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回本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是本书一回写得鲜明深刻的有名文章，下笔既生动活泼，又蕴藉含蓄。描写叙述虽若完全写实，却又实中有虚。正如一个山水画卷，有大青绿设色的壮丽华美，也有白描淡着色的清秀明朗，更重要是两部分的巧妙结合形成一种节奏感，给人印象不易忘记。但内中有许多属于十八世纪中上层社会流行好尚起居服用东西，现代人读它时不易明白，必然还要查查注解。因此新的注解在本书中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懂得透，注得对，能帮助读者深一层领会原作的好处；注得草率，或和原意相反，便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误印象，把原文也糟塌了。
有关注解问题，在第368期《文学遗产》上拙文曾提起过。至于为作注，且多一层麻烦，因为时间近，很多事物还无书可查，问题多，想学也无从学起！所以谈到这部书的注释时，我想首先应当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向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的几位注释工作者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能热心耐烦从事这个注释工作，提高到新的学术要求水平。但是这个书的注本，就无疑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有待进一步继续努力。有些事物并且绝对不可能用目下方法弄清楚的，试提出点个人粗浅看法，作为初步建议。
这里拟先就第四十一回中的情节介绍一下：
本回写贾母和刘姥姥等到了妙玉住处栊翠庵，妙玉为讨好贾母，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照法律是不许可的），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按事实不会有这种真成窑的，如出现，也是康熙时仿作的），捧与贾母。贾母喝后，让刘姥姥也尝尝。后来道婆收茶盏回来时，妙玉就心嫌肮脏，叫把杯子搁在外面，不再使用。另外又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递与黛玉。却又把日常自己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一切看在眼里，明明懂得这种分别对待的意思，却装呆说笑，以为给钗、黛用的是“珍奇古玩”，给他的却是“俗器”。接着，即妙玉和宝玉一番对答，表面像是泛泛的，却包含着一些唯有彼此可以会心的情意。
这一回是著名文章，这一节更是作者下笔有分寸、有含蓄的妙文。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锋，我个人以为必须从实和虚两方面去欣赏，才理会得透彻，注释得妥贴。因为不仅话中多双关意思，作者笔下称赞有褒贬，即器物取名，也并不随便。若对这点弦外之音少应有体会，仅就字面作注，自然难得本意。本来是活文章，难免被注扣死了。现在特提出三点来商榷，以就正于海内通人专家。
一、原注（9），——是一种古代大酒杯。、都是瓜类名。从前有些特制器物，都镌刻名款。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所以给他起这个名。
二、原注（10），王恺珍玩——王恺是晋代官僚中最富的人物，这里是说杯是王恺所制，又经过苏轼的鉴赏，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古玩。
三、原注（11），点犀——是古代碗类的器皿。犀角横断面中心有白点。这里用唐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作这类碗的名字。
从欣赏出发看，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和虚假，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声，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合。作注求恰如其分，得虚实兼顾，势必得先务实，再务虚，才明白问题，博闻约取，言简而要，作出比较正确中肯的注解！
如何务实？先得明白两件东西和时代关系。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中层士绅阶层，官不一定作得怎么大，房产田地不一定怎么多，有的人或者还近于清贫，靠卖文卖画为生。但时会所趋，却俨然成一时风雅主人。不仅经常招朋聚友，吟诗作画，写斗方，充名士。遇春秋佳日，还必然呼朋唤侣，游山涉水，吃喝玩乐。出行求便于携带，因此照《梦溪笔谈》提到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铜玉器物，范成各种形态花纹。这种器物和南方其他许多工艺品一样，到清初，进而成为北京宫廷贵族好尚，除制成各种用器外，还作成整套的乐器，通称“葫芦器”或“匏器”（实物故宫收藏相当多，前些年尚在西路辟有专室陈列）。原注（9）所说的，无疑就是这种用类范成式的茶具。和爵同是商代酒器，其实并不是杯，正如觚不是杯，各有不同形象，不同定名。一般说，多指三足、两柱、一板手（即所谓耳），容量较大的一种殷商青铜酒器，陶器中形状相近的也叫作，主要总是指已成定形的殷商青铜器。如明白这一点，本文中可以说是“茶杯”，注中就得说“是酒器借用”。当时也会真有这么一个，可不是如原注说的“近似瓜类形状”，正好相反，是“用瓜仿作形”的用具。
如何务虚？这个器别的不叫，为什么偏偏叫这么个刁钻古怪名称？似古怪实不古怪。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也一定真”。作者是否有意取来适合俗语“班包假”的谐音，既指物，也指人？我想值得研究研究。
由于注者务实务虚通不够，凡事从想当然出发，便弄错了。
其次是注（10）问题，照字面注，只有王恺身份还对，其余不切题的。因为若务实透彻，明白葫芦器的流行在明清时代，则文中说的王恺珍玩，东坡鉴赏，都自然落了空。明明是讽刺打趣，正等于说“宋版《康熙字典》”，决不会真有其物。现在注里却很认真地补说：“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古玩”，于是点金成铁。
其三是注（11），关于点犀，原注引了李商隐诗，其实还是领会不到诗中用事本意，和这里取名的用意。这也是要从务实和务虚才能明白的。
如何务实？宋明以来因南海贸易扩大，沉香、犀角等等贵重难得材料入口日多，高级官僚贵族因此多欢喜用来雕成种种美术品，示阔斗奢。沉香木多雕成山子，或灵芝如意，是由“海上三山”到“寿山福海”一脉相传，和长寿多福愿望分不开的。犀角则作酒器，也和长寿分不开，因为照传说，犀角能解百毒。用犀角作杯主要计两种形制：横卧式多刻成张骞泛海的“博望槎”样子，和元代朱碧山作的银槎样子差不多，是仿照一段枯木形象，中心挖空贮酒，槎尾上竖，照例还留下些叉桠，本来可能还是用沉香作成，犀、银均后仿。通属于“酒船”类。是从战国腰圆形漆玉羽觞，到唐代六曲、八曲金银酒船，再到宋明发展而成这种浪漫主义形式的工艺品。竖刻直立向下，上作喇叭口状，是由古代觚觯和犀觥取法，犀觥实物虽不存，新出西汉壁画中却还有个画得十分具体。衍进而成汉、宋雕玉，宋、明犀角杯实仿玉。杯沿和柄部或作高浮雕子母辟邪，或刻教子升天大小龙，又或刻成灵芝仙草，再进而刻成锦荔枝、玉兰等像生花果，和其他山水楼阁场面。总之，数量多，式样变化也大。一般只四五寸高，也有高及八九寸的。如取名“”，照理说，还必指实物中高足器而言。旧说（或引为《抱朴子》称）犀中心有白线直透到底，名通天犀，李商隐诗即引此喻心在暗里相通意。宋人用它作带版，名“通犀带”，尚有“正透”、“倒透”等等名目，在法定二十八种带制中还极贵重，仅比紫云楼金带稍次。明代《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抄家的重要财产中，还有好些条犀带，好在何处和具体形象已不得而知。至于明清人作酒器，则中心必须挖空，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再不会过问有无白透子。（过我手的实物不下二百种，就没有一件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