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著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套他祖先如何“行仁政”的历史来。至后来子孙不肖得意忘形，失去了人民好感，因之其部属又相率亡去，其势力遂日益式微，结果由另一位仁政行得最得法的酋长，取而代之。故周武王伐纣，初会孟津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众叛亲离部下逃得差不多了，于是武王一举而灭商国，代为天子。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著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流传所及，到后来儒家感世道陵夷生灵涂炭，未免益增思古之幽情，于是一开口便是尧、舜、三代，崇先圣而薄后王，尽量地恭维前人，使他们成了理想化的人物，而想复兴三代之盛。可见他们未能了解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程序，未能把握住时代，结果奔波一生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巳。难道后王的本质上，就比先王坏？试看中国时宣传仁政最力的大师孟轲亦何尝不受诸侯的热烈的欢迎；然他的仁政终究行不通。老实说，至战国，“行仁政”的时代早成过去，其结果是“天下莫不与之”，或者是因此而被邻国侵灭，却大有怀疑的必要。
可是后来生殖日繁，耕种技术亦随之进步，由粗浅的自然播种进而发明耒；由人耕进化至牛耕。土地大量的被利用，荒地日少。因之土地的使用渐渐地感觉不自由。人民各择沃土以居，最后虽荒山大泽亦渐被利用，谁能捷足先登据有一块沃壤，简直是天之骄子。至后来虽求得一块瘦瘠亦属不易。因之人民乃据土地为不动产之一而安土重迁了。土地渐渐地感觉不敷分配，兼以地形的限制，井田制之不能再实行，亦是意料中事。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因之土地乃渐渐地变为私有。小而言之人民私有，大而言之国君私有。土地私有的观念既成立，真正的封建制度乃继之以起。跋扈的野心家乃思侵夺他人土地以实一己私囊；或划地以封功臣亲戚，役其地人民为农奴。至周初时，己届成熟时期，周武王乃集封建之大成。《苟子?儒效篇》说：“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太史公估计姬姓诸侯有五十五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考其封土所在地，多在王畿附近的沃壤。其封异姓诸侯泰半属于不得已，其有古圣先王之后者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等。史说是“武王追慰先圣王”，实则不过是一种弭谤用的文过饰非的手段而已。其外便是同平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功臣亦不得不封。然异姓诸侯所封多在边围，甚或指定某一块未经征服的土地，开一个空头支票封予之，令其自己去经营，如封齐便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诗经?齐风》）任其自己去发展。召公奭之封于燕亦是如此。至于后来的秦则更不用说了。周人为犬戎所逐，平王东迁时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秦本纪》）后来秦文公逐戎，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歧，岐以东献之周。他们皆是独力发展而蔚成大国的。
其另外一种异姓诸侯，即是本有其国，实力亦相当强大，周人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只得就其地加封之，如楚如越皆是也。天子赐楚侯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楚地千里，周武王是无奈他何的。
周之前可以想见，所有部族皆各自独立，不过以商国较强大戴为共主。其余仍各王其国，周武王伐纣犹称商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皆迎于郊，固无所谓王畿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是武王荡平天下以后事。周武王既把天下土地率数征服，然后重新分配始自己子孙及少数功臣亲戚，不用说那会于孟津同举大义的八百诸侯皆遭了走狗之烹。他荡平了天下诸侯，才开始大规模的封建起来。盖封建演变至是已达成熟时期，而周武王正是应运而生的跋扈英雄。他的底定天下实行大规模地封建，与秦始皇之统一天下大规模地实行郡县制同样地是一个划时代举动。他与秦始皇可说是前后媲美的两位野心家，他们是同样的自私与跋扈。可是他的子孙毕竟蒙惠不浅。世世不绝的对他们祖先歌颂不已。七庙之中文武二庙永世是神圣的。把他恭维成理想中的标准圣人，以故数百年后的儒家亦为其宣传所蒙蔽，竟以文武与尧舜同列。其实以儒家的道德观来衡量，则他与秦始皇是同样的罪人。虽然在民族发展史上他们是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周武王既削平诸侯，据天下土地为己有，当然他可任意的宰割，于是他除划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为王畿外；余下的率以封人，但为防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过大，又不愿多封异姓。再者为防“不能与老兵同列”的争执，资望不足者又不能滥封。结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资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许多地方既非王畿又无适当的人可封。则这些待封之地暂时是悬而未决。且看当时的河东丘陵地——唐，即是悬而末决者之一。盖唐形势险要逼近王畿。在当时既无适当人选可以封唐，倒不如悬之为愈，至成王即位始封与胞弟叔虞。然则在小弱弟未受封以前，则唐不能为无政府状态。势必有人暂时负责治理其地。这种既经征服之地，将封予谁，尚是悬而未决，故曰“悬之”。是当即“悬”之起源。这在周初不过是一时受封者无适当人选，暂时悬之，终必封人，是一时权宜之计耳；演变至后世，遂成为定制，而“悬”遂为政治上的抽象名词了。
◎“县”字释义
考我国用作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其字形皆从邑。如“邦”“郡”“都”“乡”“鄙”“郊”“郭”“邻”……皆从邑为形声字。古者谓城曰邑，甲骨卜辞记有“王作邑，帝若”（《契墟书契后篇?卷下十六》）。又曰“大邑商。”《诗?大雅》曰：“既伐于崇，作邑于酆。”是皆名城曰邑，后乃泛以名地，《左传》凡称人曰大国，自称曰鄙邑；又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皆无定称。鄙邑者即泛指敝国或鄙地也。《说文》：“邑，国也”实则泛以名地方者也。故凡地方政治的区划的抽象名词皆从邑。
唯“县”则不然，《说文》：“县，系也。从系持县。”县即古“悬”字。本为会意字。段玉裁《说文》注曰：“自专以县为州县，则别制从心之悬挂，别其音县去悬平，古无二音也。”故与郡县之县义毫无所涉，其用作郡县之县则纯为假借字，本非用作政治上抽象名词用者。殷墟卜辞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间，末见有以县字作政治上名词用者。故可断定“县”始于西周，义为“悬之”，非定制也。古人亦有释“县”义本为“悬”者。段注《说文》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是为先儒臆说。县县于郡，是秦始皇以后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断不可以县于郡而始名曰县也。或有释县为鄙者；以古者国之都为首，都之外曰鄙或曰县，县于本土之上也。是说亦嫌牵强。如楚之“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如秦之“伐邽冀戎初县之”“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等，是县字皆作动字，若以之与鄙字同解则未免牵强矣。
◎春秋时的县
至春秋时诸侯强弱兼并，国土日广。其灭人小国惩王周封建之失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疆土渐阔，则旧有统制机构渐感不灵便。因之亦师王室遗制，灭人小国则亦县之。使人暂时治理其地，各其官曰“县尹”或“县令”或“县公”或“县大夫”。悬之终不决，县长官迭相更换而县如故，日久县乃为定制矣。故春秋时之县唯大国有之。多为毁人国家而县之者，如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又宣公十一年“（楚庄王）遂入陈；因县陈。”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使穿戌封为陈公。”昭公十一年“楚子灭蔡；使弃疾为蔡公。”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是皆楚王灭人社稷而县之；以家人或俘虏为其县长官之事实。嬴秦亦复如是“（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秦本纪》）亦均夷人之国而县之，其县则终不决矣。至于中原霸主的晋国，且有夺大夫之田为县者，“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二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然晋虽县之但仍可赏人；晋襄公即曾“命先茅之田赏胥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亦赏士伯以孤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后来椒举犇晋，晋侯（平公）亦“将予之县以比叔向故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的县尚保有古代遗风。然后来六卿坐大，终分晋国，与此自有连带关系。
齐亦有县，唯其区划极小，故其封与人之县动辄百十计。今可考者如“齐侯钟”（叔夷钟）铭文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厘都□麥刂，其县三百”。又如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子孙封邑。”（《晏子春秋》）是则桓公时代齐已有县。孔子亦说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又如“子仲姜宝镈”（素命镈）铭文曰：“陶革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所谓邑当均指县而言也。观齐之县制已异于上三者矣。
至吴国坐大，拟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时亦已有县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犇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史记?吴世家》）观此则吴之县亦可以封人也。
综观春秋时之县，唯晋、楚、秦、齐、吴等大国有之，类多侵灭四邻小国而县之者。至于小国虽亦有兼并邻邦，然则未闻有县之者。要之盖诸侯国土渐庞大，侵灭滋多，既不愿以之分封附庸，然土地日拓，旧有中央直接统制之机构渐感不便，因之不得不另设地方长官以治之。故有县尹、县令、县公、县大夫之置，使其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单位而直属于中央。故春秋县之设立可目为中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的开始。至于小国地本狭促，兼并他邑稍事扩张，于统制上亦既无不便，固无烦乎效颦大国而昼蛇添足也。
且观县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国之县同名而异制，可知其非一国独创而他国效尤者，则县制之立其来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断其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变，湘桂分流而诸国各异其制矣。
释郡
郡、县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是显然的两回事。各自成为一政治单位，绝无联系关系。“县”之由悬演变而来前已论之甚详。至于郡则不然。《说文》：“郡从邑君声。”是形声字。似专造此字以名政治区划者，是或为适时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与国防军事有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同上）“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同上）“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同上）观此则秦、魏、赵、燕等国之郡似均专于防胡而置者。
至于无胡是防之国则其郡亦专为防强邻侵袭而设者。“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秦，其事急，请以为郡。””又“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楚世家》）则楚之郡专为防秦而设。
至于吴夫差救鲁亦是“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与军事有关。盖郡之置多在边圉，为防邻国侵袭则须经常有边防而令大将戍之。为军事上便利计，则戍边之将领须集边地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庶几运用灵活，因时制宜。国君将沿边疆土地划出一带交付戍边军官。使其有独立机构，除听中央号令外不受任何牵制。以近代术语明之或可说是“军事特别区”。这种军事特别区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边的将领，土地虽然没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却可集大权于一身，俨然是边区的一个土皇帝。在那尚没有独立机构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时代，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制度。如许我望文生义的话，则郡字大可视作一形声兼会意字，补充许氏之说可曰：“郡，从邑从君，君亦声。”
郡与县之关系
郡县既截然是两件事，但却是同样独立的政治单位。然郡总在边圉，距中央既边远，又经常有寇患。而县呢？则或减邻国县之，或夺大夫之田为之，两两相较不用说县的确是比郡好，做官的谁不想谋个安睡饱食的“县”？那烽火无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赵鞅誓师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区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为防边而置，非武将不能任郡守；且征战不时，则郡守更握有兵权。丢开做好官食厚禄不谈，则郡长官自然较县令尹为煊赫亦较有实权。再者开疆拓土既县敌国而别置县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县复在边区，为军事便利计则有时县令尹亦得受郡长官节制，且挥尘书生即可领县令尹，而郡守则非重臣夙将不能任。类多立有边功，说不定新立县即是彼汗马功劳换来，则新放来之文官的县令尹，于资望于实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两两相较自然是等而下之。
时日推移至战国之世，征战益形频繁，武将地位当然亦随之增高，渐渐地郡之地位乃驾县而上之矣。至始皇统一天下，乃明定县县于郡，遂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是自然演变之结果也。
约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灭密国，夷王一怒足醯齐哀侯。天子之势亦云盛矣。迨平王东迁，千里王畿半沦于敌；仓卒东奔，赖晋郑之辅翼，苟延残喘于成周。然曾几何时，竟至周郑交质、楚庄问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纪颓矣。天王尊严转赖大国维护，跋扈诸侯亦借挟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纲，而争霸之局启；强弱悬殊，而兼并之势兴矣。小国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于霸主；诸侯之势盛者，灭人宗社遂亦习以为常矣。
然诸侯反顾自身之坐大，惩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复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广，遂师王周遗制从而县之，县而不决遂为定制矣。且以长期征战而有立郡之制者兹已论之稔矣；故曰县者由封建蜕变而来；而郡者历年征战之结果也。至汉上诸姬已尽，陈蔡既县；而楚人北上；秦人南灭巴蜀，而东出崡关，缓冲小国既尽，列强直接冲突之局乃启。积数百年军事第一时代演变之结果，郡之地位遂驾县而上之。始皇既统一天下，彻底废除封建，乃因郡县之旧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级制，千年以还，遂成定制焉。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陆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共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陆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