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一八五六年九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在三千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乃至我们及身而见的毛主席杀高（岗）、饶（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怀、贺龙乃至刘少奇、陶铸等无数功臣（他们死得比杀头还惨呢）。

    笔者曾于五、六〇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氏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兴起的前三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三），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龙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了，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们想象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二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干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二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二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缘，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丁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像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做法），仍然末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下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最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百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入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

    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仓卒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的、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

    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两万二千五百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二十八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水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下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页五九～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下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军所俘而自杀未死的杜聿明将军，不也说“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时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监视他的吗？

    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早期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太轻敌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二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啰嗦了。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作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毫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荣阳、汜水、巩县。

    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六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成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道，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绛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循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至于六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八万余人（见《盾笔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的扩大占领区，第次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毛毛的爸爸邓小平当时也在他的军中），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它将领蜂拥而去，四十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一八五三年六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借口溜掉，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拚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附注】 揆（kuí）：揣测：～度。～策。～古察今。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下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佇（一八三一～一八六一）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材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二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佇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二百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性来说吧！满清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从袁世凯到李登辉、江泽民——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的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在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赖以横行欧亚，威胁罗马。十三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的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下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围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递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你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当地民团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十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的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上节所述是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一八五四年二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族友人告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开始南逃，三月便被围于阜城；五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七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干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凰祥，僧王乃逼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可爱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后，一条皮带可以打死七条板汉，便是个突出、但并不是例外的例子。——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筒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侯，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页五九七）。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记绿，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侯，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五月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导：

    【附注】 鞫（jú）：审问犯人。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憎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lt;李开芳在冯宫屯被擒始末gt;，载《大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著前书页六五四。）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导，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著前书，页二二六八～二二七〇，lt;张皮绠传gt;。）

    【附注】 从金田起义到北伐失败的路线图，有一个flash文件可清晰说明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项重要关键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的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盘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末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一八五四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四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著捻党，难免鸟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四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昌。（参见郭、简、罗诸家著述及其它官私文献。）

    其实太平“北伐军”及“北伐援军”之相继全军覆没，不是个人因素——论将才，这些北伐将领，都可说是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名将。他们的失败，是整个长毛战略思想中——让我且引用一句“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语录》——没有摆脱“流寇主义”的结果。他们不打有板有眼，有前敌、有后勤的正规战、运动战；而专打钻隙、流窜、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就不能持久了。

    在本世纪三〇年代中期“五次围剿”之后，朱、毛二将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实行的也是这个不要后方、钻隙前进、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一仗，哼，要不是蒋委员长“太聪明”（想借刀杀人），张少帅是“太老实”（以为红军真想抗日），恐怕“人民也站不起来了”。纵使如此，最后还不是“受编”、招安，搞个“打方腊”收场。当“工农红军”偃旗息鼓，收起“八角帽”，换起国军装，戴起“青天白日”帽徽来，才女毛毛说：

    红军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后……广大指战员对于改编、换装的确存在一些情绪。

    要让这些红军战士摘下他们心爱的、佩带（戴）了十年的红星八角帽，要让他们穿上原来对他们进行过疯狂剿杀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他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见毛毛书，页三五一～三五二）

    毛毛公主有所不知，当时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弯不下去，要闹情绪，也就没有公主你了。李开芳、石达开心里又怎能“平静”？他们也是想“受改编”、“换装”啊！搞社会主义、“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尝情愿作“投降派”呢？问题是当“流寇”怎能当一辈子呢？

    吃一堑、长一智！二万五千里受了个大教训。抗战期间毛泽东再也不搞“长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蒋介石，搞“持久战”（蒋叫“长期抗战”；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脑制造他十来个“革命民主根据地”（长征前叫“苏区”。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大小三军听令：你们化整为零，各占一山头，各建一“根据地”。组织草根、团结工农、统战走资……，老、新解放区、白区、敌区……，因时制宜，各就其便，军民打成一体；八十老妪、九岁小儿，一个不漏。搞他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一旦国民党再来“围剿”；日军前来“扫荡”；伪军前来“清乡”，诸将应“彼此呼应、各自为战”，在八阵图中，打他个没完没了的推磨大战——失掉其一，转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转回第一——八阵图中最后总把你七百里连营，通统烧光……。然后农村包围城市——不把你赶回日本；不叫你鼠窜台湾，誓不甘休。——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战略思想”。

    但是这一记盖世英雄的伟大战略，哪是那位“乡建派”小学教员，老骨董“中国脊梁”的梁漱溟先生所能梦想的呢？他经过毛主席一夕的开导，粱老汉就自觉“头脑开花”了。

    毛泽东和洪秀全、粱漱溟一样，都是乡建派，三家村老夫子也，何以毛老夫子能想出这鬼主意，而洪、粱等老夫子想下出呢？无他。这就是笔者要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了。人类的“鬼主意”是受“历史阶段”局限的。“阶段”不到，你“鬼主意”就想不出。洪秀全如果也能想出这套鬼主意来，他就不是“长毛”了！他就是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共产党”了。——朋友，咸丰年代的中国就出了“共产党”，那末免太早了点嘛！

    还有，朋友，你真以为毛主席足智多谋，满肚皮鬼主意，“战无不胜”吗？非也。他只能想到他自己的那个“阶段”。应付次一阶段，他就傻眼了。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died a broken old man。

    洪秀全既然打不来毛式的“推磨”大战；他陛下的“达胞”（石达开的御名）老弟，当然就更不会了。因此在“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搞分裂，要自闯天下，他也只会搞搞“长征”。搞流寇式的长征，在中国历史上，除朱、毛之外是没一个好下场的。“达胞”何能例外？石达开的下场既然和李开芳、林凤祥没有两样。事以类分，我们就把他们长征的故事放在一起，三言两语带过，以后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一八三一～一八六三）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一八五六、五七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这一点，后来的蒋、毛二公亦所难免啊！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的对立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五十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九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一八五九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开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一八六〇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二十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一八六三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崇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噑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我们试把石达开的流窜图（读者如想深入探究竟，不妨参阅前引郭毅生编地理书中各图，见页一一五～一一九），与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相比，就知他们两军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何也？大地山河是天父皇上帝安排的。你要走，就得循此路前进。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长征军，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中旬，也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浪拍悬岩冷，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二千余人，和石家“王娘”十余人，及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

    【附注】 石达开远征路线图：

    翼王之死，按清朝刑律，他和李开芳、林凤祥、“洪大全”以及清廷所认为势穷被擒的“首恶”，都是用最残酷的方法，“凌迟处死”的。

    什么是“凌迟处死”呢？因为在我国唐代以前的官定死刑，不过“斩首”而已。可是宋、元而后所谓“十恶”之首的处死，就渐次用最残酷的方法，使犯人受尽痛苦，才让他死去。其中最残酷的刑法便是“凌迟”了。

    凌迟又曰“寸磔”，俗名“剐刑”。中共文化大革命时，勇敢的造反派，有句口头禅，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一身剐”便是“剐刑”。剐刑便是把犯人全身划成三干多个一方寸大小的方块块，然后把这小方块用利刀在身上一块块地“剐”下来，所以这种“剐刑”，也叫“寸磔”。在剐的过程中，剐的创子手，和被剐的犯人，同时嚎叫，可怖之极。

    三千块要分三天才能剐完。在剐完而犯人尚未死时，再用利刃枭首，巨斧剉尸；然后陈尸示众，使民战栗！

    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们之下的许多高级僚属，都是这样被慢慢地剐死的。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对付像年才五岁的石定忠和他那刚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们都是罪该“凌迟”的。但是他们身躯太小剐不了三千块；皇家还要把他们养大到成人，然后才来慢慢杀死他们呢？

    石达开等犯了什么大罪，皇家这样恨死他们呢？清朝的刑法说，他们是犯死刑的“十恶”之首。

    什么是“十恶”呢？“十恶”者，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也。

    “谋反”的现代化名词就叫做“现行反革命”。

    朋友，在现代中国，一个人如不幸的做了“现行反革命犯”，他还不是要受“剐刑”，和枭首、剉尸的吗？方式不同罢了。

    古往今来，道理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