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些组织，有些山头，争相去占领办公室或者去夺取公章，于是，“夺权”又变成了“夺印”，仿佛只要占领了办公室、夺得公章，就算夺取到了权力。红革会就曾抢先把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个区委、区政府的公章全都夺来，装在一个书包内，背在一个头头身上，算是夺得了上海党政大权。
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复旦园里。炮打失败之后，就开始了“反逆流”斗争，新的政权将“炮打张春桥”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对反张的造反派头头进行长时期的批判、斗争。然而这样一来，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来进行反“反逆流”的斗争，一直发展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然后又是镇压、斗争，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旦的运动可以说有九年半时间是在与张春桥的纠葛中渡过的。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发动的。
1967年1月23—24日，“孙悟空”小组在复旦校园里，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闹市区，刷出了醒目的大标语：“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了6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转而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张春桥的指示，为反“逆流”运动定下了调子：一是说明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要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也就是说，要大张旗鼓地加以整肃；二是把打击目标集中到少数头头身上，鼓励红革会战士从内部进行造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
当时，上海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在复旦，“炮打张春桥”的头头也集中在复旦，于是复旦的运动就进入了反“逆流”阶段。
开始，是发动各造反派组织的群众从内部反。红革会内部成立了“新复旦红革会临时接管委员会”，接管了原红革会勤务组，并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红革会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红三司连日召开整风大会，统一思想，连续发表声明，表态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批判炮打头头。连顶得很厉害的东方红公社，也发表了《坚决执行五点指示的声明》。于是，对于“炮打”头头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开，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就像不久前他们批斗“走资派”一样，有些人身上也被挂了牌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但过去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见风水之轮转还是需要一些时日的，现在这一转，只有一两个月之隔，实在有点使人眼花缭乱。
但造反派毕竟是一起冲杀过来的，他们自称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且这些头头们既建立了威信，要从内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许多群众并不认可新头头，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只不过是乘机捞一把，故谓之曰：“捞稻草”，常常用大字报或漫画加以讥讽。即使被树为全市红卫兵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司令陈敢锋，也不被老红卫兵所看重。在张春桥们看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只有一个陈敢锋没有参加炮打，难能可贵，所以将他作为红卫兵唯一的代表，安排为市革会委员，后来又提拔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陈敢锋之没有卷入炮打事件，纯属偶然。在炮打誓师大会之前，他曾问过安文江对炮打的态度，表示要跟安文江采取同一步调，但陈敢锋外号叫做陈看风，一向投机，安文江怕他临阵出卖，没有告诉他真情，倒是保全了他。所以陈敢锋的没有参加炮打，并非有什么“坚定的立场”，而是不为人所看重的结果。
既然造反派对于老头头总还有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台上有时批斗得很激烈，而台下却对他们还是很照顾，而新头头却树立不起威信来。对于这种情况，张春桥们当然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不能斗倒老头头，而且也无法开展工作，必须派人下来整治才行。于是，在3月4日红革会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派郭仁杰回到复旦主持工作。
郭仁杰所主持的工作，当然是反“逆流”工作了。
但这是一件极其难办之事。上海的红卫兵虽因“炮打张春桥”而受挫，但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刀势未老，锋芒犹盛，毛泽东也尚未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红卫兵运动虽然招怨，但《人民日报》在4月2日还是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指出“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且针对那些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人说：“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要郭仁杰来主持针对“革命小将”的反“逆流”工作，无疑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但郭仁杰还是兴冲冲地来了。因为他这次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一言九鼎，威风凛凛。
郭仁杰一到复旦，照例少不了许多捧场的。不但想做官的围着他转，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说得郭仁杰乐滋滋的。哲学系的“八一铁军”战斗组贴出了拍马的大字报：《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杰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都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还接连不断，捧得郭仁杰有点晕晕乎乎，根本就听不进不同意见。
而在复旦，反“反逆流”的力量却非常强大。开始是暗中抵制，但很快就转为公开对抗。
“过河卒”率先贴出大字报：《在转折点上》和《再论在转折点上》，他们根据《红旗》杂志近期发表的《关键在于大联合》、《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和《论革命的三结合》等社论精神，认为目前的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狠抓干部问题，为革命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而“反逆流”斗争应当服从这个大方向；同时还批判了“复旦情况特殊论”，指出那种借“反逆流”来打击革命小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贴出了呼应的大字报，“金猴”在《我们的看法》中，提出了“对我校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全面否定郭仁杰的做法，并指名要郭仁杰就“过河卒”的大字报表态；“迎春花”则贴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我们老造反要讲话》等大字报。一时间，抵制“反逆流”斗争的言论和大字报充满复旦园。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之后，张春桥派郭仁杰到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即是镇压参加“炮打”的红卫兵，此举遭到复旦师生的坚决抵制。“过河卒”、“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联合组织了“八?二五串连会”，专门从事反对“反逆流”工作。图为“八?二五串连会”的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起：王之平、邱励欧、邢维、王文英；二排右一：钱乃荣，中：吴中杰，左二：安文江；后排右一：肖昌雄，右二：周谷声，左一：王志惠，左二：方农。
但郭仁杰根本不把这些意见放在眼里，他在登辉堂公开向全校师生员工宣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要过万重山。”并且在私下里布置，要揪“过河卒”的后台。这样，事情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在权势的影响下，当然会有人出来呼应郭仁杰，比如，化学系就出了个“轻舟”战斗组，写出《“轻舟”要过万重山》的大字报，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是照着郭仁杰的调子唱歌的；但被讥为“猿声”的人们却被激怒了，由胡守钧挑头，包括“过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内，组织起一个“八?二五串连会”，八?二五者，纪念1966年8月25日戏剧学院大串连也。
阵势已经拉开，双方处于公开顶牛阶段。
开始还只是在大字报上表态、呼吁，后来发展到在会场上抢话筒辩论。在“史红”战斗组1967年5月编印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里，还保存着一份《郭仁杰“五?三”在复旦大学大礼堂的报告》记录稿，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实况。现摘录一段如下：
……今天下午，晚上，星期五一天，安排时间对四月份工作作一总结，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法对四月份作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考虑。（戳一枪：总结不出来怎么办？）为什么总结不出来？当然做得出来，做了工作就总结得出来，不做工作就做不出总结来。（戳一枪：那么只能少数几个人总结，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事情做。）大家一起来总结，从小班开始，（吵……大会主席：请大家不要打断，有什么意见，老郭讲好再提。）全体同志都可以参加这个总结，希望总结不要发展无原则的纠纷。（胡守钧插话：请讲清楚一些，什么是无原则纠纷？）有人要搞无原则纠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原则纠纷就是无原则纠纷，其实大家心中有数。（王志惠：据说有人问老郭，什么是老保翻天，老保翻天就是老保翻天。吵……）大家自己心中有数，可以自己考虑，为什么一定要讲？（哄笑）你以为我是搞无原则纠纷，你也可以指出来。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戳一枪：那么辩论！）有一定时间给大家辩论嘛！现在让我讲完好不好？（戳一枪：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四月份的工作估计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现场上还有更激烈的辩论场面，胡守钧辩论得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但这份记录稿上没有写出，不知是记录者的疏漏，或者是发生在另一次大会上。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顶牛状态。
不过要说郭仁杰根本不抓三结合问题，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乱，他一会儿成立“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一会儿又成立“反逆流指挥部”，总之是想撇开原来那些造反派头头，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能听他指挥的权力机构，但是处处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结合的一方必须是原来的干部，即所谓“革命干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干部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选择，而是由他自己选定一两位进行结合。可惜他选得并不理想。
他的首选对象是原党委副书记葛林槐。平心而论，郭仁杰作此选择是有他的理由的，并非如对立派所指责的，纯属私人交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葛林槐并非杨西光的亲信，认为可以分化出来。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执，而且办事很小家子气，这样就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委里是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张春桥。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区别于过去所提的“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另一条线是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通到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二军大当时分为“红旗”、“红纵”两派，“红纵”在北京要打倒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上海则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造反派，支持上海夺权，因而参加上海市革会的活动，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在上海却受到张春桥的排挤。到得4月初，“红旗”却忽然活跃起来了，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的名义，到处刷大标语，如“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等等。杨、余、傅是指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3月份刚刚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认为这个黑后台就是指张春桥。
还有一条线，是由《人民日报》记者通到复旦红卫兵组织。4月初，《人民日报》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到上海后先来找我，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当时领导人的一种说话艺术。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万一事情不成，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革命群众”也锻炼得很善于察颜观色，领会言外之音、字外之义。上面翎子一出，下面闻风而动，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我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我们必须赶快拿定主意，作好准备。
我们在“文革”开始以来将近两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深感自己不过是供大人物驱使的喽啰。大人物在云端里指挥，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战，打得汗流浃背，头破血流，自以为英雄，其实不过是傀儡。斗赢了，无非是为上面大人物的高升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几句夸赞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斗败了，却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败名裂，而大人物则依然无恙，双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欢。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