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唐德刚 本章:第3章 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颉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和。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和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ting the Chinese 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 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做“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二十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

    四十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一九六八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三十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伉俪(瀚章的玄孙)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瞻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下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竞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一八八六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譞和李鸿章之间,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宦宦,也就下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下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西方科技对他们也就一拍即入口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下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to 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即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韩,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高丽的筹韩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三韩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韩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韩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满清康雍干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满清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三韩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韩国独立,以防制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金截铁,加以实施;而韩廷孱弱亦下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韩局日坏。一八九四年夏六月,清廷应韩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干五百名援韩,肋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韩国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八千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韩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韩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七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年(日)谱》页二六一,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加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作宸纲独断的二十三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和、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页二八九,注五〇二,引《清实录》三五二,及《字林西报》页八六二,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第一,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和、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画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动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下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

    【附注】 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度、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的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冈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围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侯”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高丽,他的真正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宝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二十三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页二六二及二六八)。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

    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个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

    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

    先谈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四十七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七百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在珍珠港美军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三干七百余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

    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八九四年七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七月二十二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二三〇〇吨、炮二十尊、时速十五浬)及威远(一二六八吨、铁骨木壳、炮十二尊、时速十二浬)、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三尊、时速十四浬)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

    抵步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入口拖驳事毕,于七月二十五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

    吉野(重四一五〇吨、两吋装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点七吋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五条、时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四条、时速一八点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十三尊、鱼雷管四条、时速十九浬)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卒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进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四十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拚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卒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选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韩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九百五十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追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六四〇吨)遂为敌舰所掳。

    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逼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

    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佑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

    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也。

    高升号沉没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和、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韩,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八月一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拚。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下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巳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七八,页五三;《大清实录》三四五;《年(日)谱》,页二七一。)

    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决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弧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拘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illiam Ferdinard 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且在他的回忆录里(Pulling Strings in Cable amp; Co; 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作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的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末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 R.N.R)的资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com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com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 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烕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鸿章就是周恩来!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听指挥”!胡宗南敢不听哉?

    老毛颐指气使,吩咐总理这样、总理那样,总理无不俯首听命。老毛自觉好下风光。但是真正要“毛泽东听指挥”者,周恩来也。老毛,独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独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泽东不听指挥,邓小平,哼!今日有你。围棋国手,天下无敌,浅见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

    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土将土兵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拚八撞;在刘管带之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便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在泰乐尔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缘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韩,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十二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九月十七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十八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四四〇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七千吨,各有十四吋装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时速均为一四.五浬;

    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五艘,各重二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间;

    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吨,各有炮十馀尊,时速十五浬。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叙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国父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它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

    且说九月十七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适,未能实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被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至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页五〇)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Ra,1839~1895,p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三十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

    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 a) ?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三十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着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 其实此一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护元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瞻;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他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衔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位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之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它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3.7 我舰一字排开,敌船锥形突击

    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

    当敌我于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以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浬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

    迎头而来之日舰十二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浬时速,向我扑来。

    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

    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十四浬,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暸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吋巨弹,亦只能穿甲五吋,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至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蹈海自杀。海上存者六十五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

    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

    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

    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

    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作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拚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田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

    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拚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拘,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债,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着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类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还者只十六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干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干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靓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

    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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