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连雅堂先生所著之《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国内印行，六月排版将毕，其哲嗣连定一先生命余作叙。余与定一先生十余年故交，谊不敢辞，乃秉笔而言曰：

    凡住居于此员舆上之民族，苟能不安僿野，黾勉前进，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以传遗后世，以沾溉人类。惟因时地不同，环境差殊，故每民族所创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环境之印记，于大同之文化体中有特异焉。此特异点与创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关系，籀绎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我中华民族所创造之文化为世界巨大文化之一，殊无疑义。其特异点，依吾人之所探寻，盖有三端：一曰缓，二曰久，三曰稳。自人类学者证明吾民族为中华之土著而外来之说绌，其奠居于斯土也已不知其绵历几万年。从有传说计起，炎黄羲皞以后盖已超过五千年。其同时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两河间人，其进入历史皆比中国较早。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与十九两世纪），与将来第十八朝之阿门诺斐斯四世时（西元前十四世纪），其声名文物盖已灿然大备。巴比伦之哈莫拉比王（西元前二十二世纪末），文治武功烜赫当时，其详备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为历史家之异珍。希腊民族脱游牧而进农事已当我商代后期，其传说历史晚于我国者一两千年，然其文化突飞猛进，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已足冠冕群伦。我国炎帝族之肇始农业，当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然夏、商古史犹复晻昧，周代蹶起，文化始渐可与哈莫拉比时相比。及孔、老、墨诸子勃兴，而哲学思想始得与后进之希腊诸贤哲并驾。经历奕世，始跻于高度文化之林，则其缓也。埃及及两河间之古代文化，至西元前二三世纪已完全泯灭，希腊高尚文化，至后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封闭雅典学校后亦薪尽火绝。而中国之文化独迢遰四五千祀，未尝中绝，自秦始皇至今二千余年，史事之载于正史者无一年之缺逸，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有，则其久也。埃及前有希克索诸王之残掠，后有亚述人之蹂践。两河间前经赫底特人之横扫，后经迦塞特人之潜入。亚述大帝国兴勃亡忽，拟迹秦、隋。迦勒底后起，数十年而灭，盖无足述。此诸国者，其兴也，驰骛震耀，举世駥眩；其颓也，昏昧黤黮，永永长夜。希腊人思想文艺之所诣，腾踔高跻，匪惟超前，抑几绝后，其末叶之所遭尚不致如前二方之惨凄，然在中世纪，其鸿文玄著不过匿迹于修道院蛛网尘封之间。拜占庭帝国文人名延一线之传，然亦不过尚能寻章摘句，作盲目之景行而已。我国三代、秦、汉二千余年，止有朝代之嬗易，却无浅化人民入撼文教之础石。南北朝、五代、金、元及明、清之交，虽或禹域云扰，或异族篡统，而仁人义士当兹八方同昏之际，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运，卒能使旧有文化不惟不因离乱而致萎苶，反因思想之奋厉而愈启光芒。结果异方侵入之浅化人士因仰羡而同化，历阽危一次而我中华民族增庶增强一次。即至近百年来，我兵力、经济、文化皆受西方人严重之压抑，而终受有广土众民以备此八九年独立抗战之潜能，则其稳也。缓近于绌而稳毗于优，久介其间而斡其运，微久无以补缓之缺，微稳亦无以奠久之基。然微缓，则其于政也，多强迫急制之音，少优柔餍饫之趣，故亦终难收可大可久之效。则缓与稳虽似优绌相反，而实系一事的两方，去此一则彼一亦失。斯义对庶政或非显著，而惟异族相遇，俗遗化殊，急若束湿，虽亦偶获近效，而欲其雍容涵育，久且熔为一体，绝不可得。一旦束断，凌乱溃散，或返其故，或且有甚于故者。我国数千年来，与四周浅化人民之相处，毫无奇策，亦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渐渍之以文化而不束缚之以政刑，只注意于风俗习惯之渐由异而之同，绝不设法加强各民族间之此疆与彼界，无迫促同化之意。而潜移默化，皆可抱孕熔合于不自觉，以视十九世纪东西列强所用之禁用语言，迫抑习俗之政策大异其趣。不急同化者终得同化，急于同化者卒难同化，自然演进之迟速与人意中之迟速常多睽违，天下事大抵然哉。

    台湾与我闽疆一苇可通，其通中国也自隋，至今日千余年，即至明季郑氏之逐荷兰人亦已千有余年也。此千余年间我闽、广人民与斯地土著逐渐融合之陈迹，虽史缺有间，而用近一二百年间我侨民在南洋诸岛与土民融合之经历相比较，固不难想象以得。大陆移民在台湾者经历久远，至郑氏时与土人盖已融为一体。虽高山深谷之中，因地势之限隔，小有流遗，未尽同化，而全局固无大殊异。明季之争，非郑氏与荷兰人之争，乃吾中华民族与少数侵入之西洋人相争，故其胜败之数不待蓍蔡。此后斯土虽随全国之后由清廷征服，而我民族同化之伟业固仍继续进行。

    清末，日本人窃据，以数十年之力即欲攫为己有。其施政也又徒暴力以压，迫切以求，四五十年中未尝念及土著之应有选举权与否。及迫于丧失，始思开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应得以为钩饵，所施极狭，所愿奇奢，多见其不知量也。

    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邃于史学，积数十年之力，成《台湾通史》巨著。余尝读其书，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覙陈。且斯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唆削之际，故先生对于民族之痛，怀之至深，于割地后诸英杰毫无希望，而犹艰贞力争自由之逸事，再三致意。且搜罗弘富，于岛中动植矿物之蕴藏，亦皆据耳目之所睹闻，据实列述，不作浮光掠影之谈。乃叹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惟前仅印行于日本，国人得之非易，今幸商务印书馆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困难，勉力排印，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又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斯书印成正值其时，故不辞愚陋，略书数语以志欣感。又希望国人鉴于我民族及荷兰人、日本人在斯土盛衰递嬗之往事，葆吾所长，勉吾所短，以绵续吾先民之丰功伟烈于无穷也。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徐炳昶敬叙

    于云南昌谷县络索坡之适然居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