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穷水尽疑无路」-投闲京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梁启超 本章:七、「山穷水尽疑无路」-投闲京师

    投闲京师

    “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

    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①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李鸿章“终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6、7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和,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小时。

    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尤百计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

    1862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

    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①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9页。

    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一天,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 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①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夭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持,慈禧、奕䜣“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

    ②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 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14页。

    ② 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鸿章传。

    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想出“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官以为有机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李鸿章抨击“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与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弹纠”的最多、最厉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和戎”与“变法”之所以难于奏效,“言官”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问题,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当然他全盘否定“言官制度”,意气多于冷静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过于人。“言官”虽有“摭拾浮词”、“肆口妄言”、“党同伐异”、“受人请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

    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公开为恋栈苟安、争权夺势的思想行径辩解。他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①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叠经参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权,图度数月”。

    ②1896年2月陷于穷途末路的李鸿章接受了出访欧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发了绝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说:

    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③① 吴永:《赓子西狩丛谈》,卷4,第112页。

    ② 李宗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传记文学》,第36卷,第5期。

    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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