所以在这里,以幽默式的轻松的口吻,把话锋一转说道,这也是一件小事,老百姓的这种误会,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失或妨害的,这正是你的仁术(注意,孟子只说他是仁术,并没有说他是仁心。这个“术”字,读书时不要轻易放过)。因为当时你只看到牛发抖,没有看到羊流泪。作为一个君子,只愿意看到禽兽活生生的样子,不忍心看到它被杀的惨状。如果听到它们被杀的惨叫声,就不忍吃他的肉了。所以说君子远离庖厨,就是这个道理呀!也就是和你的羊换牛的心理完全一样啊!

    可是,君子远庖厨这句话,被后世曲解了。近代的年轻人,当太太要他到厨房里帮个小忙的时候,他就拿这句话来做挡箭牌。太太请原谅!孟老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我要做君子,你的先生不能是小人哪!于是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等太太把热腾腾的菜饭端来。这是笑话。可是后世把古人的名言曲解,并拿来做胡作非为的藉口的事例,实在不少,这且不去说它。

    在《孟子》这一节里,涉及到一头牛的问题。中国古代,凡是谈到君主帝王,大多都以龙来作比拟。这次孟子和齐宣王见面,而大谈其牛,这是历史上较为有趣的事。然而这次谈话中,讨论的是齐宣王不忍杀一头牛而改杀羊的事情。这件事在后世学者研究孟子思想时,列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经常特别予以讨论的。从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学说问题:第一是仁爱心理的心理行为问题;第二是领导人行仁政的方法问题,亦即古代帝王,以及现代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行仁政的方法问题。

    先说心理行为问题。针对孟子对齐宣王的这段谈话而言,当时齐宣王看出了一头牛被杀前发抖,而不忍宰杀的时候,告诉他,这就是人类仁慈心理的根本。

    这种仁慈心理,在平时看起来,似乎人人都具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真正研究心理学,不论政治心理学,或者宗教心理学,齐宣王这个以羊易牛的故事,可以用一句后世人人引用,大家都知道的俗语——“妇人之仁”来形容。因为女人容易掉眼泪,只要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难过掉泪。我认为,古人说“妇人之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人们的慈悲,不要走小路线,要发大慈悲,具大仁大爱,所以才用妇人之仁——看见一滴血就尖声惊叫的“仁”来作反面的衬托。

    实际上妇人之仁,也正是真正慈悲的表露。正如齐宣王看见一头牛发抖不忍宰杀,扩而充之,就是大慈大悲,大仁大爱。只可惜没有扩而充之而已。

    一般的妇人之仁,如果扩而充之,就是仁之爱,那就非常伟大了。且看不同宗教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就可知母性仁爱的伟大。佛教里最受欢迎的是观世音菩萨,虽然在佛经的原始记载上,他是一位男性,但是他却常以女身出现,而后世人们也都喜欢膜拜他以女性姿态出现的化身。代代相传,如今他已成为母性慈爱的象征。

    天主教的圣母玛丽亚,是伟大母爱的表征。至于道教标榜的则有瑶池圣母。尽管人类不少宗教的教规、教条、教义,都是重男轻女,但最后还是推崇女性的伟大。看来蛮有意思的。

    谈心理行为的修养,齐宣王看到牛发抖,不忍心宰杀。我们在路上看到,一条狗、一只猫被打死或被车碾死,围上一堆人,欣赏名画似地观看,甚至有的还拍手。

    如果一定说这些人是坏人,那也未必。他们在另外某些事上,却又很仁慈。人的心理经常在变化,很难从某一件事上就遽然断定他是仁慈或者不仁慈。有的人有其飞惯,也许他会杀猪,不喜欢杀牛。譬如印度教徒,绝对不杀牛,但却杀猪;伊斯兰教徒则不吃猪肉,但他们杀牛杀羊,吃牛羊肉。

    中国历史上关于牛的故事也蛮多的,五代时的另一位才子皇帝——前蜀的后主王衍,他的醉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是胜炙人口的名句。他爱好文学也喜欢看戏,自己还会唱戏,常有一些伶人在他身边玩乐。南唐中主——李憬也有此同好,有一次他正玩得高兴,见原野上一头牛,悠闲地吃着草,画面很美,他顺口就称赞那头牛很肥。晚唐以后的伶人——现在叫作明星的,有一些真是了不起的。这时他身边有一位伶人李家明,听见他称赞这头牛以后,就立刻作了一首咏牛的诗:“曾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向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

    四句中,三句说到牛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秦国的名相宁戚,在他未发迹以前,曾经替人放过牛,也许在他牧牛的生活当中,磨练了自己,也许在牛的身上得到过什么启示,而结果成为名臣。反过来说,牛对宁威是曾经有所贡献的。次句田单的故事,用火牛阵,一举而复国,牛的功劳可大得很。第三句指眼前的这条牛,可就可怜了,在日落黄昏的斜阳下吃草,吃的却还是枯草,连嫩草都没得吃。

    最后一句就厉害了,“近来问喘更无人”,这是汉代名宰相丙吉在路上,遇到杀人事件,他理也不理,后来看见一头牛在路边喘气,他立即停下来,问这头牛为什么喘气。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关心牛命,而不关心人命。丙吉说,路上杀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过问,而牛异常的喘气,就可能是发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关民生疾苦的问题,地方官吏不大会注意,我当然就必须问个清楚。由于他细察垂询牛喘的事,于是名声流传,而称他为好宰相。

    李家明的这首诗,等于是说当时的南唐,可惜没有像丙吉这样的贤相。这是李家明对李憬的一种讽谏,另一面看,也就是李中主身边的这位伶人,很大胆地把当朝在位的大臣都骂了。他想促使这个风流才子型的皇帝,收收心,好好当政。

    我有一天吃西餐,当牛排端上来的时候,曾经想到上面这首诗,因此也作了一首诗,题名《吃牛排有感》。说来供大家一笑:“曾驮紫气函关去,又逐斜阳芳草回。挂角诗书成底事,粹身碎骨有谁哀。”老子出函谷关,没有交通工具,只有坐在牛的背上。又隋唐之间的李密,早年时,家贫好读,曾骑在牛背上读书。他每次出门,便把书本挂在牛角上,这就是后世挂角读书的典故。这一天,当我看到大家吃牛排时,油然生起了对牛的感激之心。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风行保护动物的运动,成立动物保护会,利用电影、书刊,以及各种传播工具,广为宣传提倡,可没见人成立一个敬牛会。为什么要敬牛?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吃牛肉,喝牛奶,穿牛皮等等。可是除了印度尊牛为圣牛,尊得太过份之外,全人类就没有人感谢牛所给予的恩惠。看来似乎是可以替牛掉一滴同情之泪。

    同时想到,曾经有一位老兄讲过一则颇有深意的笑话。他说世界上爱好吃牛肉,戴尖顶高帽的民族,都是喜欢征服别人的。反之,不吃牛肉,戴平顶帽的或圆顶帽的民族则比较爱好和平。他说,你如果不信,就去研究一厂世界历史看看。这话虽幽默,确也有些道理,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例外,戴平帽的日本人,曾经对我们发动了这么一次重大的侵略战争。

    另外,在好的一面,如佛教或其他宗教、学说,他们谈修养时,也常常谈到牛。

    四川峨嵋山上,有一座佛教的寺庙,命名为牛心寺。我问庙里的和尚,这寺名的来历,他说是因为这座庙前面的溪水中,有一块大石,被称为牛心石,所以这座庙宇,就据以命名为牛心寺。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佛教中常常谈到牛,如禅宗的大师们,就好几位都是谈牛说法的。

    因为佛学中本来就有拿牛来比喻心性的故事,所以唐代着名的禅宗大师百丈和尚,有一次答复他的弟子长庆禅师时,便用牛作比喻。长庆问他:“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百丈说,你这一问,“大似骑牛觅牛”。长应又问,那么,假如“识得后如何?”百丈说:“如人骑牛至家。”长庆又问:“未审始终如何保住?”百丈说:“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会犯人苗稼。”因此长庆便悟到了此心即佛的要旨,再也不向外面去乱找什么佛法了。后来长庆禅师教化别人,也常用牛的故事作譬喻。

    因此,在宋元以后,禅宗里出了一位普明和尚,把心性的修养,比如牧牛,从一头野牛修到物我双忘,分作了十个步骤。第一是“未牧”,好比恣意咆哮、随意践踏禾苗的野牛。第二是“初调”,已经穿上了鼻子随着人意牵着走。第三是“受制”,不再乱走,牛绳子可以放松一点。“回首”是第四,癫狂的的心境比较柔顺了,但是还要牵着鼻子走。“驯伏”第五,可以自然收放,不必牵了。“无碍”第六,可以安稳不动,不必让人费心。“任运”第七,牧童可以睡大觉了。“相忘”

    第八,牧人和牛两无心。“独照”第九,到了无牛的境界,人的一切妄心已除。最后“双泯”,则人也不见,牛——心也不见。

    还有最妙的比喻,无过于着名小说的牛魔王。大家都知道,是阐述修道的一部小说,其中的孙悟空,是表征努力改过,有意向善的人心。

    而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拜把兄弟,代表了到处乱跑,不易驯伏的狂野之心。因为牛魔王厉害,又是天将,所以孙悟空遇到他也没有办法。牛魔王固然厉害,更厉害的是牛魔王的太太铁扇公主。她厉害的是嘴巴里一样法宝,在牙缝里藏有一把芭蕉扇,这把扇子就是她的法宝。拿出来放大的时候,上可以遮天,下可以盖地。这还不算,更厉害的是,她用这把扇子,正面一扇,天下就清凉起来,反面一扇,全世界就着起火来。所以牛魔王两夫妇如果一合作,孙悟空就赶快逃,深怕一身猴毛都给烧掉。

    里这类故事,也就是心理行为的分析,可惜孟子当时,

    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否则的话,他如果看了,对齐宣王说牛的故事,要说得更有趣。一笑。

    当我幼年读书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觉得一位圣人和一位皇帝谈话,不谈天下国家大事,却谈拿小羊换大牛的事,似乎孟老夫子未免小题大作。可是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读书、作人,累积起来,才知道凡是人,都离不开这种心理行为的范围。

    不但是齐宣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心理行为上,即使一个最坏的人,都有善意,但并不一定表达在同一件事情上。有时候在另一些事上,这种善意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俗话常说,虎毒不食子,动物如此,人类亦然。只是一般人,因为现实生活的物质的需要,而产生了欲望,经常把一点善念蒙蔽了,遮盖起来了。而最严重的,是刚才说到的,中的牛魔王,也就是人的脾气,我们常常称之为牛脾气,人的脾气一来,理智往往不能战胜情绪。所以凡是宗教信仰、宗教哲学,乃至孔孟学说,都是教人在理性上、理智上,就这一点善意,扩而充之,转换了现实的、物质的欲望和气质,使内在的心情修养,超然而达到圣境。所以孟子及时把握住齐宣王的这一点“不忍其觳觫”而舍牛的善念,就是基于这种心理行为的道理。

    如《吕氏春秋》说:“有道之士,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一脔之肉,而知一镬之味。”

    这也就说明,在心理行为学上,孟子看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件事,就知道齐宣王有善念,有仁慈之心。仁政要从仁心做起,也就是扩大那点善念。公孙文子说的:“心者,众智之要,物皆求于心。”可以说是更强调了心理影响对于人类行为的重要。

    至于佛家,更是主张唯心了。但这里只讲孟子,且不必多牵涉到其他方面的思想,只讨论到齐宣王的善念与心理行为的问题。

    其次关于领导人的心理行为问题,我们站在心理哲学立场(我今天提出“心理哲学”这一名词,也许有些人要反对、批评或指责。但事实上任何一种专门学说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遭遇到这样的反应,然后大家慢慢了解,而接受。如果有时间到学校里开这么一门课,必能建立起“心理哲学”这一学说的完整体系。)来看历代帝王,有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变态,或心理病态的。如明代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漳,到了晚年的好杀,就是心理病态的一种。至于其他皇帝所表现的,也往往有医学上所称“心理变态”或病态的症状,只是各有不同而已。有的好杀,有的好色,有的好货等等,但都属于心理变态或病态的症状是没错的。如果遇到这样的皇帝,那就很不幸了,往往会弄得民不聊生,甚至于丧身失国。

    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很多,所以几千年来,我国固有文化讲究心胜修养,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尤其对于君临天下的政治领导人要求更严,这是很有道理的。这里孟子把握机会,对齐宣王的谈话,要他扩大以羊易牛的那一点仁心善念,保民治国,这就是对齐宣王讲领导人的心理行为学,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没有这个名词而已。

    不但是古代需要重视领导人的领导心理行为,就是现代,更要重视这门学问。

    放眼今日世界,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像现在乌干达的阿明,假如他有勇气到心理医师那里去就诊,那么诊断书上的记载,可能相当严重。至于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世人已经公认了他们心理不健全。至于尼克松、卡特将来如何,尚难定论。我们不再讨论它了。

    现代的暂且不说,再回过头来看我国古代,还是以前面刚说的那位五代蜀主王衍为例。这位“只是寻花柳”、“莫厌金杯酒”的才子皇帝,经常喜欢奇装异服,把一方小布巾,在头上裹成一个圆锥形,顶上尖尖的。这位风流皇帝带了许多宫妓,穿起女道士的衣服来,头发上簪着莲花帽子,脸上用胭脂涂得红红的,号称这种装扮为“醉妆”,在后宫饮宴无度。这时候,他的心理和隋炀帝当年开好运河以后,南游到江南扬洲时的情形一样。当时隋炀帝照着镜子,拍拍自己的颈子,自言自语地说:“好头颅,谁能砍得!”这时候,他明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才有这种感慨。他既然明知道自己这样做没有好结果,又依然故我地这样做,这就是心理病态了。这不是政治的病态,而是他本人的心理有了病态。

    王衍当时,也有隋炀帝一样的心理病态,明明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对的,却一直颓唐下去。所以在和那些宫妓们一起饮酒作乐时,自己也唱起名诗人韩琼的《柳枝词》来:“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他能唱出这首《柳枝词》来,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和隋炀帝一样,是相当聪明的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知道未来的恶果,奈何却不肯,或许不愿改过来。

    在王衍唱过了这首韩琮的《柳枝词》后,有一个学问很好的内侍来光博,正在旁边,吟出胡曾一首有关吴越之战的诗:“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酷。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波迭越兵来。”咏叹吴王夫差,当年自恃已称霸天下,把伍员这些英雄豪杰之士,都弃而不用,甚至杀害,一天到晚在姑苏台上和西施饮酒作乐,遭到迅速的败亡。这也是宋光傅的一番劝谏,王衍听了以后,大发脾气而撤除了这次宴会,这不是王衍的心理病态么?他如此的饮宴无度,难得有自知之明,唱出韩琼的《柳枝词》来。宋光博看到他灵明一现,立刻把握这进谏机会,希望能够挽救这位皇帝,挽救前蜀的江山。不料王衍又复归昏昧,发起脾气来,在一席酒之间,这几层情绪的变化,喜怒的起伏,岂不是心理的变态、病态?

    历史上这一类的故事可多了,研究起来,又可立一个专题,写好一部书来讨论。

    年轻人不要以为无书可读,世上的书实在是没有读完的时候,只要抓到一个问题,就够你去钻研半辈子了。在这里,不另作发挥。还是回到《孟子》的原文上来。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孟子从以羊易牛这件事情,指出齐宣王是一位有仁术的君主。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对孟子说:好极了,上说的,别人有什么心事,我都可以揣摩测度出来。这句话,就好像是为你孟老夫子说的。我当时以羊换牛,哪里是为了价钱的问题,只是一点慈悲的心理百已。当时我看见那条牛发抖的样子,没有做什么考虑,就那样做了,叫人不要杀牛,另外换一只羊。后来我自己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怎么会有这个心理?是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你现在这样一讲,把我当时做这件事的心理状况,以及道理一说出来,的确就是如此,和我当时的心境完全一样。回想起来,现在好像都还有那种感受。不过,你说凭着我的这种心理,就能实行王道而名闻天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齐宣王不知道自己当时以羊换牛的心理,大概是当时还设有的心理学这门学问。

    如果他生在现代,读过心理学,就不待孟子指明,而自己了然了。不过,也不尽然,有些心理医生或学心理学的,自己也正好有心理病。接着,孟子就告诉他:“是心足以王矣”,也正是对他讲的政治领导心理学,我们看孟子怎么答复他: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齐宣王问到了这里,孟子便引比喻来以问为答。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告诉你,到底他有多大力量的时候。他说,他两只手的力气,可以举起一百钩来。可是要他去捡起一根羽毛来,他却没有办法。至于他的眼力,可以把秋天鸟类换毛时,身上刚长出来的茸毛末梢,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一整车的木柴,他却看不见。像这样的话,你齐宣王会相信他吗?

    齐宣王说:不!当然不相信,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哪有这样的人呢?孟子当然知道齐宣王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合逻辑的,但是他要齐宣王亲口否定了这种不合逻辑的假定,才好继续作深一层的进言。

    所以齐宣王一否定了比喻的可能性,他就立刻说:

    好了,既然能举百钧的人不可能拿不动羽毛,能察秋毫的人不可能看不见一车子木柴,那么现在事实上,你齐宣王能以羊易牛,恩惠普及于禽兽,而你的功业成果,老百姓却分享不到,得不到好处。我们知道,举得起百钧的人说拿不起一根羽毛,那是不他肯用力。至于眼力可以看见秋毫末端的人说他看不见整车木柴,是因为他不肯用眼力。而你齐宣王,对于一头牛都能够发慈悲,下命令不宰杀;可是你的百姓们却没有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你还没有好好保养,保护他们,那是因为你没有顾念到他们。所以没有去实行王道政治,而不是你没有推行王道的能力。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别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孟子一说齐宣王有走王道路线的能力,而没有去实行王道,于是激起了齐宣王的反问,孟子便在“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上,作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一说明,又是逻辑上的一个问题。

    于是齐宣王反问说,你所说的“不为”和“不能”这两种情况,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什么样具体的情形是“不为”?什么样的具体事实是“不能”呢?

    乍看起来,齐宣王连不为和不能都分辨不出来,这位国君似乎是太差劲,太幼稚了。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观念去读这句话,否则的话,差劲、幼稚的该是我们了。

    首先要了解,当时的齐国,在各国中是相当富强的国家之一,正如现代的美国一样。

    在战国时代,凡是有学之士都到齐国去,不但孟子、邹衍这些人到了齐国,就是后来的荀子也去了齐国,住在齐国。所以读古书要深思,要经史合参,每句每字都不轻易放过,不要像现代有些青年读书,肤浅地去做表面的文字解释。

    齐宣王当时心目中是认为,我齐国如此富强,要做的都做了,而你还说我没有做。那么到底要怎样才算做了?我们经过一番深思,了解了齐国当时的背景,就知道齐宣王这句话,问得相当有深度,也颇有涵养,因为他不好意思和孟子作正面的辩论,于是对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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