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达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愤慨，认为这又是一个社会操纵、社会科学圈套的例子，是行为控制。

    但后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技术当真行之有效。而对这一例证——至少在工业和政府的未来预测中——人们一定要从中找出些好的东西。

    也许，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个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时又把头脑联系起来，以便使小组能进行集体思维。简言之，这是两全其美的方式。

    达尔菲方法的实质，是真正安静而多思的对话。对话中，每个人都得到聆听的机会。闲谈的背景噪声，反复出现的虚荣的声震，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时间，没有了话音，因此也没有提高嗓门的叫喊。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达尔菲之前，委员会开会时，真正的聆听几乎总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成员的功能都是讲话。其他人讲话时，每个成员都在忙活着思考，下一个轮到他时该说些什么来支撑自己原米的立场。委员会真正做的是辩论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导讨论、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压下反对者的叫喊、吓退反对者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除去，一组聪明的人得以坐下来安静地思考。这个主意不错，我很高兴它可行。

    达尔菲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显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启预言的作用。最初的达尔菲（Delphi）是阿波罗的所在、而阿波罗是预言之神。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最优良的希腊品行、如节制，稳健、细心，注重律条和慎重等的来源。实际上，从词义学上来讲、阿波罗一开始可能是个委员会。阿波罗（apollo）一词（或许足有关的词apello）最初意为政治的聚会。人们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大众的会议对于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很重要的，对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话，而且要创造出一个司命之神，于是产生了阿波罗，多利安人（Dorian）的预言之神。

    人们并不真的认为，达尔菲的女预言家发布关于未来问题的明确回答。相反，她的宣布常常含有像一样的模棱之处、其设计也同样提供多种选择，让人可能从中挑选。她象征的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议程。当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着模棱的话语时，她成了今天的问题单。细节的描述涉及对预言者声明作出的详推细勘，那是exegetai（诠释者）的任务。那是个公民的委员会，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选举产生，部分由达尔菲预言家任命。这个制度似乎在长期内行之有效，构成了希腊宗教的法令和法律基础。

    于是，今天的达尔菲代表着一个改进了的古代社会设计，对委员会的程序作了新颖的修正，这一程序制约着一组组的人们，让他们更安静地想，更安静地听。这方法作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鲜，其实非常古老，也许跟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总是我们作出决定的方式，尽管总是以散漫无章的方式进行。我们把话传开；我们冥想不同的人会怎样论述这个问题；我们读诗；我们默想文学；我们播放音乐；我们改变主意；我们达成谅解。社会是这样演进的，不是靠大声喊叫彼此压倒，而是靠独有的个体互相理解的独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