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采访中获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一年后的二00一年，朱总理总理就先后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合肥周边的农村调研；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趁着“五一”期间的长假，合家老小外出旅游时，他却又是在安徽的农村度过的。两次来皖，朱总理恪守诺言：不照相，不题词，不让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轻车简从，甚至，不让发消息。对于这两次总理来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再像以往那样刻意准备，更没挑选“亮点”甚或造假给总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的。
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总理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带领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等十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发轫之地阜阳地区。这时阜阳地区，已改为阜阳市，他们来到了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阜阳市颍上县十八里铺乡宋洋小学，重点考察税费改革试点之后义务教育的目前情况。望着教室里空落落的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总理显然有些诧异，他问校长王伟：
“怎么没有凳子？”王伟解释说：“为了节约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都带回家了。”
那些破旧的课桌油漆几尽脱光，而且全没抽屉，为了放书，不少笼屉竟是简简单单用线绳穿织而成的。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朱总理若有所思地问。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朱总理伸出手，下意识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课桌，就在这一瞬间，记者按动了相机的快门。从后来《安徽日报》发表的这张图片看，简陋的教室里，看不到讲台，站在单薄而破旧的课桌后面的王伟校长，在回答着总理的提问；双手轻抚桌面的王太华书记，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显画面；从繁华的大上海走出来的教育部长陈至立，聚精会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税费改革的财政部长项怀诚，面部的表情，显然是十分复杂的。
“这个学校在县里是什么水平？”朱总理问王伟。
王伟答：“中等。”
朱总理沉默良久，摸着斑驳的桌面感慨道：“很艰难啊！”
那天下午，朱总理就在这所宋洋小学里，召开了一个农村基础教育的专题座谈会。当场听取附近的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对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王太华，开门见山。他说：“总理非常关心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有没有影响。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要讲真话，不怕讲错话，但绝不能讲假话。”
王太华的开场白，使在座的干部和教师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过去每逢市领导来检查工作，县里乡里总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许说成绩，不许说问题，更不准随便说，如今来了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却要大家畅所欲言，要求讲真心话，不怕讲错话，特别强调不能讲假话，这几句话一讲，讲得不少人心头一热，有的差点掉下泪来。
颍上县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打了头炮。他说，他是打心里拥护这场税费改革的，希望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改革之后，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却有了很大问题，正想找个机会把意见提上去，想不到总理亲自下来了，太华书记又把话说得这么恳切，他也就打消顾虑，坦率直言了。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供养人员和教师工资过去就不能按月发放，税费改革后，困难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经欠发教师津贴七十二万元。”
朱总理认真听着，这时问身边的宋洋小学校长王伟：“你们学校教师工资欠发吗？”
王伟说：“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两个月工资，2000年欠了四个月工资，今年上半年的都发了。”
“过去八个月的都补发了吗？”
“没有，挂起来了。”
朱总理望着王伟又问：“教师每月发到多少工资？”
“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
“还有其他补助吗？”
王伟实话实说：“没有。”
一位乡干部接过王伟的话，忙向朱总理解释：“有的教师家里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总理听了，语调严厉地说道：“不能因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师的工资呀！”
插嘴的乡干部感到自找没趣，显得灰头土脸。
接着，十八里铺乡党委书记罗士宣发言。他谈到目前农村中小学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一是危房改造难；二是学校布局调整资金缺口大；三是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四是“两基”(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础教育)欠账较多。
朱总理一边听，一边思索，突然问坐在边上的夏桥镇小学校长张勇计：“学校向学生是怎么收费的？”
张勇计说：“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级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么钱？”朱总理追问。
张勇计说：“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杂费五十元，书本费四十九元，作业本十元。”
“还有别的吗？”
“还要向镇里交上四十元。”
“为什么要向镇里交呢？”朱总理转过身问，“镇长来了没有？”
听说夏桥镇镇长没来，朱总理就问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学校也向你们交钱吗？”
李敬业说：“要交三十五元。”
“为什么要收这个钱？”
“主要是用来返还教师工资。”
朱总理转身又问王伟校长：“你们学校也向镇里交钱吗？”
王伟说：“不交，但收的费中有一部分是要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的。”
“其他学校怎么样？”朱总理决定来个刨根问底。
六十铺镇小学校长陈乃平说：“我们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过和乡镇干部、中小学校长的面对面座谈，朱总理终于发现，农村有不少中小学的收费，大大超过国务院下文规定的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的标准。他沉吟片刻说道：“感谢大家，让我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
十八里铺中学教师吴多顺，这时发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师专毕业的，现在月工资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县直中学的教师低一半，比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低的就更多。”
颍上县教委主任陶俊之，接着说道：“农村中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一些学科教师紧缺，最近二十年，全县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毕业的外语教师。”
朱总理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在结束这个座谈会时，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农村的基层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农民负担能不能减轻，义务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证，这应该成为我们检验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得另想办法，只是千万不能在农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这方面探索出新的经验来。”
分手时，朱总理已经上了车，只见他突然从车窗里又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实际情况。
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
说得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动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远去。
这以后，朱总理还到了安徽省的庐江县新渡乡，与农民进一步地恳谈；回到合肥之后又听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首先对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中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又是在当前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乡镇财政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需要我们解决好不少棘手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全面推进这项改革，又必须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安徽等地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况看，不仅在改革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将来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这与农村各级党政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如果安徽在税费改革中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义务教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还培育了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正气和作风，这就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也就为我国的改革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朱总理最后说：中央寄希望于安徽。中央决定，农村的这项改革，必须在安徽全省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并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在全国进行，否则，贸然推开，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欲速则不达啊！
这年十月，安徽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会上传达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就是：从今往后，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乡镇改为县级财政承担。
为支持安徽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2年增加到十七亿元。
尽管这种支付，对正将这场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财政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缺口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输血”搞改革，也决非中央政府推行这场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过农村税费的合并、暗费变明税的办法，来进行地方支出总量的控制，以期既减轻农民负担，又逼迫县乡尤其是乡级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然而正如农业专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样，当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全面引向深入，当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执行者角色的时候，管制型统治模式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中央、地方和农民，不会携手寻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自然就只有农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而未作修补，县级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的今天，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乡镇转移到县财政承担，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员私下透露，现在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村级开支“一事一议”范围的扩大和标准被松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默许乡政府和村委会拍卖公共财物来填补财政缺口，而对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农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的，以致出现农民在自己的田间地头种树还要再向村里“赎买”回来的事情；甚至，明火执杖地，新一轮的向农民公开集资的现象再次发生……
原有的矛盾并未化解，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如果将这一切都解释为农村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这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