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间冰期
在长达十多亿年的时间中，冰层在地球两极间来回滑行，有时它们会在赤道相会。原因众多，大陆板块漂移、地球的椭圆轨道、偏斜的地轴，还有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上下浮动都能算作原因。几百万年间，当时大陆板块的构造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已基本相同，冰川期颇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这个过程持续了十万年之久，其中间冰期的长度平均在12000年到28000年之间。
最后一个冰期于11000年之前离开了纽约。在正常的情况下，下一个把曼哈顿夷为平地的冰期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来临，尽管我们现在越来越怀疑它会不会如期而至。许多科学家猜测说，下一次寒潮来袭之前的这个间冰期将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我们向大气层中排入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推迟了必将来临的冰期。通过对比南极冰核中古老的气泡，我们发现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过去65万年间的任何时期都高。如果人类明天就不复存在，我们就再也无法把含碳的分子送上天空，我们引起的事端也终会了结。
尽管我们的标准在不断变化，但就按照我们这些标准来看，这样的事不会立即发生，因为现代人没必要干等着变为化石进入地质时期的那天。作为大自然名副其实的一支力量，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消失之后，人类杰作中留存得最为长久的将是我们重塑的大气层。因此，泰勒·弗克觉得身为一名在纽约大学生物系教授环境物理学和海洋化学课程的设计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认为他必须把所有那些学科都融汇贯通起来，才能描述清楚人类是怎样将大气层、生物圈和海洋进行改造的——到目前为止，只有火山和相互碰撞的大陆板块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弗克长着瘦长个子，深色的头发微微卷曲，他思考问题的时候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他靠着座椅，仔细研究着一张几乎覆盖了办公室公告牌的海报。这张海报把大气和海洋描绘成密度不断加深的层层流体。就在200年以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按照某个稳定的速率溶解到海水之中，使世界上的二氧化碳保持平衡。而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实在太高，以致海洋得重新调节自己的适应能力了。他说，因为海洋太大，所以这个调节过程需要时间。
“假如说世界上没有了人类，不再使用各种燃料。一开始，海洋的表面会迅速吸收二氧化碳。随着海洋中二氧化碳的饱和，这个速度就会减慢。有些二氧化碳就会被能够进行化合作用的生物所吸收。渐渐地，随着海水的融合，古老的、未饱和的海水会从深处涌上来取代那些饱和了的海水。”
海水彻底翻一遍需要一千年的时间，不过这并不能将地球带回到前工业时代的纯净。海洋和大气是相互平衡的，但两者都吸收了过多的二氧化碳。大地也是如此，多余的碳元素将在土壤和吸收它的生命体之间循环，不过最终还是会释放出来。因此，它能去哪呢？“正常情况下，”弗克说：“生物圈就好比一只倒置的玻璃瓶：最上层基本上与其它物质隔绝，当然偶尔的几颗流星不算在内。底部的位置，瓶盖朝着火山的方向微微打开。”
问题在于，我们挖出石炭纪形成的煤炭，排放到大气中——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座从十八世纪开始就一直不断喷发的火山。
火山把多余的碳元素抛入生态系统中的时候，地球要做的下一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岩石层会死去，但是所花的时间要久得多。”长石和石英这样的硅酸盐是地壳的主要成分，雨和二氧化碳形成的碳酸使它们逐渐风化，变为碳酸盐。碳酸分解为土壤和矿物，它们把钙元素释放到地下水中。河流入海，钙元素沉积后变为海床。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大气二氧化碳过量会使这个过程稍稍加速。
“最后，”弗克总结了一下：“地质循环会使二氧化碳的含量恢复到史前的水平。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0万年左右。”
这个过程或许会更长：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海洋越是变得温暖，它们就排出（而不是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小型的海洋生物能将碳元素锁入到它们的“铠甲”中，但是海洋上层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也许会溶解它们的外壳。不过，好消息是，高达90％的多余二氧化碳会在第一个千年的海水翻倒中吸收殆尽，这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只比前工业时期的百万分之二百八十高出十到二十个点。
我们今天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百万分之三百八十，那些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南极冰层的科学家们向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二氧化碳的今昔差异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5000年间不可能出现入侵的冰川。不过，当多余的碳被慢慢吸收后，美洲蒲葵和木兰在纽约繁殖的速度或许会超过橡树和山毛榉。也许，驼鹿不得不在拉布拉多6寻找醋栗和接骨木果，而曼哈顿则成为南面过来的犰狳和西趪的家园……
另一些同样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经过对南极的长期考察，作出了这样的回答：除非格陵兰岛的冰雪融水冻结了墨西哥暖流，切断了这条在全球范围内供应暖水的巨大“传送装置”，这样的事情才可能发生。若是这样，欧洲就会进入冰河期，北美洲的东海岸也难逃一劫。或许不会严重到形成厚重冰川层的地步，不过温带森林或许会转变为光秃秃的苔原带或永久冻土层。浆果灌木丛或许也会蜕变成又矮又小、斑斑点点的地被植物，与苔藓为邻，吸引驯鹿南下。
第三种是我们比较希望的假设，两种极端的力量或许会相互抵销，于是温度保持在两者之间。不管是哪种情况，炎热、寒冷或是介于两者之间，只要人类还存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便会升至百万分之五百到六百，或者按照我们的估计，在2100年前达到百万分之九百。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经商的模式，那么格陵兰岛上曾经的冰冻层将会融化大半，涌入大西洋。曼哈顿会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融冰的精确体积，它或许只将成为两个岩石小岛——一个是曾经高耸于中央公园之上的大山，另一个是华盛顿高地露出海面的岩层。有一阵子，向南几英里处的建筑群会像潜望镜一般扫视周遭的海水，但一切终是徒劳，汹涌的波涛最后还是会把它们一一击倒。
2．冰雪伊甸园
如果人类从未进化，地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进化是必然的吗？
如果我们消失了，那么，我们——或者说同样复杂的生物——会再次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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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坦噶尼喀湖坐落于一条裂谷之内，1500万年之前，这条大裂谷把非洲一分为二。东非大裂谷是之前更早的一条构造谷的延续，这条构造谷位于今天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它向南发展形成了约旦河和死海。随后，它逐渐变宽，形成了红海。今天，它在非洲分成了两条并行的裂谷。坦噶尼喀湖位于大裂谷的西部分岔上，绵延420英里，是世界上最为狭长的湖泊。
坦噶尼喀湖水深达一英里，已有一千万年的高寿，同时也是世界上深度和年龄排名第二的湖泊，位列第一的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因而，对于那些在湖床沉积物中提取矿样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坦噶尼喀湖是个相当有趣的湖泊。每年的降雪都会把气候的变迁史封存在冰川中，周围植被的花粉潜入深深的淡水水体中。水体整齐而清晰地分层：深色边缘的是雨季的径流带走的植被，浅色边缘的是旱季的藻花。在古老的坦噶尼喀湖，矿样比植物透露出更多的秘密。它们透露了一片热带丛林是如何转变为耐火的坦桑尼亚落叶林地的——这片林地如今覆盖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坦桑尼亚林地又是一个人类的杰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过焚烧树木来获得草场，开发林地来吸引、饲养羚羊，而坦桑尼亚林地正是从那时开始发展的。
花粉中混合着厚厚的木炭层，这表明铁器时代的到来伴随的是更为严重的森林采伐，因为当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炼矿石，后来还知道了如何制造犁地的锄头。他们种植龙爪稷之类的作物，这也在花粉中留下了迹象。后来的作物，比如说大豆和玉米，要么是产生的花粉太少，要么是谷粒太大没法被雨水带到太远的地方。不过，外来的蕨类植物的花粉增加了，这便是农业发展的证据。
我们把十米长的钢管系在缆绳上。在一台嗡嗡作响的发电机的协助下，它借助自身的重力下降到湖床，深入到十几万年时间沉积起来的花粉层中。亚利桑那大学古湖泊学家安迪·科恩是坦桑尼亚基戈马区一个坦噶尼喀湖东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说，下一步是穿孔机的工作了，它得能够穿透五百万年甚至一千万年的沉积物进行取样。
这样的机器相当昂贵，它们类似于小型的钻油船。湖泊太深，钻孔机没法锚定下来，只好依靠几个与全球定位系统相连的推进器来不断调整它在洞穴上方的位置。但科恩说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地球最悠久、最丰富的档案文献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极地冰层的前进与后退造就了气候的变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热带的物质循环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对于极地的气候变迁了解很多，但我们对地球的热源却知之甚少，可这里是人们生活的地方。”科恩说，从地层中取样可以获得“十倍于冰川层中的气候史，精确度也会高得多。也许有一百种不同的东西可供我们分析。”
它们留存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因为矿样中记录了年代的跨越——有灵长类动物迈出的直立行走的第一步，还有南方古猿到原始人类、能人、直立人种、最终到智人的超越。这些花粉与我们祖先吸入的那些一模一样，甚至源于他们曾经触摸和食用过的同一种作物，因为它们也同样出现在这条裂谷之中。
东非大裂谷的另一分支位于坦噶尼喀湖以东，是一个浅些的盐湖，在过去的两百万年中它蒸发消失、又再次出现，反复数次。今天的它是一片草场，马赛人7在这里放牧牛羊，上面洒落着沙岩、粘土、凝灰岩和灰烬，最顶上是一层火山玄武岩。一条向东流经坦桑尼亚高地的河流渐渐在这些地层上切出了一道一百米深的峡谷，在二十世纪，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就是在这里发现了17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头盖骨。灰色的奥杜威碎石峡谷，现在成了长着剑麻的半荒漠，这里最终发掘出成百上千用玄武岩制成的薄片型工具和斧子。有些工具可以追溯到两百万年以前。
1978年，在奥杜威峡谷西南25英里处，玛丽·利基的小组发现一些脚印冻在凝灰岩中。它们是南方古猿的一家人留下的足迹，很有可能是父母和孩子，他们当时正冒着大雨走过附近的萨迪曼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泥泞火山灰。他们的发现把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的存在推到350万年之前。在这儿，还有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其它遗址，都生动勾勒出一副人类起源的图景。现在我们知道，在人类想到用一块石头撞击另一块石头来制造尖锐的工具之前，事实上已经直立行走了几百万年时间。从原始人类牙齿的遗骸和附近的其它化石来看，我们推断出人类曾经是杂食动物，我们用臼齿咬碎坚果——但是，随着我们从最初的寻找形似斧头的石头，到后来学会了制造斧头，我们也拥有了有效猎杀和食用动物的武器。
奥杜威峡谷和其它原始人类化石遗址，从形状上看仿佛是从埃塞俄比亚往南延伸、平行于非洲大陆东海岸的一轮新月，它们无疑证明了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我们呼吸着的尘土，随风扬起。和风在奥杜威的剑麻和刺槐上播撒下一层灰色的凝灰岩粉末，其中包含着我们身上携带着的钙化了的DNA片段。从这儿开始，人类迈向各个大陆，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最终，绕了一个圈以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与祖先长得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竟把落后的血亲当作了奴隶。
这些遗址的动物骸骨有的来自河马、犀牛、马和大象，它们因人类的繁衍而灭绝；许多骸骨被我们的祖先磨制成尖锐的工具和武器——这让我们知道，在人类从其它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之前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然而，它们未能显示我们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但是在坦噶尼喀湖就有线索。这些线索指向冰层。
许多从几英里高的裂谷绝壁上倾泻而下的河流都注入坦噶尼喀湖。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河流来自于长廊雨林。随后才有了坦桑尼亚林地。今天，大多数的悬崖峭壁上都没有树木。人们把斜坡焚烧一空，种植木薯；他们的农田太过陡峭，听说曾有农民从斜坡上滚落下来。
冈贝河是个例外。它位于坦噶尼喀湖东部的坦桑尼亚海岸，从1960年开始，利基奥杜威峡谷项目的助手、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道就一直在这里研究大猩猩。她这项考察一个物种在野外的行为表现的田野研究是人类史上历时最长的。他们的中心设在一个营帐中，只有乘船才能抵达。周围的国家公园是坦桑尼亚境内最小的一个，占地只有52平方英里。简·古道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山丘上长满了丛林。丛林与林地、草原接壤的地方，住着非洲狮和黑色大水牛。今天，木薯田、油椰子地、山上的民居、湖岸边生活着五千多人的几个村落包围了这个国家公园的三面。著名的大猩猩的数量在九十头上下摆动。
尽管大猩猩是冈贝地区被研究得最多的灵长类动物，但这里的雨林却也是许多绿狒狒和好几种猴子的家园：黑长尾猴、红髯猴、红尾猴、蓝猴。2005年，纽约大学人类起源研究中心一名名叫凯特·岱特维拉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这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红尾猴和蓝猴的怪异现象。
红尾猴的脸部窄小，为黑色，鼻子上有白色的斑点，面颊也为白色，栗黄色的尾巴十分灵活。蓝猴的毛皮略显蓝色，呈三角形，脸部几乎没有毛，突出的眉骨让人印象深刻。它们颜色不同，体型不同，名字也不同，没有人会分不清这里的红尾猴和蓝猴。不过，在冈贝地区，现在人们显然没法区分它们了，因为它们开始杂交繁殖。到目前为止，岱特维拉证实，尽管这两个物种有着不同数量的染色体，在雄性蓝猴与雌性红尾猴（或雌性蓝猴与雄性红尾猴）杂交产生的后代中，至少有一些是具备生育能力的。她从森林的地面上刮下它们的粪便——它们肠内的残渣表明，DNA的混合产生了新的物种。
只有她想得比较多。遗传学史上，300－500万年前的某个时间，具有共同祖先的两个猴种分道扬镳。为了适应环境，这两者逐渐分离。通过与此类似的一种情形——加拉帕戈斯岛屿上的燕雀变得彼此孤立和隔绝的现象，查尔斯·达尔文第一个演绎出进化的过程。在这个案例中，为适应当地的食物，出现了十三种不同的燕雀，它们的啄具备不同的功能：啄破种子、吃昆虫、吸取仙人掌的汁液，甚至是吸食海鸟的血液。
在冈贝，发生着全然相反的事情。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曾经限制蓝猴和红尾猴自由迁移的障碍被新生的森林所取代，于是这两个物种开始共享这片环境了。但是，随着冈贝河国家公园周围的森林让位于木薯田，它们便一起开始了逃亡生活。“随着它们自身种群中的配偶越来越难觅，”岱特维拉认为：“这些动物被迫采用孤注一掷的、或者说创造性的生存手段。”
她的论文是，两个物种的杂交可能是进化的力量，正如自然选择也是进化的力量一样。“或许刚开始的时候，杂交产生的后代并没有父母那样的适应能力，”她说：“但是，它们栖息地的缩小或是种群数量的减少——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杂交尝试会进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和父母一样具备生育能力的杂交后代会出现，它们或许比父母更有生存优势，因为栖息地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这些猴子未来的后代又成了人类的杰作：零散分布于东非的农耕现代人驱逐了它们的父母，猴子、伯劳鸟或霸鹟之类的物种只好杂交、混交、灭绝——或者就做出些其它什么创举，比如说进化。
这里或许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前，大裂谷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热带雨林横跨了从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整个非洲中部地区。大猩猩已经出现在这片大陆上，其中一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黑猩猩。但是我们从未发现这个物种的任何遗迹，黑猩猩的遗骸也十分罕见，原因是相同的：在热带雨林中，瓢泼大雨冲去了地面的矿物，难以形成化石，尸骨迅速腐烂。不过，科学家们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因为遗传学证明了我们与黑猩猩直接来源于相同的祖先。美国的体质人类学家理查德·让汉姆给这种从未发现的大猩猩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潘普瑞尔（意为“黑猩猩之前”）。
这个物种早于今天的黑猩猩，也早于七百万年前袭击了非洲的一场大旱灾。沼泽缩小，土壤干裂，湖泊消失，森林缩小，在热带草原的包围下显得鲜有藏身之处。两极的冰期活动造就了这场变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水份都被锁在格陵兰、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冰川中，所以非洲异常炎热。尽管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这样的火山为冰雪覆盖，但是没有冰层能够抵达非洲。这场使得非洲的森林（是今天亚马逊流域面积的两倍之多）变得稀稀落落的气候变迁，正是因为那股遥远却骇人的白色力量正在摧毁挡道的针叶林。
遥远的冰层活动使得非洲大陆上栖息于森林中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面临困境。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中，它们在各自不同的森林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着。我们知道，它们中至少有一种被迫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迁居热带大草原。
如果人类消失了，如果某个物种最终取代了我们，它们会像我们一样进化吗？在乌干达西南部，我们可以看到再现人类历史的缩影。查布拉峡谷形状狭窄，它在东非大裂谷地面堆积的深褐色火山灰上切出一条长达十英里的口子。与周围的黄色平原对比鲜明的是，一条由热带硬木和余甘子树形成的绿色缎带沿着查布拉河覆盖了这个峡谷。对于黑猩猩而言，这片绿洲既是一个避难所，又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这条葱翠的峡谷只有500码宽，这里的水果有限，没有满足所有猩猩的食物需求。所以，有些勇敢的猩猩总是冒着危险，爬上树木的天蓬，越过峡谷，通往另一片希望的田野。
没有树枝能让它们当作梯子远眺燕麦和亚香茅以外的世界，于是，它们只好靠后腿站立起来——虽然只是坚持一小会儿，但毕竟有了两足动物的模样。它们透过大草原上稀稀落落的无花果树监视狮子和土狼的行动。它们选择了一棵估计能够伸手够到的树，不让自己成为掠食者的盘中餐。再后来，它们就跑了起来。
遥远的冰川将一些勇敢却饥饿的“潘普瑞尔”逐出了不足以维持我们生计的森林——其中的一些为了生存还真是发挥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大约三百万年过去了，世界又再次变暖。冰川撤退了。树木收复了它们的失地，有些甚至长到了冰岛。非洲大陆上的树木又重新连成一片，横跨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岸，不过这个时候，潘普瑞尔已经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第一批选择在森林边的草地和林地上栖息的类人猿。之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它们都以靠双足行走，因而它们的腿部变长了，而大脚趾缩短了。它们正逐渐丧失在树上栖息的能力，不过它们在地面上生存的技能教会了它们更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原始人类了。差不多在从南方古猿进化成人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学会了在被火烧尽的热带草原上生活，还学会了怎样自己取火烧草。后来的三百万年中，遥远的冰层没有为我们驱逐草地和森林，而我们的人数又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那个时期中，尽管潘普瑞尔被称为现代人的子孙后裔还远未出现，但是我们肯定已经有了足够的数量，再一次做出些创新的举动。
走出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类是憧憬大草原以外广大地域的无畏冒险者吗？
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被更为强悍的血亲驱逐出摇篮的失败者吗？
再或，它们只是和任何看到丰富资源的野兽一样，一边繁殖、一边向前，沿着草地一直通向亚洲？达尔文觉得这无关紧要：当同一物种彼此被隔离的群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进化的时候，学会在新的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不管是背井离乡还是勇敢冒险，幸存者们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印度生育繁衍起来。在欧洲，它们学会了一种技能——松鼠之类的温带生物对此早已熟知，但对于灵长类动物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技能：计划储备。为了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进行存储，以备过冬，好的记性和对深谋远虑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越过大陆桥抵达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不过，为了抵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它们得学会驾驭船只。这大约是五万年前的事。再后来，大约11000年以前，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敏锐的智人发现了一个只有某些种类的昆虫才知道的秘密：如何通过养育植被的方式来获得食物来源，而非摧毁它们。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种植的中东小麦和大麦不久之后便往南长到了尼罗河沿岸，我们能推测出来——正如精明的雅各布回来的时候通过利诱拉拢了他强大的孪生兄弟以扫（查典故）——某个懂得农业知识的人带着种子从那里回到了非洲家园。他可真是办了件好事，因为另一个冰期（最后一个冰期）又从冰川无法抵达的土地中盗取水份，食物来源变得紧张起来。大量海水都被冻成冰川，以至于当时的海平面比起今天要低300英尺。
正是在这个阶段，其他在亚洲大陆上散布开来的人类抵达了遥远的西伯利亚。白令海的一些区域干涸了，一条长达一千英里的大陆桥一直通向了阿拉斯加。它在超过半英里厚的冰层下度过了一万年。不过到了那时，许多冰都消退了，于是它成为一条局部地区宽达30英里的通道。人类绕过冰雪融水形成的湖泊，越过了这条大陆桥。
查布拉峡谷和冈贝河现在成了群岛环礁，这里有曾经给予我们生命的森林的遗迹。这回，非洲生态系统的破碎可不是因为冰川，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最后一次进化中，我们一跃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拥有了与火山和冰层同样的威力。森林被农业和民居所包围，如同孤独的岛屿，潘普瑞尔其它的后代依然恪守我们离开时的生活习惯，而我们呢，已经从林地迁居草原，最终定居在城市中。刚果河的北面，我们的同胞是大猩猩和黑猩猩；南面则是倭黑猩猩。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我们与后面两者最为类似；路易斯·利基把简·古道送来冈贝，就是因为他和妻子发现的骨骼和颅骨表明，我们共同祖先的外貌和行为举止会与黑猩猩有巨大的相似之处。
不管是什么的原因促使我们的祖先离开这片土地，它们的这个决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化——有时被描述成最大的成功，有时又被形容成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不过，假设我们留在这里，或者假设我们留在草原上，今天狮子和土狼的祖先肯定已经把我们干掉了。如果真有这样的物种，进化到我们今天这个地位的将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那时留在森林中，我们现在观察世界的目光就会和野生的黑猩猩一模一样。它们的思维或许不够清晰，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拥有智慧。一只处于自然环境中的黑猩猩，会在一根树枝上镇定自若地注视着你，面对高级灵长类动物却毫无低人一等的感觉。好莱坞中猩猩的形象给人以误导，因为那些受了训练的猩猩都十分幼小，像儿童一样可爱。然而它们会一直长下去，有时会重达120磅。一个相同体重的人，大约会有30磅都是脂肪。对于成天爬上爬下的黑猩猩而言，它们只可能有3－4磅的脂肪，剩下的都是肌肉。
一头卷发的迈克尔·威尔逊博士是冈贝河田野研究项目年轻的负责人。他证实了黑猩猩的力量。他亲眼目睹了它们撕裂和吞食红髯猴的全过程。它们是优秀的猎手，它们的攻击中有80％能做到成功杀伤。“狮子的成功杀伤率只有10％－20％。黑猩猩是相当聪明的物种。”
不过他还发现它们偷偷潜入周边其它黑猩猩的地盘，伏击没有丝毫警惕的单个雄性，将它们置于死地。他发现它们耐心地除掉周围其它部族中的雄性猩猩，直到把整个地盘和所有的雌猩猩占为己有。他还见过部族内部争夺首把交椅的激斗和血战。把这些现象同人类的侵略战争和权利斗争作比较，成了他的研究方向。
“我讨厌想着这个。有点儿叫人沮丧。”
可是为什么体型比黑猩猩更小更瘦、但与我们人类同有渊源的倭黑猩猩就毫无进攻性可言呢？这是个难解之谜。尽管它们也保卫领土，但我们从未发现杀害他族同胞的行为。它们生性平和，喜欢和多个伴侣嬉戏调情，保持着母系社会结构，所有成员都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在那些坚持认为弱者也能在地球上求得一席之地的人眼中，这几乎成了个神话。
然而，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里，如果它们和黑猩猩发生冲突，它们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存活下来的倭黑猩猩会只有一万，甚至更少，而黑猩猩的数量会激增到十五万只。一个世纪之前，这两者的总和约是现在的20倍，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个分支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雨林中漫步的迈克尔·威尔逊听到了击鼓一样的声音，他知道是黑猩猩在敲击植物的板状根，相互传递信号。他跟着它们一路奔跑，翻过冈贝十三条河流的山谷，跃过串联着狒狒足迹的牵牛花藤蔓，追随着黑猩猩的大叫声，一口气跑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裂谷的最高处赶上了它们。五只黑猩猩爬上了林地边缘的一棵树上，啃着它们爱吃的、和小麦一同从阿拉伯半岛远道而来的芒果。
一英里以下的地方，坦噶尼喀湖在下午的阳光下灼灼闪光。这个庞然大物储存着世界20％的淡水，养育了许许多多的地区性鱼类，水生生物学家把这个地方称为加拉帕戈斯湖泊。在湖的西面，是刚果河烟雾弥漫的山陵，在那里，黑猩猩依然被当作食物。相反的方向，越过冈贝地区的边界，居住着依然使用来复枪的农民，他们讨厌抢夺他们油棕榈果的黑猩猩。
除了人类和黑猩猩自己的同族，它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天敌。这五只黑猩猩爬上了草地中央的一棵树，恰恰证明了它们继承了高度适应的基因——它们的适应能力比起只吃森林中食物的大猩猩要强得多，它们能靠各种各样的食物为生，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了人类，它们或许就不需要适应环境了。威尔逊说，因为森林很快会恢复。
“坦桑尼亚林地会朝这里挺进，重新占领木薯地。或许狒狒们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大肆繁衍，它们的粪便中携带的种子被种到各个地区。不久之后，树木会在任何适合生存的地方扎根发芽。最后，黑猩猩也将尾随而至。”
随着猎物数量的回升，狮子回来了，紧接着是大型动物：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动物保护区的黑色水牛和大象。“最后，”威尔逊叹了口气说：“我认为黑猩猩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马拉维、布隆迪和刚果都会遍布它们的足迹。”
森林又回来了，这里有黑猩猩喜欢的水果，还有大量的红髯猴可以捕食。狭小的冈贝，是一小片尘封起来的非洲往事，也是未来“后人类时代”的窗口。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诱使灵长类动物离开这片葱茏，来跟随我们毫无意义的步伐。
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延续到冰期卷土重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