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7.1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犁庭扫穴，说成王化远播等等最光荣的民族史迹吗？民族史家们（包括区区小我在内），又何尝说过这些都是民族之耻呢？

    就以我们对付匈奴族为例吧！

    匈奴族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最早的，有明显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所玩的花样。

    匈民族被我们的侵略大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人，给“扩张”出去了。他们抛弃祖宗庐墓、君父故土，逃难逃到中亚和东欧。在那儿，他们又把当地土著“扩张”得七零八落。终于在四、五世纪之间把整个欧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t Migration）来。没有民族大迁移，哪有中古和现代的欧洲呢？所以历史家如果说，只有现代的欧人东侵才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纪时欧洲，为什么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呢？曰：“中国扩张主义”西进之后果也。“中国扩张主义”为何物也？威尔斯（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传统之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质正如满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victims）的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著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著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著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他们于四、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移”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项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 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严家其先生于最近神游罗马参观“异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后，便与其誓不两立，亦职是之故也。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是有其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笼罩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作其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博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例如上文所举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不都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原书缺第171页）

    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四百五十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纪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ma）于一四九七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六十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一五二一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一六三一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末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莎”（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 India Company）同“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个海权小邦，虽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二百五十年之“马尼拉邮船”（Mal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作有计画之东侵盖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 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间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至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伙。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一六四四～一七二二）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一七九六～一八五〇），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揖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作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四十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且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驷至每下愈况，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来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作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丝小岛”（Ellis Island）以供应市内之大小毒贩，则伟大之纽约市将成何世界？美国又成何国家？华府白宫对此超级毒枭之反应又何如哉？此不正是当年道光爷陛下的中国吗？！

    明乎此，吾人当知十九世纪之英国便是人类历史上，若是之空前绝后的最大毒枭也！明乎此，则鸦片商品论者，也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7.5 “鸦片战争”与“茶叶战争”

    有的学者可能还要辩论说：鸦片之为害一事也。鸦片之沦为中英战争之导火线，则又另一事也。以逊清政府当年之颟顸愚昧（ignorance）、闭关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 - commercialism）、排外（anti - 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注释上再略叙之）。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试看伦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 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一七七六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日：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与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 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Commisioner Alexander 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 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肯南总统（James 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鲸吞则为时已晚矣。因此在“太平军”金田起义（一八五〇）之后，英国对华政策乃有极显著之改变。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图。而改采联合法美两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作沿海与内陆之全面开放。斯时法美诸强虽亦尾随英人插足东亚大陆，然其经济力量与英商相比则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动列强共逼清廷作全面开放，则实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国一国而已。英国之此项邀请，美政府因疑其动机，不愿加入，而法国则欣然入彀，此即为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攻陷北京之全盘经纬。

    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而清帝咸丰亦死于承德，导致宫廷政变，寡妇垂帘。清室至此对西方帝国主义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对列强的予取予求，简直是百依百顺。因此清政府于天津、北京两地与列强所签诸条约，可说均是据英人所要求之条件为基础的一边倒的城下之盟。强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听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谓促成中国加入“世界社团”、采行“条约体制”之实际经过也。

    在此“条约体制”下，清廷随后签了一连串的条约，不特把中国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开放，外人在内河航行、筑路开磺、传教办学、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条约保护。英人监督我海关、代办邮电亦均一概落实，而〈中英北京条约〉（一八六〇）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则为“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

    〈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中，鸦片走私被厮混过关，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则明订鸦片为“违禁品”（contraband），贸易为走私，美商不得参与。一八五八年中美天津续约，美使列卫廉（illiam B. Reed）原拟重续此条，然为英使额尔金（Lord Elgin）所骀，乃将此条删除，遂使英人未卖一辞竟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矣。（见列卫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自天津对美国国务院之二十三号报告。原件存美国“国家档案局”。）

    既经合法化，“鸦片”这项“商品”在中国进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占全中国外贸总额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之运输，几乎亦由英商总揽承包。英帝国主义之对华发展，至此亦可谓登峰造极矣。

    席丰履厚，圆颅方趾，大英帝国之臣民，当时真是傲视万邦，睥睨全球。那亿万个贫穷肮脏、面黄肌瘦、愚昧无知的鸦片鬼“约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视豪华幽雅的上海“外滩公园”，也就不能与狗同入了。

    朋友，这便是满清末季，以英国为轴心的“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之大略及其严重后果之实况。虽然当前中西汉学界皆另有说辞，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来发掘历史事实时，是非终必大白。林肯总就说得好：“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这正是公正历史家的信条。

    因此当〈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人对华之愿望可说已全部达成。大英帝国虽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没有沦中国为第二印度，但却取的把中国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经济权利。可是中国毕竟还未成为殖民地。诸强蜂拥而来，则大英帝国如何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怎样维持“现状”（status quo）更从而推进之，就变成其后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了。

    7.7 英帝政策的蜕变与法帝的“非洲模式”

    长话短说。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和约〉到一九〇一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母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一八八五）、“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一八九八），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九十年后又有谁知道，那原先囤集鸦片、包庇走私的小岛香港，竟然变成百万人民捍卫民主人权的圣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国主义之鹰犬，如今却变成港人折槛攀辕、望碑堕泪的循吏贤宰呢？我们对英语民族的政治修养，和统治艺术，真要脱帽致敬。这也是他们帝国主义幻觉论者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吧？！

    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的恶劣作风。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下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一八八五）及广州湾（一八九八）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一八九八），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型态。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 Moden 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作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北欧小国。一三四〇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民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作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俄帝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北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骠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像。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十七、八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干三朝（一六六二～一七九五）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十七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陆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 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联军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卖一弹而尽占我东北，并及外兴安岭以东之整个西伯利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之廉价（约五分钱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满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 t，统治俄罗斯四十三年，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至史达林（统治苏俄三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五千哩，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鲁岛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对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

    日本在近代东方之崛起，是历史上一个奇迹。其崛起后竟能踵随欧美诸强，侵掠中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而其凶残则较诸白色帝国尤有过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为大陆上汉族文化向外扩展之边缘，而此边缘文化于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体，其母体文明又表现得若斯之颟顸不可救，则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为乎而然呢？在诸多解说中或以社会型态说较为可信，且为读者试释之。盖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后，隋唐以后，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然汉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权文官制、考试制度、征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适合岛居小国。日久变质乃与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国之文官制、征兵制，原均为代替世袭制而设计者，日本试行之，中央集权未成型，反而助长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谓藩幕是也。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an）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故为读者述之。至于我国传统社会之结构则为单纯的“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故与欧式经济发展，殊嫌凿枘不投。笔者于上篇曾详释之。幸读者贤达审阅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会型态之偶合，盆之以明治时代之开国精神，心物两健，不旋踵乃崛起为侵华最后起之帝国主义矣。甲午（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日之战”后，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遂益形复杂，而英国在东亚大陆上之“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更难“维持”了。

    7.10 所谓“势力范围”的因因果果

    我们如把满清末季英国对华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国这一“纵深发展”的政策，盖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不像俄日两国的侵华政策前后不变，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一八五八年“亚罗船事件”（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四十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之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观火的美国，竟于此年无意中击败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宾，一夕之间竟也变成远东的贪婪一霸。巧的是笔者那位欢喜搞“以夷制夷”的贵同乡李鸿章，秘密与沙俄勾结以抗日本，亦于此年把旅顺、大连二港租给了俄国。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满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了。俄国此举侵犯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弄得英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路不能修、矿不能采、鸦片也不能卖，损失不赀，那就玆事体大了。

    更巧的则是我们一向好勇斗狠以“响马”闻名全国的山东老乡，也于这时打毁了一座德国教堂。好个借口，德国一下便冲入胶州湾，占领了青岛，宣布山东省为德国“势力范围”。德法邻居，法国岂肯后人，也一下霸占了广州湾，西南中国也就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面临台湾，日本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一来，原以整个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不免慌了手脚。它赶紧占了九龙，以巩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使拿下威海卫以对抗沙俄。但是威海卫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为联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国，否认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自己也想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但是长江流域早已华洋杂居，有范无围。并且比起中国全境也范围太小，损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一八九八年的英国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然灵机一动，找出个办法，便是干脆不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阿是好呢？幸好英国政客都有优良的“巴厘满训练”（Parlimentarian training），长于言辞，精于辩论。因此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ted; sperest, we had never dinied.）

    因此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范围”，则必须打破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原则既定，长于辞令的政客乃把它取个名字叫做“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两国在中国所搞的“门户开放”和邓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门户开放”，就大异其趣了。老邓的门户开放是因毛泽东“闭门造车”搞得民穷财尽，才不得已来个开门请客，迎接外资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门户开放”，则几乎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想管，洋人也不理会。他们的门户开放是不许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势力范围，搞非洲式的瓜分运动，所以中国在此均势条件下，也不无小惠。至少可免于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国当时要提出“门户开放”，多少有点心虚脸红。心虚者，它对它自己在华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龙，它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如西藏，开放不开放呢？脸红者，设英国主动送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问，脸红否耶？！

    所以“门户开放”这个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发动者实为英国，而英国政客不愿，也无此厚脸皮执行之，这样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国外交家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是志大堰夸、行动敏捷、满腹理想而从不老谋深算。加以此时美国在华也没有“势力范围”，更可不负责任。放言高论。因此一经伦敦策动，麦金莱总统（President illiam Mckinley）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便欣然同意，并一肩扛过。自此这项英国对华政策就变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了。它为英国利益服务而英国还要装模作样，对这项“美国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条件之保留呢！笔者走笔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国的外交家，尤其是邓小平以下大陆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读点英国史，才配上枱来打点国际麻将啊！

    以上所述英国这几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对华政策的第三个阶段了。

    7.11 海约翰搞“门户开放”的闹剧

    海约翰自承担了“门户开放”这宗天降大任，他便认真的草拟了一篇〈门户开放照会〉，于一八九九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后分送各列强。这照会强调三项要点：一、中国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权独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强利益均沾（equal opportunity）。这项照会发出去之后，有关列强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条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历史事件，永垂后世。虽然它并没有正面解决任何问题。原因是建议人却也是违议人（如英国），执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国）。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强的口是心非就更无论矣。

    美国为什么要执法犯法呢？盖海约翰承担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国本身在中国并无势力范围，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自己也变成肮脏自私的帝国主义之一了。他如以门户开放三原则为借口，不许那后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鲜和满南侵略，则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觉涔涔汗下。为著保护菲律宾，白宫主人把心一横乃与日本再签两造密约，便把整个门户开放运动出卖了。因此这位“门户开放”先生，在历史上虽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终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未成气候。再加上一个昏瞆无知的叶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紧要关头，幽囚了儿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闹剧什么“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来，事态就更不堪设想了。四年之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竟集重兵数十万，在我东北大打其“日俄战争”来。这一打则什么“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天下事总是有其两面性。门户开放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应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否则，如中国真的被列强瓜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