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下粉身碎骨，所请“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estern）好看多矣。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 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末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街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 Colin Lutraig;Cquot;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将军”也。
【附注】 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
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 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朋友，没啥稀奇呢！政制“转型”罢了。吾一愿老李勿为“岛气”出岔；二愿阿江能认识历史远景，拿出气魄，迎头赶上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无此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无其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chance，更无此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略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论chance真正是“千载难逢”也。中国政制“转型”已至“水到渠成”的边缘，一蹴可几。当年的孙文，哪有此机运？国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板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驾驶舱中的伟大的舵手们，有没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见是双方都有此智慧；但是双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里，纵有“灵犀一点”，也就冲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里，有机会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闻邓上皇“南巡”时之豪语乎：“政权在『我们』手里！”悲夫，“我们”是老几？！“我们”之外的“他们”，又是老几？！自命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尔”、“我”之分，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乡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与孙国父的“天下为公”的器度相比，则显得“小”平之所以为“小”了。江公现在也在“讲政治”。如果江的“政治”，连个“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辉、连战、陈履安、钱复、张京育……这几十个大博士、“全A生”，来联合造反呢？！——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遗留给第三代小和尚，装满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辉总统有没个“布袋”呢？旁观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观的，免谈。且谈点微观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总统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国小，讲小学生所应学习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这就是个大布袋。李总统原是位农业经济专家，谈小学生的历史教育，本已捞过了界。——记得《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个小故事：一次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内一年“决狱”（审判囚犯）多少？陈平说不知道，应该去问“廷尉”（司法行政部长）。皇帝又间，全国钱粮多少？陈平还是不知道，说应该去问“治粟内史”（农本局长）。皇帝有点不高兴了，说，那么你做丞相干嘛？陈平说，为官各有职守。我做丞相呀！干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搞务实外交，平两岸关系，制定防空飞弹系统，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话说得万岁爷直是点头。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团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下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零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竞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衡”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