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
不到一小时后响起了手机铃声。接通后传来父亲的声音：
“……喂？！”
其实在那之前我知道，父母在辗转找寻我。甚至用当时他并不熟练的技能，父亲通过网络给可能与我相识的网友写信。因为随后有好心的朋友将这封邮件转发过来。那时我坐在网吧，以数天没有洗澡的样子面对电脑屏幕。离家一个月，在网上联系日后的栖身之处，也是那时预备前往北京。忙碌的新鲜的，并且有些大胆的事，当时占据大部分情绪的是兴奋。随后收到了朋友转发来的父亲的信。
当然，直到今天还能记得信上写了什么，只是，希望可以忘记，希望把这样的信忘记，这样的，一个做父亲的人，酝酿许久或急促间写就，顾不上合适不合适，撒网一般投递出去的信。
“如果你们有她的消息，请和我联系。谢谢。”
和邮件一样，努力想要忘记的还有与父亲通的电话。
他在话筒那边对我说：
“……喂？！”
{电车}
坐过很长途的JR线电车。坐过很长途的新干线。
从东京去往长野的饭田线，有一半时间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它穿越森林和山洞。在一侧的窗户上映出绿色的河川，另一边的窗户上匆匆送过几片雏菊。
偶尔一座大山，于是隧道显得特别长，列车久久地摇晃在白色的灯光里，仿佛只是震动而没有向前或向后的知觉。
它驶上田间，两节车厢的短短的身长。
把绿色带往金黄的路线。
{火车}
从南往北。
去北京前先要买火车票。也不知该说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买到了三天里最后一张硬座票。之前还在犹豫，听见窗口里传达出这个信息，立刻点头“我要的，我要的”。离开长长的队伍。
那年冬天一直在下雨。
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晚，忍无可忍地离开原先出于经济考虑而胡乱投宿的网吧和小旅店。找到一家三星级的酒店，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过一个符合“最后”性质的夜晚。
单人间的软床，带热水的卫生间，窗下就是福州路（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过几年后会在十几米外的福州路书城里搞签名售书吧）。
只是疯狂的、潦倒的，以及脏到一定程度的住客而已。为了对得起付的六百元费用，勤勉地洗了三次澡。
去附近的小吃店里买了热馄饨，坐在角落的桌子，望着路上往来的行人。
父亲离开席位去窗口领点心，母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一手握住父亲的包，一手拿出纸巾将桌面擦干净。
我抽出三把一次性塑料汤匙，软软的薄片很容易刮破嘴。
母亲注意到，提醒一句“小心点啊”。
以前的普通场景。
合时宜与不合时宜地回想起来。
第二天在12点前退房，尽管我的火车晚上8点才开，但多留一会儿就会影响房费，所以即便要在车站滞留七八个小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到了上海站，从出租车里搬出巨大的行李箱后，旁边立刻闪出几个穿红背心的人，连声招呼说“我帮你搬吧”。原本以为是火车站助人为乐的服务人员，连声道谢着将行李交到了对方手上。直到他帮忙搬到候车大厅，转身向我收十块钱。
从下午2点开始，在候车大厅里坐到晚上7点。
那期间打的电话。母亲接的。和父亲的通话在一小时后。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从南往北}
绿色的车厢，椅子套着白色布套。过了淮河，雪光照亮地平线。
巨大的行李箱没有搁架可放，我把它扔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过道。春运的客列里，奇迹般地居然没有人在下车时顺手牵羊。而中途有一次去看望，发现有没买到座票的人把它当成高度合适的凳子，半倚着靠坐在上面打盹。
不便吵醒他，悄悄又走回去。
与同座的旅客打牌。买了五块一盒的非常糟的河粉当晚饭。胖胖的列车员很喜欢我，来回走三次，都特别点着我玩笑地说“钱包就这么放啊”，“干嘛不好好坐”，“哦哟还不睡”。
前半夜塞着耳机听歌，后半夜靠着旁边男生的肩膀睡着。
睡到早上，硬座一夜后酸疼的四肢，眼睛糊满尴尬的眼屎，脸也绷绷得干干的，头发在脑后塌了一块。
从南往北，进入银白色的陌生的大地。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旅途中}
在京都看樱花，一整天下来被烤成脱水的骆驼，但樱花的美丽是值得如此付出的。层层叠叠粉色的云交蔽了天空。按照海拔不同，分成未开、初开、满开和散始的不同景色。
游览到妻笼和马笼，维持了江户时代风貌的著名历史景点，两座旧时的驿站，建筑的式样如同随时都会有忍者出现。
从妻笼到马笼，中间有七千米的盘山路，也一个人爬了下来。
每天晚上都累到虚脱，泡澡时蒙眬地看着房间里的电视昏昏欲睡。尽管独自住宿时，不知怎么总是被分配到位于走廊尽头或楼梯旁边的房间，听闻一些迷信传说，心里觉得惶惶，更懊悔着因为贪图方便选择离车站最近的旅店，出奇昂贵的宿金，内部却也只是很平常的布置。
洗完头后湿漉漉地坐在被单里，喝冰牛奶，逐个换台看各档综艺节目，哈哈笑出声，等到睡意袭来，一歪脑袋就打起了呼噜。
{年}
二〇〇〇年。
继除夕前的那次联络，再没有拨号回家，即便找到工作，顺利地落了脚，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由快乐地过了两个月后，依然没有勇气给他们电话。
终于某天同事招呼我“找你的”，我走去拿起话筒。
“喂——？”
“是我。”爸爸说。
“我来北京出差。”
“……”
“在离你很近的旅馆里。”
“……那我过去，我现在过去。”
二〇〇〇年的除夕，我下了火车，仓促间只能在北京一家小小的招待所里度过。没有热水，洗脸只能用冷水的非常平民式的招待所。不过价钱也因此厚道地一天才收五十块。睡钢丝床，一间屋子有三张。第一天夜里有个女人和我同屋。原本打算看春节联欢晚会，但因为太过疲倦，很早就入睡了。
睡到一半时突然被人拖醒。
我努力地从困倦中睁开眼睛。看见两身警服，刹那稍微清醒一些，但依然得用力打起精神听清他们的声音。
“把身份证拿出来。拿出来给我们看。”他们对我说完，又转去对对床那个女人说。
似乎就这样迷迷糊糊地从钱包里翻出身份证，他们拿着对照一番后还给了我。
应该是碰上了例行的治安检查。第二天醒来时还怀疑究竟是做梦还是真实发生过。
大年初一早上，从床底下找到一个塑料脸盆，对床的女人很快制止我说“最好别用这个，可能之前有人在里面尿尿”。
所以就用手去接凉水，洗了新年后的第一把脸。
从窗户望出去，雪地里满是鞭炮燃放后的红屑。
非常非常地新年气氛。
不过我很清楚，在家中过年的父亲和母亲，一定有着与我同样有史以来记忆最深刻的新年。完全可以想象。命令自己不准去想象。
反正总有，过了几年，事件能够用平和的缅怀式的温和口吻予以讲述时，我听说他们被亲戚们围坐着，沉默地听各种对我的谴责。没有良心或是愚蠢，冲动或是不会有出息的。一面倒的言论和气愤，而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彻底的……伤心和绝望吧。
年夜饭上筷子一动不动。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总会有一天”}
因为只通过电话，所以见面是在已经离家出走的数月之后。
在旅馆见到了父亲，陪他坐了会儿，然后请半天假和他去北京的名胜转了转，圆明园还是颐和园呢，站在倒下的残垣前合影。
要坐当天晚上的火车返回，所以很快我们就来到北京站。
没话找话。
我或者父亲。
没话找话地说着一些无意义的内容。你的车票给我看看。你要不要去买点水啊。你等下坐什么车回去。还没开始放闸吧。
想拖延时间。对话里暴露了放缓节奏的意图。
最后终于进入停顿的沉默，他说:“那我走了”。
“噢，拜拜。”
“再会。”
——总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总有一天，会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总有一天，要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总有一天……
而它们此刻积聚在我的喉咙口，如同遇水膨胀的根茎，发生出串状圆形的果实。结结实实地堵塞住了。
发不出声音。
所有词句仿佛融在身体的酒精，只在皮下徒劳地沸腾。
{无法显示}
一个不唯美但确切的比方是，写了几千字后按下“提交”，结果却是“网页无法显示”。
当然再也没有力气去重新再写一遍。
虽然那些话语依然留在心里。
尽管做不到把它们一模一样地复述。可如同飞越千里而回归的鸽子，衔回古老的信笺，依然拥有能够时时刻刻沉重起来的回忆。
“我是”……“说不清楚”……“但是”……“没有办法”……“残忍和自私”……“毫无感觉”……“选择”……“新年快乐”。
就像每一个“结局的幸福”向“过程的艰难”所能说的话那样。
我想自己曾经是艰难生活的。
所以现在成为能贩卖过往来营生的幸福的人。
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