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血泊中会合：红圈，1970

    《红圈》（Lecerclerouge）象是从美国黑色电影和B级片里来的。只是把节奏放得更慢，把剧情变得抽象。戏剧冲突转化为冷静地观察，宿命悲剧转化为近处的凝视罢了。执导者让－皮埃尔·梅维尔喜爱美国文化，把自己原姓格鲁姆巴赫改为作者赫尔曼·梅维尔的姓；梅维尔喜爱电影，说“当一个电影观众，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红圈》冷峻、简洁，又一丝不苟，“拉辛式的裁剪技巧”。大盗虽非无所不能，但总有个人神话的气质，既然片头已经画下一个圈，死亡再所难免。阿兰德隆、伊夫蒙当、布尔维尔，盗匪警察个个孤独，做困兽之斗。标题说佛祖画下一个红圈，说有些人即使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而走向不同的道路，到约定的那天时，他们终究会在红圈中会合——这个红圈意即血泊，意即死亡。曾经有传，吴宇森要重拍此片。吴氏汲取梅维尔养分颇多，造型、个性多出于前者，但以他的热烈断然拍不出前者的冷静，一种如火，一种如冰。当下的作品片太多如火如荼，《红圈》那种默默无语、不夸饰的动作场面已经不再令人青睐。但其中的节奏和调度还是呈现出一种优雅的气质。火车横越影幕的场面眼熟，原是被德·帕尔玛用在了《碟中谍》里。

    “再见，孩子们”：路易·马勒，1971/1974/1987

    在标准公司（Criterion?Collection）出版的路易·马勒套装（3D9+1D5）中收录了三部这位新浪潮左岸派导演以“孩子”为内容的影片，分别为1971年的《好奇心》（LeSouffleaucoeur,又译《心之呢喃》）；1974年的《拉孔布·吕西安》（LacombeLucien）；1987年的《再见，孩子们》（Aurevoir,lesenfants）。不过这三部电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系列剧”，似乎也非导演本人意志使其成为一个“三部曲”。非要寻求一个同一的题旨的话，那么可以寻到路易·马勒自己曾说过的话：“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以‘纯真的丧失’为主题的”——如果把“纯真的丧失”作为狭意来理解，倒是适用于这个套装。路易·马勒出身于一个中上资产阶级家庭，在他的自传性质的影片中常涉及富裕的家庭背景，他的母亲家族（贝金家族Beghin）拥有欧洲最大的糖厂之一，而路易·马勒和兄弟姊妹们都在天主教区的大房子里长大，幼年受过良好的私人家教。但是路易·马勒自骨子里有着对上流社会的反感，这些不仅在他这个套装作品里有所流露，而且他也有切实探讨下层和蓝领生活的记录片。路易·马勒所受得争议不比任何一个新浪潮导演少，在风格上他不断试验力图建立新的电影话语结构体系，但因为甚少革命性、不作惊人语，而往往被人误会为“保守”；在题材上他大胆涉及政治、伦理、性等各种话题，而常常掀起轩然大波，从记录片《印度魅影》到晚年作品《烈火情人》，当然也包括这个套装里的前两部影片。

    1．好奇心

    1954年的春天。一个热爱爵士乐和加谬的《西西弗斯神话》的15岁少年罗伦特，正迷恋着自己的母亲。在苦闷的青春期里，两个哥哥一面教他抽烟、喝酒，以及性知识；一面无休止得捉弄他。开放的意大利母亲的身边永远少不了年轻的情人，罗伦特深感嫉妒。在一个醉酒的狂欢之夜，母子犯下了禁忌的事。事后母亲说，这是一个美丽的秘密，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永远不要为此悔恨。路易·马勒从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流于庸俗的批判和哗众取宠的猎奇展示。尤其是这部以乱伦为最终内容的电影，却被处理的细腻、温柔，将一场所谓的“畸恋”化作亲昵、动人的情感，由此可见导演自身的敏感和宽容。在一本路易·马勒的访谈录前，有评论者指出，他的作品“大多像是一个‘文化个案’，是导演对主题、主题人物及主题人物的心灵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这部《好奇心》尤其是。面对世间不可能被理解和原谅的故事，路易·马勒以自己精致、稳重、抒情的风格，给予了“慷慨地原谅”，这是“最健康”的表现。

    2．拉孔布·吕西安

    1944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一个叫做拉孔布·吕西安的乡村少年，充满了无处宣泄的野性，他想去参加抵抗组织因年龄过小被拒绝了；偶然的一次闯入盖世太保驻扎的旅店，却令他不假思索地出卖了地下运动的同乡。于是成为一个“德国警察”，拥有了自己的枪支和权势、为所欲为。在巴黎解放前夕，他带着自己的犹太恋人和她的祖母逃入一片森林。这时影片忽然恢复了吕西安仍是纯朴少年时候的田园风情。这部影片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左派愤怒，据说思想家福柯痛骂此片以色情伎俩塑造反英雄形象等等。据导演本人称《拉孔布·吕西安》描绘的是“平凡的罪恶”——从内里来看，这的确比单纯得描绘法西斯分子的罪行更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一个普通人竟然可以如此轻易而简单的出卖了国家和同胞。影片的色调虽然清冷，但依然精致，以中景居多，“混杂着私我的情感与客观的距离来观察角色和环境”。虽然以通俗剧的眼光看这部作品的故事发展多少有些令人惊奇，但吕西安这个莽撞、寡言的少年依然被塑造得有血有肉，138分钟的长度交待了一个法国人在二战间的短暂的、传奇的、或许也是有着某种典型意义的命运。

    3．再见，孩子们

    1944年的冬天。路易·马勒和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被送到乡下的教会学校去寄宿；他和许多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和别的孩子打架、有自己的小爱好、偷看黄色书籍。但是就在某个如同平日的早晨，盖世太保冲击了学校，带走了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然后他们也带走了校长。这位充满慈爱的神父回头对学生们道别：“再见，孩子们！”。路易·马勒后来说，这就是他失去童真的时刻，一切的美好都化为齑粉。他在话外音中说，四十年来，没有一天他忘记过那个早晨。影片的绝大多数时间这是一部的“学童生涯的清新散文”，如果不是那种路易·马勒特有的稳重和端正，以及隐隐的不安，那么这可能又是一部《四百击》。但是马勒却在四十年后的美国才觉得“到时候应该拍了”，可见这部作品在他自己心头的分量。他认真思索、回顾、查找资料，并重访了旧时老师与同学。做了严谨、缜密的工作之后，他在制作出了令人痛心和感动的《再见，孩子们》。这部电影不仅是路易·马勒个人对过去的一个告白和告别，也是对未来世界的一份提醒和祝愿。在片头的演职员表之后，一群小孩子正涌进学校的时候，银幕上出现“献给科特蒙（ManuelCuotemoc）、洁思婷（Justine）、修兰（Chloe）”的字样——这三个名字就是路易·马勒的三个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