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原为笔者在五○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 - and - 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
我们更不是说所谓“西方文明”中已完成这六大项。我们是说在他们的文明中，这六项已成为主题，其整个文化的趋势是向这一方向发展的。而我国自同治中兴之后，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也是亦步亦趋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不过我们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的罢了。
正因为我们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之下发生的，我们“应战”的过程便十分艰苦。因为要现代化，我们不特要“布新”，我们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所以他说：“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莫易於建设。”反观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史实，和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无一而非这项“除旧布新”工作之中，“破坏”和“建设”所引起的。由於这些运动性质之不同，它们也标志出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显明的“阶段性”。
试读我国当代各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们的言论。我们便知道他们多数是只看中了这一“现代化运动”整体之中某几个阶段，或某几项课题，因而只注意某几项工作，而忽略其他各项。如早期搞“夷务”或“洋务”的人，他们只看中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船炮政策。
但是后来亦有少数“先知先觉”，看准了今世现代化的潮流而主张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通盘的现代化。不过这些人，多为“一次革命”论者，他们主张把这“现代化”的百年大计“毕其功於一役”！
孙中山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老人家便立了一个九年计画的“革命方略”。他说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国便变为一个通盘现代化的新兴的国家。谁知对他这方略首先不赞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万死不辞的信徒，同盟会的“老同志”。因此中山先生喟然叹曰：
……乃於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谓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为山九之时，对革命导师忽然不信任了呢？历史家感到迷惑了。胡适之说：“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计画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费解的事。从一个角度来看，党员不信任党魁，固然是党员“知识太低”；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党魁没有把握住时代而脱离了群众？对现代知识有高度认识，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党员”们知识尚且太低，则“区区庶民”又何能追随景从呢？
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实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但是领导这伟大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及其导师到临死时还要说“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他们之所以如此者，便因为他们都是一次革命论者。把中国历史看成汽车。他们要把这汽车按他们预定的路线，开往他们所预定的目的地。换言之，他们都希望把一个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极短期中变成他们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形式。
但是中国近百年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都落空了。这个古老的文化是在变，并向现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趋的在变。但它却没有听从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摇身一变”。相反的，它是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变动，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长”强迫它跳跃前进。换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浮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民国六年，随张辫帅到北京搞复辟运动的康有为，便“落伍”了。落伍到连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都要骂他“厚颜”。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权”，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躐等到连“同盟会老同志”也骂他“大炮”。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这种反覆变动与社会力量之兴递，在中国近代史上昭然若揭。请申其说。
今日吾人追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史实，从“同治中兴”到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我们如按各运动的性质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及若干小阶段。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总理衙门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签订，可算我国现代化运动之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的主题是“洋务”。因为我国经过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失败之教训，国人才开始认识西方文化表现在坚船利炮上的实用科学。因此自恭亲王而下，有识之士，竞谈“洋务”。这样才有同光之际的新式南北洋海军及各种路矿机器船政的建设。不管当时守旧派是如何的反对，这一时期的“洋务”建设是有相当成就的。其后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论，事实上便是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哲学基础”。张氏言大众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亦是风靡一时的新学说。也是当时守旧派所誓死反对到底的“以夷变夏”的“谬论”。
但是中日战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遂逐渐被扬弃。国人进一步而谈“变法”。须知谈变法的人并没有否认西学之可以为“用”。国人至此已服服贴贴地接受了西方的实用科学，而进一步谈西方式的“变法改制”了。因此，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这一阶段我国现代化运动的主题！
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他二人虽有缓进激进之不同，其变法改制的基本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於清廷的顸昏□，助成了激进派的成功，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
康孙两氏除主张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之外，都看到了其他方面－－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之彻底改革。康氏另著有《大同书》；孙氏亦著有《三民主义》。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当时均是“副题”，不是当务之急，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反应。如同盟会誓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之最后四字，便为党内人士驳难最多之处。国内同盟会支部，有的竟干脆把这四个字删除。这种删除绝不是如共产党史家所说，为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1.8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著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渐渐觉悟起来，由清谈文化运动，进而为部分的社会运动，更进而为具体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民国六年以来党内的改组气运相衔接，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於是乎实现了。”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国民党容共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戴著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共产党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
结果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共产党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於死之后，还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局势便全部改观了。以前国民革命的两大主题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题”现在却变成了“主题”。这新的“主题”便是“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副题”，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运动。关于这主题，共产党是搞这套起家的，经验丰富；关于这“副题”它也学了乖。并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统战”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完全被孤立起来。
至於国民党呢？它本身是个革命党，但是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它完成了前期的两大主题；而抗战后的新主题它又无法掌握。它的高级领袖们既缺乏远见，党的本身亦积重难返，负不起应付新阶段新主题的责任。因而一个有盖世功勋的革命党，这时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读史者有余慨矣！
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十整年，它在大陆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号，它已完全抛弃了。（其情形亦如国民党之抛弃“工农政策”。）因为那原是“统战”时代骗骗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呢？这两点，它当真血淋淋地干了起来。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以前“五四”的英雄们把我国的“旧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坏了；现在“十一”的好汉们，却把我国的“旧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毁了。因此我国以前的“多种重心的社会”（multi - centered society）在短短数年之内一变而为中共专制；由一个“新阶级”（用南共Milovan Djilas的新名词）来统治的单纯的社会。换言之，我国旧有的“父兄”、“绅董”、“老师”、“大龙头”等等所有的安定社会的力量，通统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这一新的统治阶级的秘密警察和手枪。
我国旧有的社会体系，虽已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理该改变。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枪所控制的社会，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文明呢？这点似已不必多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社会性的破坏，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破坏的任务终了，它本身也就完结！
中国共产党嚷革命嚷了数十年，试问时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对象又在何处呢？
试看中共“鸣放”期间，“右派”的反□怒潮，和现在海外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方兴未艾，历史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大阶段。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於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