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剧团、名家以及著名演员，真可谓群星荟萃。当时因胶片短缺，电影故事片制作极为困难，而话剧演出较为频繁，王为一、赵丹等人也经常参加演出。

    但是，大家越演越感到话剧表演的路子好像是越走越狭窄了，单一的形式，杂乱无章的表演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使赵丹、郑君里、王为一等陷入了沉思。大家冥思苦想，寻找解决话剧进步的道路和前进的途径，希望话剧主题要更明确，情节更集中，表演风格更统一，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面临的改观，必须从苏联著名的戏剧大师斯坦尼夫拉夫斯基体系中去认真而系统的学习，才能创造和完善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事业。

    此时，重庆社会上又传开了新疆地区政治开明，提倡“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及“反蒋”的政策，又得知大文豪茅盾、著名实业家杜重远、学者张仲实、新闻界名人萨空了等人已在新疆工作，生活书店也将去新疆设立分店的消息，大大地吸引了大家去新疆的决心。就这样，王为一、赵丹、徐韬、朱今明、易烈一行与同行的重庆生活书店编辑史枚等人，带着家属、妻儿，怀着对话剧表演事业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感，准备前往苏联去系统、完整地学习斯坦尼专业体系，幻想回来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圣殿，探索和推动中国话剧表演事业。1939年夏，王为一一行千里跋涉到了新疆，可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美好的愿望给彻底地击得粉碎。

    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是一个残暴狠毒的大独裁者，他表面上标榜“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所谓“六大政策”，实质却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把新疆改制以实现自己的“独立王国”。来到这里的茅盾、张仲实设计逃脱，杜重远却落入魔爪。随后，作为组织者的徐韬、主要演员赵丹和编导王为一、朱今明以及音乐作曲的易烈等都先后被投进监狱，并被分别关押。从1939年到1944年这漫长的5年时间，王为一、朱今明、易烈被关了4年零2个月，而赵丹、徐韬则被整整关了5年，易烈在狱中重病身亡。

    这5位电影界著名的主创人员被捕的消息传到内地后，周恩来在重庆发动文艺界著名人士联名写信进行抗议，延安文艺界也联名上书，在各种舆论和社会重压以及当时时局转变之下，王为一等人才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后走出人间地狱般的新疆。

    可是，他们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感情深厚的结发爱妻。因为随同他们一行前来的妻子，在与各自的丈夫失去联系之后，孤苦无依的被撵出新疆，流亡到兰州之后，生活无计，自知丈夫生活无望，利用演出与空军基地人员相识的机会，搭乘飞机返回重庆。她们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嫁。这给大家彼此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情感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