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轻轻的,走了 苏雪林谈徐志摩的诗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若凡 本章:第四部分 轻轻的,走了 苏雪林谈徐志摩的诗

    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道》。

    苏雪林认为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并且迅速。他几乎每天都在尝试一种诗的创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于这种情况,苏雪林就说:“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志摩的诗》发表后,他的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章韵体。诗刊派的诗被人讥讽为“方块诗”,而徐志摩却能在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他的天才,这一点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二,辞藻的繁富。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力摆脱旧诗词的格调和排斥旧辞藻。胡适还说,真正好诗在于白描,于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么讲究了。但诗是一种美文,美就不仅仅是白描所能传达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刘勰就有情采篇,并说“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所以白描诗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充满了心弦、洗礼等西方辞藻。徐志摩出现后,诗的辞藻,就更为富丽了。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陈西滢说:“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

    但陈西滢还说:“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因此,“浓得化不开”成了徐志摩的诗文的特点。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的名号。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颇以繁芜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苏雪林觉得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徐志摩。不过,他又指出,徐志摩后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第三,气势的雄厚。郭沫若诗只能称雄,而称不上厚,力量与气魄不相称。因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无深度。徐志摩的诗则雄而厚,可称为雄厚。如果辞藻太过富丽,气势就不足。如果辞藻富丽同时气势充足,那就可以成为上乘的作品。曾国藩日记云:“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徐志摩的作品,可当此语而无愧。他的散文诗如《毒药》、《婴儿》、《白旗》、《天宁寺闻礼忏声》,都是有气势的雄厚作品。苏雪林举《婴儿》中的一段为例,指出徐志摩形容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体现出了他的真功夫。并且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诗有曲折、有层次、有奔注、有顿挫,读来又毫不觉得冗长拖沓。真如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第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谈及徐志摩诗歌的音调时说:“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除此之外,苏雪林还认为徐志摩在音节上的试验同他在体制上的试验同样勤苦,而且同样具有许多变化。他的音调随着诗的情绪而变化,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就异常轻快;悲伤的,音节也显得凄凉。如在《雪花的快乐》的第三、四两段音节的轻快,就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又如徐志摩在《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接着连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盖上几张油纸》则连用叠句,如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和平的心声。其他音节优美的也很多。

    第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曾提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苏雪林认为所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在他看来,胡适白话文虽然写得极其明畅流利,用的语言不过是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在加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等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语言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毅然肩起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的,苏雪林认为是徐志摩,虽然他是浙江硖石人,但他的国语说得很标准。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写作,诗则有的用国语、有的用砖石调子、有的是普通白话。

    关于徐志摩诗的精神,苏雪林认为有下列几点: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他咏哈代曾说:‘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陶孟和的话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现了出来。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苏雪林认为他是理想派。他认为,唯美派的文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苏雪林认为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美。

    从徐志摩个人行为来看,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的追求。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并不后悔。他殉身追求的行为,就像飞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二,真诗人的人格。

    苏雪林给诗人人格下的定义是诗人要有热情、要有宽大的度量。

    热情是人类事业的原动力。黑格尔说:“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至于文艺的创作,苏雪林认为如果缺乏热情,就像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一样。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的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是关于两性的情爱。徐志摩诗集中恋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评它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的气息”。徐志摩对于恋爱,并不单纯的肉欲,其实他所祈求的,是由恋爱所得到的灵感,以达到精神上最圆满的境界。恋爱是他的手段,灵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爱的灵感》这一首诗里,徐志摩把爱是灵感表达得非常明白:“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苏雪林称赞徐志摩说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溶解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成了灰。

    另外,徐志摩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学界的谩骂之风始终伴随着文学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受传染是很难的。但徐志摩始终保持着他博大的同情,受人无理谩骂,也不肯同骂。他的人格他的朋友们很清楚。林徽音说:“我们丢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的可爱的人格。”陶孟和说:“济南号的出险,结束了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灵魂,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而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郑振铎也说道:“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

    苏雪林最后总结了徐志摩出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新诗的滥觞期,徐志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个可爱的天才。苏雪林说,徐志摩的出现就如同是五代时的李后主。王国维曾经说说:“词至后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出现是词的划分时代的界线,而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就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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