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指出，比较简单的合理选择原则（计算原则）还不足以评定计划。它们有时不适用，因为所谓兼容计划可能并不存在，或者实现计划的手段也不是不确定的。或者常常是我们要面对为数极多的一类计划。在这些情况下，当然可以引用进一步的合理标准，其中某些标准我将要在下面予以讨论。但我要假定，虽然合理原则可以集中我们的判断，并为认真思考规定指导方针，但我们最后还得自己来作出选择，就是说，选择往往依靠我们直接的自知之明，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且还要知道我们对它们的需要程度。有时候，还免不了要对我们的欲望的相对强烈程度进行估计。合理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件事，但它们也不是总能按照常规来对这种估计作出决定。当然，还有一个似乎提供了一个普遍答案的正式原则。这就是采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所期望的满足净差额的那种计划的原则。或者，如果要较少地从享乐主义来说明这个标准（即使更宽泛），那就要指引一个人去采取最有可能实现他的最重要目标的行动方针。但这个原则也不能向我们提供可以使我们作出决定的任何明确的程序。显然要由作决定的人自己来决定他最需要什么，由他自己来判断他的几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
这里，我仿照西奇威克的一个概念，提出关于审慎的合理性这个概念。西奇威克对一个人的将来的总体善的说明是，如果可供这个人选择的种种行动方针的结果，从此刻来看，都是他准确预见到的，并在想象中充分实现了的，那么，这种善大体上也就是他所希望和寻求的善。一个人的善是某些冲动力量的假想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为满足某些条件而审慎思考的结果。把西奇威克的观念和对计划的选择配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说，一个人的合理计划就是他可能以审慎的合理性来选定的计划（一旦计算原则和其他合理选择原则得到确认，它就成了符合这些原则的那些计划中的一个）。这是作为认真思考的结果而可能被选定的计划，作决定者根据全部有关事实，通过认真的思考，重新考虑了执行这些计划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确定最能实现他的更基本欲望的行动方针。
按照审慎的合理这个规定，假定计算和推理都没有错误，事实也得到了正确的估计。我还假定，作决定者对于自己实际需要什么没有产生任何误解。无论如何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在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时，他没有感到他不再需要这个目标，而但愿他已经做的是别的什么事情。此外，假定作决定者对自己的地位和执行每个计划的后果所具有的知识是准确的和完全的。应该考虑的有关情况也无一遗漏。这样，一个人的最佳计划也就是他在掌握全面知识的情况下可能采用的计划。这是他的客观上的合理计划，它决定了他的实际的善。当然，按目前的情形来说，如果我们采用了某个计划，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知识通常是不完全的。我们往往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合理计划，最多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善之所在具有一种合理的信念，有时候，我们也只能猜测。但是，如果作决定者尽最大努力做到了一个有理性的人以他可以得到的知识所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他所采用的这个计划就是主观上的合理计划。他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但是，果真这样，那是因为他的信念发生了可以理解的错误，或者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而不是因为他作出了草率的靠不住的论断，也不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什么是他的实际需要。就这种情况来说，一个人是不应该由于他的表面善和实际善的任何差异而被搞糊涂的。审慎的合理这个概念显然十分复杂，它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成。这里，我不打算列举思考过程可能发生错误的所有方面。一个人在必要时可以把可能会犯的各种错误以及作决定者可以用来了解自己是否有足够知识的各类检验标准等等加以分类。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找到了可供选择的最佳计划之前，通常不会继续进行认真的思考。如果他想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或辅助计划），即符合各种最低限度条件的计划，他常常会感到满足。合理的思考和其他任何思考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一个人的合理思考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受制于合理的决定。正式的规则是，我们的思考应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由于改进我们的计划而可能得到好处，对于我们所花去的时间和努力思考来说是完全值得的。一旦我们考虑了认真思考所花去的代价，我们再要为找到最佳计划，即我们在有了完全的知识的情况下可能选择的计划而操心，那就毫无道理了。如果进一步计算和更多知识可能得到的报酬并不值得去花那番辛苦，那么，采用一种令人满意的计划，就是完全合理的。如果一个人准备接受选择的后果，那么，厌恶认真思考本身甚至也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好即合理这个规定并不赋予决定过程以任何特殊价值。对作决定者来说，认真思考的重要性大概会因人而异。然而，如果一个人由于不愿意考虑应该去做的最好的（或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是什么而使他遭受不幸，他就是有意要做不合理的事，因为只要考虑一下，他就会承认，他本来是应该想到去避免这种不幸的。
根据对审慎的合理的这个说明，我设想了作决定者所具有的某种能力：他知道自己的当前和将来需要的一般特征，他能够对自己的欲望的相对强烈程度作出估计，并能够在必要时决定什么是他的实际需要。此外，他能够想象他可以有的各种选择，并对它们确定一种合乎逻辑的顺序：对于任何两个已知的计划，他能够弄清楚他偏爱哪一个计划，或者他是否对其中之一不感兴趣，以及这种偏爱是否可以转移。一旦选定了某个计划，他能对它锲而不舍，能够抵抗当前妨碍计划执行的诱惑和干扰。这些假定同我一直使用的众所周知的合理性概念（第25节）是一致的。这里，我不打算仔细研究怎样才算合理这个问题的这些方方面面。简略地提一下鉴定我们的目的某些方法，似乎是更为有用的，因为这些方法常常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欲望的相对强烈程度作出估计。须知我们的整个目的就是实现一种合理的计划（或辅助计划），而欲望的某些特征显然使这样做不可能。例如，有些目的我们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这些目的进行描述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是和千真万确的事实相矛盾的。既然pai是一个超越数，再要证明它是一个代数数，那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一个数学家在试图证明这个定理时，可能会顺便发现许多重要的事实，而这一成就也许会补偿他所作的努力。但就他的目的是要证明一项谬误而言，他的计划会受到批评；一旦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就不再会有这种目的了。对于那些由于我们的不正确的信念而产生的欲望，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不能完全否认，错误的意见比如说作为一种有用的错觉，可以产生有益的作用，使我们能够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尽管如此，这些信念所维持的欲望也仍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信念的谬误使执行计划变得不可能，或者使更好的计划不能采用（这里我应该指出，按照不全面理论，了解事实的价值来自这些事实与成功执行合理计划的关系。至少迄今还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固有价值是由于抱有正确信念产生的）。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在其中获得自己欲望的情境，从而断定我们的有些目标在种种方面都是不合适的。例如，某种欲望可能来自过分的概括，也可能来自或多或少偶然的联想。如果我们由于比较年轻，而且经验不足和不够成熟，不能作出必要的纠正，从而变得越来越厌恶认真思考时，情况尤其如此。其他一些需要，由于对前一阶段的被严重剥夺或满怀渴望的过分反应而显得特别迫切，从而可能会变得没有节制起来。这些过程以及它们对我们欲望系统的正常发展所产生的令人不安的影响，不是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然而，它们却提出了作为重要思考手段的某些决定性的意见。了解我们的需要的成因，往往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对某些东西的确比对另一些东西更加希望得到。随着某些目标在严格的检查面前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其他目标就可能乘虚而入，使自己处于确然无疑的突出地位，从而为选择它们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当然，可以想象，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幸的条件，我们的某些欲望和我们对认真思考的厌恶已经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了，但这些条件可能仍然适宜于或大大促进了合理计划的实现。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证明它们毕竟是完全合理的。
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关系原则，也可以用来选择计划、我已经提到过延迟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合理的计划要我们在清楚地了解有关事实之前不要忙于行动。我们也已考虑了否定纳粹时间偏好的理由（第45节）。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活看作一个整体，把某个合理目标的活动看作在时间上是贯彻始终的。仅仅在时间上的位置，或距离现在的一段时间间隔，还不是偏爱某一时刻而不偏爱另一时刻的理由。将来的目标不能仅仅由于它们是将来的而不予重视，尽管如果有理由认为，鉴于它们同其他事情的关系，实现它们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不甚重要。我们赋予我们生活的不同部分的固有重要性，每一时刻都应该是相同的。只要我们能够确定整个计划，并且不受我们现在可能预见到的偶然事件的影响，我们生活的不同部分的价值就要决定于这整个计划本身。
另外两个原则自始至终适用于计划的整个形式。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连续性原则。它提醒我们，既然一个计划就是按照时间排列的活动顺序，前后的活动必然会相互影响。整个计划具有某种统一性，具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题。可以说，每个阶段都不存在一种单独的功利函数。不但必须考虑各个阶段的互相影响，而且大概还应该避免大起大落。第二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原则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上升的期望的利益，至少不是大大下降的期望的利益。生活有各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最好能有它自己的特殊任务和乐趣。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应该在前面各个阶段把事情安排好，以便在后面各个阶段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来似乎应该选择始终上升的期望。如果对一个活动作相对于它自己阶段的价值作出了估计（假定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许会用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期望中的乐趣而不是记忆中的乐趣来努力说明这种选择。即使乐趣根据局部估计而总量相等，正在上升的期望也仍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衡量满足的尺码。但是，即使撇开这个因素不谈，似乎更为可取的是关于上升期望的计划，至少是关于不是下降期望的计划，因为后来的活动往往能够体现整个生活的成就和乐趣，并把它们结合成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构，而这是关于下降期望的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按照这些关于认真思考的手段和与时间有关的论点，我努力补充了西奇威克关于一个人的善的观念。简单地说，如果能够准确地预见到将来的情况，并使之在想象中得到充分实现，那么我们的善就是由我们以充分审慎的合理态度采用的生活计划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问题与什么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有着联系。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一个合理的计划就是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可能选择的计划。对善的判断标准就像对正义的判断标准一样是假设性的。如果产生了做某件事是否符合我们的善这个问题，答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可能会以审慎的合理性所选择的计划。
合理计划的一个特征是，一个人在执行这个计划时不会改变主意，不会但愿自己已经做的是别的什么事情。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如此厌恶已经预见到的后果，以致他后悔采用了这个计划。没有这种后悔还不足以保证一个计划是合理的。也许还有另一个计划供我们选择，只要我们加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好得多的计划。然而，如果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我们对后果的有关方面的认识是完全的，我们就不会后悔采用了一个合理的计划，即使绝对地看，它不是一个好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计划在客观上就是合理的。当然，我们也可能对其他什么事情感到后悔，例如，我们不得不在不可能有幸福生活的环境下生活。不难想象，我们可能但愿自己没有出生。我们已经出生了，我们采用了最好的计划，而如果按某种理想标准来判断，它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计划，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后悔。一个有理性的人也许会为自己采用了一个主观上合理的计划而感到后悔，但不是由于他认为他的选择有任何可以批评之处，这是因为，他做了在当时看来是最好的事，但如果他的信念后来由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而证明是错了，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没有理由要自责。哪一个计划是最好的或甚至较好的计划，这是无法知道的。
把这些看法集中起来，我们就有了一个指导原则，即不管一个人的计划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决不要责备自己，这就是他应有的一贯表现。如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始至终存在的人，他就能够说，他在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所做的事，都是理性权衡所要求的，至少是它所许可的。因此，他所承受的任何风险必定都是值得的，即使发生了他本来可以预见到的最坏情况，他也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他所做的事是无可指责的。他并不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至少即使他后来认为，从当时来看不那样做可能更加合理，他也不会感到后悔。这个原则当然不会使我们避免采取导致不幸的手段。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防止我们知识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我们找到可供我们选择的最佳方案。以审慎的合理性去行动，也只能保证我们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保证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人而对自己负责。事实上，如果有人说，他不关心别人的事情（让我们假定，这个情况并不很多），同样他也不关心他以后将怎样来看待他今天的行动，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一个人如果对他将来自身的要求和别人的利益都一律拒绝，他就不但对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他本人也是不负责任的。他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持续存在的人。
这样看来，对自身负责原则类似于正当原则：应该对自身在不同时期的要求加以调整，使自身在每一时期都能确认已经采用和正在采用的计划。比方说，某一个时期的人决不能对另一个时期的人的行动表示不满。当然，这个原则并不排除自愿忍受艰辛和苦难；但从预期的或已实现的善来考虑，它必须是立即可以接受的。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对自身负责的恰当性似乎相当清楚。既然审慎的合理性这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是适用的，它就意味着万一最不幸的可能性变成了事实，而应用这个概念结果可能会引起自责，那么各方就不会对某种正义观表示同意。他们应该努力避免这种后悔。正义即公平原则似乎比其他观念更能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可以从前面对承诺的负担（第29节）的讨论中知道这一点。
关于好即合理最后再谈一点意见。可能有人表示异议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人应该不断地去计划和计算。但这种解释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这个理论的首要目的是为一个人的善提供一种判断标准。规定这个标准主要应参照可能以充分审慎的合理性来选择的合理计划。必须记住这个规定的假设性质。幸福的生活不是靠决定应该做这件事还是那件事而得到的生活。仅仅有这个规定，还几乎无法讨论合理计划的内容或构成计划内容的特定活动。一个人，甚至整个社会，可以获得完全由自发倾向促成的幸福。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侥幸和运气好，有些人也许是天然地正好碰上了他们可能会以审慎的合理性去接受的那种生活方式。不过，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我们并不那么走运，而如果我们不加思索，不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个长期生活着的人，我们几乎肯定会对我们的行动方针感到后悔。甚至在一个人确实做到了依靠自己的天然冲动而又没有招来不幸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需要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以便估计他实际上是否幸运。他也许会认为他是幸运的，但他也许是弄错了；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可能是他合理作出的假设的选择，同时对他由于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而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给予适当的估计。我已在前面指出，作决定这种活动的价值本身服从于合理的估计。我们在作决定时应该花多少力气，这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要视情况而定。好即合理这个规定认为，这个问题是由当事人根据他的处境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的。
关于善的规定纯粹是形式上的规定。它仅仅说明，一个人的善决定了合理的生活计划，而这种计划又是他以审慎的合理从为数极多的一类计划中挑选出来的。虽然审慎的合理这个概念和合理选择原则依赖于一些相当复杂的概念，我们仍然不能仅仅从合理计划这个规定中推断出可能会得到这些计划鼓励的是哪些目的。为了得出关于这些目的的结论，有必要注意一下某些一般事实。
首先，人的欲望和需要，它们的相对迫切性和重复出现的周期，以及它们受到心理和其他情况影响的发展阶段，全都具有广泛的特征。其次，计划必须适合对人的能力的要求，必须适合他们的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向，以及为实现这个或那个目的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教育的最高程度。此外，我还要提出一个关于动机的基本原则，我把这个原则称为亚里士多德原则。最后，还必须考虑一下关于社会相互依存的一般事实。社会基本结构通过奖赏其成员以符合正义的方式对共同的善所作出的贡献，必然会对某些计划比对另一些计划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缩小了可供选择的计划的范围，从而使决定问题无论如何在某些方面变得相当明确起来。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某种随意性仍然存在，但正当优先使它受到了限制，从而从正义的观点看（第68节），它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关于人的需要和能力的一般事实也许是相当清楚的，因此，我将假定这里常识性的知识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而，在着手讨论亚里士多德原则之前，我应该简单地说明一下人类善（我将要这样来称呼它们）和正义的制约问题。考虑到关于合理计划的规定，我们可以把这些善看作这样的一些活动和目的，这些目的与活动所具有的任何特征，都使它们适宜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种即使不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位置。由于根据关于善的全面理论，合理的计划必须符合正义的原则，所以人类善也要受到同样的限制。这样，个人的感情和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合作、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美好事物的塑造和向往等等人所共知的价值，不仅在我们的合理计划中处于突出的地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还能以正义所允许的方式得到提高。无可否认，为了实现并维持这些价值，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采取不正义的行动；但实现这些目的与本来就有的不正义毫无关系。与欺骗和诋毁别人的欲望不同，做不正义的事并没有包括在对人类善的说明之中（第66节）。
这些价值的社会相互依存性表现在：它们不但对享有它们的那些人来说是好的，而且它们还可能增进别人的善。我们实现这些目的，一般也就对我们的同伴的合理计划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互为补充的善；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们挑出来予以特别推荐的缘故。推荐某个东西就是对它表示称赞，就是用强调和赞赏的语言来描述使它成为好东西（可以合理地要求得到的东西）的属性。关于相互依存性的这些事实，成了把公认的价值列进长期计划的进一步的理由。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和善意，或至少希望避免他们的敌意和轻视，这些生活计划就往往是可取的，因为它们不但促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他们的目标。
现在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上来。我们记得，亚里士多德原则的内容如下：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人们喜欢运用他们的现实能力（他们的先天的和后天的能力），这种喜欢的程度越高，这种能力就实现得越多，或者说，这种能力就越复杂。这里的这个直觉概念是说，如果人们对做某件事越熟练，他们就越喜欢做这件事，如果有两种活动他们能进行得一样好，他们总是选择一种需要更全面、更复杂、更敏锐的辨别力的那个活动。例如，国际象棋是比跳棋更复杂更巧妙的一种游戏，代数比初等算术更为复杂。因此，这个原则认为，如果某个人对这两个方面都行，他一般地宁愿下国际象棋，而不愿下跳棋，宁愿研究代数，而不愿研究算术。我们这里无须说明亚里士多德原则为什么是正确的。复杂活动之所以更为有趣，大概是由于它们满足了体验变化和新奇的欲望，并给发明创造留下了用武之地。它们还产生了期待的乐趣和惊喜，而且活动的整个形式，即它在结构上的发展，也常常是引人入胜、美不胜收的。此外，较简单的活动不能显示个人的风格和个人的表现，而复杂的活动则许可这样做，甚至还要求这样做，因为从事复杂的活动，怎么可能人人都用同一种方式呢？如果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我们就应该按我们的天生爱好去办事，按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去办事，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都从国际象棋得到充分的证明，甚至国际象棋大师们在下棋时也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风格。这些见解究竟是对亚里士多德原则的说明，还是对它的含义的详细描述，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关于善的理论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决定于这个问题的。
亚里士多德原则包含有一个不同的兼容原则，这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可以说，关于更复杂能力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准备拿来作比较的一种活动，它包括了其他活动的全部技能和辨别力，还要加上其他一些技能和辨别力。我们仍然只能规定一种有所偏爱的次序，因为在几种活动中，每一种活动都可能要求不是用于所有其他活动的能力。这种次序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次序，我们可以把它保持至我们有了某种比较准确的理论以及衡量复杂性的手段，使我们能对看上去不同的活动进行分析和比较。然而，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假定我们对复杂性的直觉看法将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一个动机原则。它说明了我们的许多主要欲望，并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左右我们的活动过程，从而显得喜欢做某些事情，而不喜欢做另一些事情。此外，它还表示了一种支配我们欲望模式的变化的心理法则。因此，这个原则意味着，由于一个人的能力随时间发展（这种发展是由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成熟带来的，例如儿童时期神经系统的发展），由于他培养了这些能力并学会如何去运用它们，他迟早会选择更复杂的活动，因为他现在已能从事这些要求他必须具有新实现的能力的活动了。他以前喜欢做的那些比较简单的事件，不再那么有趣或那么吸引他了。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我们愿意经受锻炼和学习的辛苦，理由也许是（如果我们撇开来自外部的奖励和惩罚不谈），过去我们的学习取得了某种成绩，现在我们正在体会活动的乐趣，这就使我们在一旦获得了各种更大的本领之后，便去指望得到甚至更大的满足。对亚里士多德原则来说，还有一个附带作用。当我们目睹别人在运用他们的训练有素的能力时，他的种种表现使我们大为赞赏，并唤起了一种欲望，但愿我们自己也能做同样的事。我们希望能像那些能够运用这种能力的人一样，运用我们固有的潜在能力。
因此，我们学到了多少，我们对自己固有能力的培养程度如何，这似乎决定于这些能力有多大，决定于实现这些能力的困难程度。可以这样说，随着活动变得更加艰苦和更加困难，在对运用更大的实际能力的越来越大的满足和学习的越来越紧张之间展开了一场竞赛。假定自然才能是有止境的，而对训练则可以使之变得更加艰苦而无止境，那么大概可以使实际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但要超出此限而进一步提高这个水平，那么由此得到的利益正好被为达到并保持这一水平所必不可少的实践和学习的负担抵消掉了。这两股力量互相抵消，于是就达到了平衡，到这时，要获得更大实际能力的努力也就宣告结束。由此可见，如果活动的乐趣同不断提高的能力（让我们假定，这表明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固有能力）相比增加得太慢，那么，我们就会较早地放弃与之相适应的较大的学习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会去从事某些更复杂的活动，也决不会获得由参加这种活动而产生的欲望。
如果承认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那么，考虑到其他假定，要获得并培养成熟的能力，一般说来都会是合理的。最好的或令人满意的计划，几乎肯定就是多半规定这样做的计划。不但存在着向亚里士多德原则所要求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而且社会相互依存的明显事实以及我们狭隘利益的性质，也都使我们倾向于这样去做。一个合理的计划——始终受到正当原则的限制——在情况许可时，能使一个人身心活跃，充分运用他的实际能力。此外，他的同伴们也可能认为这些活动促进了共同善而予以支持，并从这些展现了人类优点的活动中得到了乐趣。于是新产生了一种想得到别人的尊敬和钦佩的欲望，到这时，亚里士多德原则所赞成的活动对别人来说也同样是好的。
为了防止对这个原则产生误解，有几个问题必须牢记。首先，它阐述的是一种倾向，而不是一种不变的选择模式，因此，和所有的倾向一样，也可以不予考虑。起抵消作用的倾向能妨碍实际能力的发展，妨碍对更复杂活动的选择。心理的和社会的种种障碍和危险，影响到能力培养和未来成就，而对这些问题的担心，可能会超过原来的倾向。我们在解释这个原则时必须考虑这些事实。然而，如果它是一个有用的理论概念，那么它所提出的那种倾向，应该是比较强大的，不易抵消的。我认为，情况确实如此，在社会体制的设计中，必须给它留有足够的地位，否则人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枯燥无味，空虚无物。随着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令人厌倦的例行公事，他们的活力和热情也将消失殆尽。似乎能为这一点提供证明的是，吸收人们的精力的生活方式，不管它们是宗教的祈祷，还是纯粹的实务，甚至游戏和消遣，都会几乎无止境地去发展它们的复杂微妙之处。随着社会习惯和合作活动借助许多人的想象力而建立起来，它们也愈加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活动和新的办事方式。这个过程是由对自然而自由的活动所产生的乐趣推向前进的，这—点似乎可以用儿童和动物的那种显示了全部相同特征的自发游戏得到了证明。
还有一种见解是，这个原则并不是认定非要选择哪种特定活动不可。它只是说，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所选择的活动是由一种更大的也是更复杂的实际能力决定的。更准确地说，假定我们能够按照兼容关系把若干个活动排成一关系链。这就是说，第n项活动运用了第n－1项活动的全部技能以及其他某些技能。不过，让我们假定，这种链多得不计其数，而链上的每个环节又都不相同；此外，无数的链可能都是从同一个活动开始，这个活动代表着使它得以形成和变得丰富起来的不同方式。亚里士多德原则说，无论何时，只要一个人从事属于某个链上的（也许是属于几个链上的）某种活动，他往往会沿着这个链向上移动。一般来说，他会选择第n项活动，而不会选择第n－1项活动。他的能力越是有待实现，他越是觉得学习和训练的负担不那么繁重，这种倾向也就越强烈。大概他会选择具有运用较高能力而又最不费力的最大前景的某个链或某些链向上攀登。一个人所走的实际道路，即他认为最有趣的一些活动的结合，决定于他的爱好、才能和他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于他的同伴所赞赏和鼓励的东西。因此，自然资产和社会机会明显地影响着一个人最后所选择的那些链。这个原则本身仅仅认定有一种要沿着任何被选择的链攀登的倾向。它并不是认为一个合理的计划应包含任何特定目标，也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
我们还可以假定（虽然这样做可能并非必要），每项活动属于某个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智慧能够而且通常会为每项活动找到一个能使各种技能和辨别力日益得到发展的连续不断的链。然而，如果上去得更高将会耗尽为提高或维持某个被选定的链的水平所必要的资源，那么，我们就停止沿着链向上攀登。对这里所说的资源应作广义的理解，时间和精力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例如，为什么我们系鞋带或打领带都宁愿直截了当地去做，而通常不对这些日常行动搞什么繁文缛节，其原因就在于此。每一天只有这么多小时，这就使我们不能竭尽我们的能力沿着我们可以得到的所有的链向上攀登。但是：一个在牢房里的囚犯也许会不惜花时间去做一些日常琐事，并想出种种办法去做；而如果他不是囚犯，他是不会为这种事去伤脑筋的。正常的标准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选择了一个他所喜欢的（符合正义原则的）活动模式，然后沿着每一个链前进，直到对预定计划的任何可能的改变都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为止。这个总的标准当然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去作决定，而是着重指出时间和精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并说明为什么某些活动被忽略，而另一些活动则受到了重视，虽然从我们从事活动的方式来看，没有得到重视的那些活动是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的。
不过，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没有理由假定亚里士多德原则是正确的。它同关于自我实现的理想主义观念有某种类似之处，因此，它也和这个观念一样，可能有点像某个哲学家的原则很少得到赞同那种味道。但它似乎为许多日常生活事实所证明，并为儿童和某些高等动物的行为所证明。此外，它似乎还可以用进化论来说明。自然选择大概也偏爱可以适用这个原则的那些生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有求知的欲望。大概我们就是通过某种自然发展来获得这种欲望的，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只要更复杂、要求更高的任何活动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它实际上就是从事这种活动的欲望。人喜欢获得丰富多采的经验，所以他们喜欢新奇的和意想不到的东西，喜欢这种活动为发挥他们的发明创造精神而提供的机会。自发活动的多样性表明了我们喜欢想象和创造性的幻想。因此，亚里士多德原则认为，人多半不仅受到肉体需要之乐的驱使，而且也要受到纯粹由于喜欢而去做某件事的欲望的驱使，至少在紧急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是这样。这些被人喜欢的活动有许多标志，从进行这些活动的方式方法，到后来一次次进行的反复性，无所不有。事实上，我们从事这些活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报酬，我们让自己从事这些活动，其本身往往可以作为做其他事情的报酬。由于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人的现有欲望的一个特征，所以合理的计划必须对它加以考虑。进化论的解释即使是正确的，也肯定不能成为证明我们本性的这一方面的理由。事实上，所谓理由问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毋宁是：如果这个原则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说明人性，那么，对它的鼓励和支持应该到什么程度，同时在制定合理的生活计划时，又应该怎样来处理它？
亚里士多德原则在关于善的理论中的作用是：它表明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深刻事实，这个事实和其他的一般事实以及合理计划观一起，说明了我们深思熟虑的价值判断。通常被看作人类善的那些东西，最后应该证明是那些在合理计划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目的和活动。这个原则是指导这些判断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正确的，并得出符合我们对好与坏的看法（通过反思平衡）的最后结论，它就在道德理论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即使这个观念对某些人是不适用的，合理的长期计划的概念还是适用的。我们能够基本上和以前一样弄清楚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因此，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唯一乐趣是在各种几何形状的空地上如公园广场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数草叶子。他在其他方面都很聪明，实际上具有不平常的能力，因为他能靠解决数学难题收取报酬来维持生活。关于善的规定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善事实上就是数草叶子，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善是由一个特别突出这个活动的计划决定的。自然，我们可能会感到惊奇，竟会有这种人存在。面对他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其他一些假定。也许，他特别神经过敏，从早年开始就讨厌与人交往，所以他数草叶子就是为了避免同别人打交道。但如果我们承认，他的本性就是喜欢这种活动，而不喜欢任何其他活动，同时又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改变他的状况，那么，他的合理计划肯定就是以这种活动为中心的。对他来说，这就是目的，这个目的支配他的行动计划，而这一点也就证明了这个目的对他来说就是好的。我提出这个异想天开的例子只想表明，用一个人的合理计划来说明关于他的善的规定的正确性；并不要求亚里士多德原则准确无误。我认为，即使这个原则证明是不准确的，或完全不起作用，这个规定也仍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是，设想出这个原则，我们似乎就能说明，从实际情况来看，什么事被认为对人是好的。此外，由于这个原则和自尊这个基本善有关系，它最后证明了在作为正义即公平观的基础的道德心理中占据中心位置（第67节）。
第66节 适用于人的关于善的规定
我们曾经规定，一个人的善就是顺利执行一种合理的生活计划，他的次要的善也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在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之后，我们就能够介绍另一些规定了。这样，关于善的概念就可以适用于在道德心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其他对象了。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出以下假定；基本善可以用关于善的不全面理论来说明。这就是说，我假定不管其他还需要得到些什么，需要得到这些善是合理的，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对于制定和执行任何合理的生活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原始状态中的人是被假定为接受这种关于善的观念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自由权和机会，希望得到实现他们的目的的更广泛的手段，这是理所当然的。考虑到这些目标，同时也考虑到获得自尊这一基本善这个目标（第67节），他们在原始状态中就对他们能够得到的这种正义观作出了评价。
自由权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尤其是自尊，都是基本善，这一点事实上必须用不全面理论来说明。对正义原则的限制，不能被用来制定作为对原始状态的说明的组成部分的基本善一览表。其理由当然是：这个一览表是导致选择正当原则的一个前提。用正当原则来说明这张一览表，可能是一种循环论证。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能够说明基本善一览表的，是好即合理这个观念结合关于人的需要和能力的一般事实、这些需要和能力的特有阶段和它们的养成条件、亚里士多德原则，以及社会互相依存的必要性。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求助于对正义的限制。但是，一旦我们对能以这种办法得到基本善一览表而感到满意，那么，在所有的对关于善的规定的进一步应用中，就可以自由地引用正当的限制。我不想在这里为赞成基本善一览表的理由进行论证，因为它们的主张似乎相当清楚。然而，我将不时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尤其要联系自尊这个基本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把这个一览表看作是既定的，并将运用关于善的全面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检验标准是；它应该符合我们在反思平衡中所作出的深思熟虑的价值判断。
赞成关于善的理论的两个基本理由仍需考虑。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规定对人和社会是否都能适用。在这一节里，我将讨论关于人的情况，而把关于一个好的社会的问题留到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到那时，正义即公平理论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拿来应用了。不过，许多哲学家一直宁愿接受某种不同的关于好即合理的规定，认为它可以适用于人工制品和任务，适用于友谊和感情之类的非道德的价值，适用于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美的享受，等等。事实上，我曾着重指出，好即合理的基本原理是极其普通的，是一些信仰明显不同的哲学家的共同看法。然而，人们常常认为，这种关于善的观念代表了一种关于价值的工具理论或经济理论，而这种理论对说明道德价值并不适用。据说，如果我们把正义的或慈善的人说成是个道德好的人，这就涉及了一种不同的关于好的概念。不过，我想要说的是，一旦有了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关于好即合理的全面理论事实上就能适用于这些判断。这个所谓的工具理论或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适用，其原因就在于，实际上不全面理论可以直接适用于道德价值问题。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把这个理论仅仅用作对产生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的原始状态的说明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应用关于善的全面理论，并能随意地把它用来说明好人和好社会这两种基本情况。通过原始状态把不全面理论发展成为全面理论，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有几种办法可以使我们把这个规定扩大应用于道德价值问题，我认为至少其中一种办法可以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某种基本角色或地位，例如公民的角色或地位，然后就可以说，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具有高于一般程度的属性的人，而这种属性是公民们彼此可以向对方合理要求的。这里的有关观点，就是一个公民用来对担任相同角色的其他公民进行评价的观点。其次，可以对好人这个概念作如下理解：它规定了某种普遍的或一般的评价标准，照此标准，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对各种角色，尤其是被认为比较重要的角色，都有出色表现的人。最后，如果根据人们的几乎任何社会角色来对他们进行估价，那么还可能存在一些可以向他们合理要求的属性。让我们假定，这些属性（如果确实存在的活）是具有广泛基础的。可以用工具作为例子来证明这个概念。工具的基础广泛的属性是有效、耐用、便于维修，等等。对于几乎任何工具来说，这些特征都是可取的。基础的广泛程度较小的属性就是保持锋利、不生锈等等。某些工具是否具有这些属性，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存在的。同样，一个好人和一个好医生或一个好农场主之类的人是不同的，他具有比一般人程度更高的基础广泛的属性（尚待规定），而这种属性是人们彼此可以向对方合理要来的。
最后一种意见好像立刻成了似乎最有道理的意见。它可以被用来把第一种意见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包括进来，并把第二种意见的直觉概念加以吸收。然而，在这样做时要碰到几个复杂情况。首先要认定合理地选择这种基础广泛的属性所根据的观点和这种选择所根据的假定。我要立即指出的是，基本的美德，即按关于正当的基本原则办事的强烈的、通常实际的欲望，当然也是基础广泛的属性。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假定我们所考虑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或一个接近于正义状态的社会，这种情况看来必定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我也将这样看。由于这种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同时根据这个社会的普遍正义观而作出的安排是稳定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般都会有适当的正义感和看到他们的体制得到肯定的欲望。但同样符合实际的是，只有在假定基本上正义原则得到了公认并且别人也同样按照它们来行动时，每个人都按照这些原则来行动才是合理的。因此，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有代表性的成员将会发现他希望别人也具有基本美德，尤其是正义感。他的合理的生活计划符合正当的限制，因此他肯定会希望别人也承认这种限制。为了使这个结论绝对可靠，我们也希望肯定，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已经获得某种正义感的那些人保持甚至增强这种道德感情是合理的。我打算在后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86节）；我暂且假定情况如此。这样，在提出了所有这些假定之后，基本美德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的成员彼此可以向对方合理要求的基础广泛的属性，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个复杂情况也必须考虑。还有其他一些属性大概也和美德一样基础广泛。例如智力和想象力、力量和耐力。事实上，某些最起码的属性是正当行为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判断力和想象力，甚至善心也可能引起损害。另一方面，除非理智和精力受到正义感和义务感的支配，否则它们可能只会加强一个人践踏别人合法要求的能力。毫无疑问，希望某些人在这些方面高人一等，从而危及正义的体制，这是不合理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看，在适当程度上具有这些自然资产显然是可取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属性也是具有广泛基础的。这样说来，虽然美德被包括在基础广泛的属性中，但它们不是这一类中的唯一属性。
因此，有必要把美德与自然资产区别开来。我们可以把自然资产看作是通过教育和训练发展起来的自然能力，运用这些能力常常要按照某些特有的智力标准或其他标准，参考这些标准便可大致估计出这些能力。另一方面，美德又是指导我们按照某些正当原则来行动的思想感情和习惯态度。我们可以用相应原则把美德互相区别开来。因此，我假定，可以用业已得到确认的正义观把这些美德挑选出来；一旦这种正义观得到了理解，我们就可以靠它来对道德感情作出规定，并把它们从自然资产中划分出来。
因此，一个好人，或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人，就是具有高于一般程度的基础广泛的道德品格特征的人，而这种特征是原始状态中的人彼此可以向对方合理要求的。由于正义原则已经选定，而我们又承担了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义务，每个人就都知道，他在社会上可以要求别人具有有助于恪守这些标准的道德感情。这样，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说，一个好人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成员可以向他们的同胞合理要求的那些道德品格特征。这些解释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道德观念，因此关于好即合理的规定就被扩大应用于人。正义理论把关于善的不全面说明作为一个从属部分，而全面理论加上正义理论；似乎就能对道德价值，即第三种主要的伦理概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有些哲学家认为，由于一个取得了人的资格的人并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角色和职责，同时又不是被当作一个工具和物品来对待，任何以好即合理为根据的规定肯定是不适用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提出这种规定而无须假定人具有某种特殊的角色，更无须假定人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被使用的物品，这是可能的。诚然，把这个规定扩大应用于道德价值情况，则要提出许多假定。我尤其要假定，成为某个社团的一个成员并参加多种形式的合作，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条件。但这个假定太一般了，还不足以妥善解决正义论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利用社会的自然环境来说明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这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道德哲学根本不存在任何先验的东西。作为讨论的总结，只要记住这样一点就行了；关于善的规定之所以适用于道德价值观念，是因为利用了已经获得的正义原则。此外，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获得方式也是与此有关的。正义即公平的主要概念，即正义原则是有理性的人在一种平等的原始状态中可能一致同意的原则，为把关于善的规定扩大应用于道德上的好这些更大的问题准备了条件。
指出把关于善的概念扩大应用于其他情况的途径，似乎是可取的。这样做将会使我更有把握地把它应用于人。因此，让我们假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决定他的善的合理的生活计划。现在，我们可以把一个好的行动（从慈善行动这个意义上说）规定为一个我们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的行动，就是说，没有任何自然责任或义务的规定强迫我们去采取或不去采取这个行动，虽然这个行动促进了或旨在促进另一个人的善（他的合理计划）。进一步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好的行动（从仁慈行动这个意义上说）规定为一个为别人的善而采取的一个好的行动。一个慈善的行动增进了另一个人的善；而一个仁慈的行动又是按照使另一个人获得这种善的欲望而采取的。如果这个仁慈行动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大量善的行动，同时，如果从行动者的较狭义的利益来估计，采取这种行动使他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和风险，那么这个行动就是职责以外的行动。一个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很好的行动，尤其是一个保护别人免遭巨大伤害的行动，如果对行动者来说不是很大的牺牲和危险，那就是互助原则所要求的一种自然责任。因此，可以把职责以外的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甚至在免除自然责任这一条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为另一个人的善而采取的行动。总的来说，职责以外的行动是在考虑了合理的私利后而某些免除责任的条件仍不能满足时便成为责任的那类行动。最后，为了从契约论角度对正当进行全面的说明，我们当然必须从原始状态的观点来弄清楚什么是合理的私利。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关于善的全面理论使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道德价值，或判明有没有道德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不正义的人、坏人或恶人区分开来。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有些人拼命追求过分的权力，即超过正义原则所允许的限度并能任意对别人运用的权威。就这种情况的每一种来说，都可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去做错事和不义之事。但不义之人是为了财富和安全之类的目的而谋求支配权的，这些目的如能加以适当限制就是合法的。坏人希望得到武断的权力，因为他喜欢由于行使这种权力而使他产生的那种优越感，同时他也想得到社会的称赞。他也有一种无节制地要做某些事的欲望，但对这些事如能加以适当限制，如能尊重别人并有克己意识，那就是好事。正是他用以实现他的野心的这种方式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人。恶人就不同了，他热衷于不正义的统治，完全是因为这种统治破坏了独立的人在平等的原始状态中可能同意的东西，因而掌握并显示这种权力，表明他的至尊和蔑视别人的自尊。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炫耀权力和侮辱别人。恶人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正义的爱好：他以看到屈从于他的人的软弱无力和忍气吞声为乐，他对他们认为他存心使他们遭受屈辱而感到快意。一旦把正义理论和关于善的理论在我们所说的全面理论中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作出这些区别以及其他区别。似乎没有理由担心不能对这些众多的不同的道德价值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