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忘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件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非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历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记》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密，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好像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肉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稀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鸣、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