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架龄，往短了说也有五六年；我认识的架友，往少了说也有五六十个。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打架这件事儿，说的比打的多，架友们在一起，多是回忆与憧憬，真刀真枪搏杀的时候其实很少。而在能说起的故事中，牛逼的比傻逼的多，大家津津乐道的多是战功彪炳的事迹，例如两肋插刀，例如临危不惧，例如以少胜多，例如横扫千军。
全是胜利的故事和勇敢的尊严，胜利的另一方跑哪儿去了？这就像我刚看过的一个社会调查，说百分之六十的男人有婚外情，而承认红杏出墙的女人只有百分之六。可怜这百分之六的女人，得承担那么多男人的爱怜。
道理要讲给能认错的人听，打架也要找敢认输的人拼命。而我们，怎么会承认自己见死不救临阵脱逃奴颜婢膝落井下石呢？即使真的发生过，只要不提起，便已经全忘记。
再提一次尼古拉斯·凯奇演的《战地情人》。意大利兵占领了希腊，去一个小岛上受降，当地居民却让他们滚，说拒绝向曾在阿尔巴尼亚战胜过的敌人投降，意大利兵无奈，只好找来德国人帮忙。他们住下后也没得到什么好脸色，当地居民动不动就念叨八千希腊人勇斗一万四千名意大利兵的事迹，意大利人只是憨笑，还得陪两句：“是的，要没有德国人帮忙，俺们就被你们赶到海里去了。”他妈的哪有一点儿占领军的派头？！
但是我喜欢这帮意大利人。是他们，被英雄打趴下却懂得欣赏英雄的人们，才让英雄成为英雄。
而在架圈，是没有英雄的，因为永远没有狗熊那一方。
这是我后来退出架圈的主要原因，因为你拼杀半天，人家照样肉烂嘴不烂；而你也慢慢发现，拼杀半天，还不如吹半天牛更能搏得江湖上的尊重和名声。
所以，我以后也改练嘴了，包括练笔头，来写这个《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高三那一年，发生了一次很惨烈的架事。
老纪是我们那一届有名的架友，身体结实，勇猛值钱。但事实上到高三的时候已经无架可打，因为大伙都已自然晋升入婆罗门这一等级。老纪一把子力气没地儿施展，闲得蛋疼，就谈起了恋爱。他是很会玩儿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安全套外的避孕工具就是在他那里，新潮。
一次课间操期间，一个女生塞给他一个纸条，这个动作落到了班主任眼里，为保证那个纸条不再落到班主任手里，老纪将沾染了女孩香气的纸条吞咽入肚，复慨而慷。这一举动导致他被学校开除，从这所重点中学转到三中。
这一波折使得老纪很是郁闷，隔三差五来母校拉人喝酒。某一天子夜时分，他与另两个人在当地“白鹿酒家”喝酒，与邻桌发生口角，肺部被捅数刀。
老纪还跟没事人一样，想骑车回前母校睡一觉。到得学校，被保卫科老师拦住，这时的他已经神志恍惚，伤口处不再流血，而是开始冒气沫。
幸亏被人拦住，并送到医院。按他的如意算盘，倘找床睡去，恐怕就不会再醒。
我这一夜未被惊动，次日惊闻噩耗，赶赴医院。见到让我脊梁发麻的伤口和血衣，这才知道，真正的架，我们是根本打不起的。
老纪是家里老四，三个哥哥都是淳朴贫穷的农民，对此事措手不及。我见到了老纪的家人，想他们肯定不知道老纪在学校玩得那么疯。而老纪用那么坚强粗硬的外壳，也就是为了包住内心脆弱得不敢让人触及的一角吧。可惜我们都玩过火了。
我痛心地跟老纪说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老纪这时已经到了一说话就喷血的地步，但眼睛还会流泪。他就流了。
凶手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儿子，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老纪痛定思痛，用一个月养好了伤，用三个月奋发学习，考入辽宁大学法律系，准备用法律来匡抚正义。
六年后，老纪来单位找我，这时的他已经是一名人民法官。饭后他要了杯水吃药，我好奇地研究了一下，是治疗性病用的。
老纪出事儿的当天，一帮老架友全都摩拳擦掌，纷纷谴责歹徒暴行，设计复仇方案，并报请三儿等社会贤达得知。三儿也义愤填膺，慷慨陈辞了一番，并说了一番怎么为兄弟出气的好听话。
然后均不了了之。
其实像我们跟三儿这种关系，根本不能深究。三儿曾经向我借过十五块钱，说买皮鞋差这么些钱。俺愤然解囊，捐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三儿后来再不提还钱的事儿，并且据说他“借”过很多架友的钱。而我呢，一面心中暗自肉疼，一面对外吹嘘跟三儿是如何哥们，吹得连自己个儿都信以为真，引以为豪，并将与三儿的友谊保持到大学毕业。
现在想来，我们在三儿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活期存折而已。对于他们来说，义气就是利用。
亏得这种马仔生涯结束得早。
一个人贱不可怕，可怕的是贱而不自知。再说一件糗事儿。我毕业分配后没多久，在单位的澡堂里洗澡，忽听到总编辑洪亮的声音叫我的名字，然后看到他老人家向我招手。我巴巴地过去，总编辑将一块毛巾甩过来，然后豪爽地扭了扭肩，示意我给他搓背。
搓着总编辑白而不嫩丰而不满的肉体，你知道我心中是什么感觉？
居然是得意，甚至感激。
你想想啊，那年分来那么多大学生，而澡堂里那么多鲜活肉体，人家老总为什么能独独叫上俺呢？荣幸啊，荣幸啊。
现在写起这件事儿，我的脸依然绿了。
贱，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汉字，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
人之初，性本贱；
贱可贱，非常贱；
天行贱，君子当自贱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