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唐德刚 本章:第7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零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馏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乔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零零)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炬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敌。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竞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零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零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零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lt;马关条约gt;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图”;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质量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lt;辛丑条约gt;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下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7.2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街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 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苏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7.4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撞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末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园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足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7.5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二恳兴下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零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下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鳞、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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