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八个样板戏”，熟悉它们的人，自然会难以忘怀在“文革”后期特定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一艺术产物。1972年以后，野心勃勃的“文艺旗手”江青为了突出个人成绩，又处心积虑的主抓了6个京剧和2个芭蕾舞剧，被人们简称为“六京两舞”。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京剧《杜鹃山》和芭蕾舞剧《沂蒙颂》。

    《龙江颂》本是福建省话剧团于1964年创作的一出5场现代京剧，此剧根据1963年闽南漳州出现千年罕见的大旱，为了积极贯彻龙海县委封江堵河、拦水浇灌旱田的部署，位于九龙江上游的玉枕大队，从全局出发，丢卒保车，发扬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牺牲3000亩高产田，确保了漳州平原10万亩的田地受到了及时浇灌的真实故事编写而成。

    剧作者江文、陈曙、丁叶、芗人被这一个真实的新闻通讯报道所感动，于是，由江文、陈曙执笔，四人集体编剧，通过深入走访和调查，凭借着艺术家的横溢才情和创作冲动，很快将其搬上了话剧舞台。196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戏改领导小组”，决定把《龙江颂》改编创作成现代京剧，由上海市新华京剧团集体改编创作，著名京剧演员王少楼扮演男主角郑强，并于1965年夏秋之季，在上海公开演出，这便是《龙江颂》从最初的话剧脱胎到京剧的雏形。1967年10月，“文革”运动已经一年，第一批“样板戏”早已敲定，主抓上海文艺宣传的张春桥，指示上海文化系统的“革委会”，另行组建《龙江颂》剧组，在历时4年的修改当中，先后参与编剧工作就有王树元、俞德、刘梦德、宋捷文、李晓民、赵吾国等人，导演为上海歌剧院的李仲林、上海京剧院的孔小石、沈金波等，还有来自上海音乐界、京剧乐队的精兵强将，共同组合在一起。而原剧中的男主角郑强早被暗授机宜、挖空心思地“摇身一变”为女主角江水英，分别由李丽芳、张南云、马博敏、李炳淑、李元华担任。几经演变后的《龙江颂》，最大的改动就是增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成分，把原剧中的烧窑师傅黄国忠，改成了暗藏在龙江大队的阶级敌人。又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后，1972年3月的“两报一刊”，公开发表了《龙江颂》1972年1月的演出本，这表明《龙江颂》正式入选“革命样板戏”之列。随即，很快由谢铁骊执导，钱江摄影，李炳淑领衔主演，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入了电影的拍摄，作为第二批“样板戏”的头炮出台，在当年的“5?2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之时，正式在全国公映。京剧艺术影片中的“手捧宝书满心暖”、“为人类求解放”、“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等唱腔，最为人知。

    1972年年初，作为第二批“样板戏”之一而隆重出台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是先后由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梁信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编写的台本和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等人的同名芭蕾舞剧本改编而成，由中国京剧院演出。

    其实，这出戏早在60年代初中期，就已经在舞台上多次演出，后来，芭蕾舞剧异军突起，不但给中央芭蕾舞团带来极大声望，同时，也让同名的芭蕾舞剧声誉鹊起。广大观众对这部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琼崖地区由妇女组成的红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恶霸地主进行坚决彻底斗争的故事，通过1962年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早已非常熟悉。“文革”开始后，田汉被冠之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惨遭迫害至死，其剧本自然也是被扫地出门，中国京剧院重打旗鼓另敲锣，以芭蕾舞剧剧本作为主要参照和样板，再另外组织一帮人马重新编写，还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来从事唱腔设计的重头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主题仍是原来的不变，而且比较保守于芭蕾舞剧的总体创作，使得同名京剧不但没有新的突破，而且照抄其剧本中的许多舞台表现动作和情节铺设，使得这出京剧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先天不足、没有突破和创新的误区。曾经以主演古装戏中的穆桂英而闻名的青年旦角演员杨秋玲扮演女主角吴清华，冯志孝作为老生名角扮演男主角洪常青，另外，李嘉林、王晶华等人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1970年，经过重新修改的京剧剧本，进入了唱腔设计阶段，被临时“解放”出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李少春等人，果然不负众望，以自己多年厚实的艺术功底和造诣，对主要人物的唱腔设计，既有传统的意蕴，又不乏时代气息的推陈出新。

    1972年1月，经过参照、依据同名芭蕾舞剧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投入了正式的舞台演出，并且很快进行了电影拍摄。影片指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专门摄制组，在剧院舞台和电影厂摄影棚分别进行拍摄，以很好地突出电影所要表现故事内容和环境的特定氛围，导演特别邀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老导演成荫执导。在此之前，他已在八一厂执导过京剧影片《红灯记》，摄影为八一厂的著名摄影师张冬凉、韦林玉，主要演员除了杜近芳奉命顶替杨秋玲，出演女主角吴清华之外，其他仍为原班人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得以临时在影片开拍前突然换角的主要原因，就是江青在此之前，调来京剧艺术片时着意观看，发现杨秋玲在其中饰演的穆桂英这一角色的面部表情不够丰富，她唯恐杨秋玲表现不出吴清华这个叛逆女性和革命战士的精神风貌，于是，突发神经，武断地一声令下，临时易人。杜近芳意外“捡”了一个本该并不属于她的角色。

    影片拍摄顺利，历时两个月之后，在当年的５月23日，已经成片的彩色影片和另外两部京剧影片和《龙江颂》，几乎同时公映，只是当时“八个样板戏”已成定局，稍后一步的京剧《红色娘子军》，只有委身屈就与《龙江颂》划入第二批“样板戏”之列了，不过这与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中的同名芭蕾舞剧，也自然有了一个时间差别的距离和区分。影片中有杜近芳主唱的“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见到了红旗见到了党”、“永葆这战斗青春”较为出名。但是，总体上来说，由于艺术形式种类的不同，其成就远远不及先入为主的同名芭蕾舞剧，在民间也没有同名芭蕾舞剧那样深入人心。

    京剧《杜鹃山》，是1963年由上海青年艺术剧院首次演出的一出现代话剧，该剧由上海歌剧院的著名编剧王树元，根据在地方文艺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乌豆》改编而成。该剧描写了1928年在湘赣边界的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在队长乌豆的带领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三起三落，几度沉浮。后来，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贺湘夫妇，前去领导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贺湘在自己的丈夫同行途中牺牲以后，强忍悲痛，前仆后继，用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和正确世界观，对这支带有狭隘小农意识的农民队伍，进行及时的教育和必要的整编，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依靠党和群众，经过周密正确的作战部署，百战百胜，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最后率领农民自卫队，加入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汇入了革命斗争的时代洪流之中。这无疑又是一部“红色主旋律”的革命性质的作品，这种题材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文革”前17年，都是以此为主要创作方向的。

    1963年底，北京京剧团将此“拿来”，进行适合京剧表演的改编，在第二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裘盛戎、马连良、马长礼、谭元寿等人组成的强大演出阵容，使《杜鹃山》的京剧演出，艺压群芳，也远远盖过了早些时候上海青艺的同名话剧的影响。“文革”开始后，由于京剧的改编和排演，长期受到北京市委彭真和邓拓等人的支持，一度被停止演出。但是，该剧的广泛影响，特别是题材适应形势的需要，迫使江青重新开禁该剧，并勒令原编剧汪曾祺、薛恩厚、杨毓珉等人要结合实际，加上新的内容，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和成绩。江青还煞有介事地又将原来的剧名《杜鹃山》，多此一举改成一字之差的《杜泉山》，将女主角“贺湘”也改为“柯湘”，是因为对毛泽东前任夫人贺子珍，早年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的一种嫉恨。同时，授意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亲自主抓。于会泳另起炉灶，对原剧本创作和演出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又重新由最早的话剧编剧王树元主创，并联合汪曾祺、杨毓珉、黎忠诚等人组成的编剧班子开始入手，还请来话剧界的著名演员刁光覃、朱琳负责指导演员的念白，调来中央乐团的胡炳旭担任乐队指挥，全剧的唱腔和音乐设计，于会泳发挥个人才能，亲自挂帅操刀，并让自己的助手龚国泰全力配合，在各方面的调整中，最后确定由北京京剧团的青年演员杨春霞担任主演，杨春霞以她得天独厚的优美唱腔和年轻亮丽的出众容貌，以及京剧表演特有的眼神和台步的神韵，光彩照人地塑造出了一个足智多谋、气势非凡、处事果断、英勇顽强的女共产党员形象，这以京剧表演树立起来的英雄人物，比起故事影片更加接近观众的角度来说，实属难能可贵。崭露头角的杨春霞，由此一跃成为著名演员而红遍全国。

    1973年５月１日，时逢国际劳动节，经过重新修改、面目焕然一新的京剧《杜泉山》，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开始试验性公开演出，在听取各方面的广泛意见之后，又对该剧进行了局部修改，并且恢复原来已经叫响的《杜鹃山》。江青对广大观众评价杨春霞的表演尤为满意，认为选对了主角，这为该剧的成功无疑奠定最扎实的根基。于是，在当年的９月正式进行公开演出后，下令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进行电影拍摄，曾经在当时导演过《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京剧样板戏的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再执导筒，富有经验地把京剧表演和电影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再加上著名摄影师钱江不断采用各种不同变换的镜头、分切的运用和电影蒙太奇独特的表现形式，这部京剧艺术片通过电影胶片搬上银幕以后，通过优美的京剧唱腔、经过改良的京剧道白，京剧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的戏曲表演，再加上电影拍摄的表现技巧，都使得这部京剧艺术片，不但同第一批“八个样板戏”相比，丝毫不显逊色，而且在第二批“六京两舞”中，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影片中著名的唱腔有杨春霞首唱的“家住安源”、“黄连苦胆味难分”、“乱云飞”、“血的教训”等，都已成为现代京剧的经典唱段。1974年５月23日，彩色京剧艺术片《杜鹃山》正式在全国公映。

    在1974年这一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另一部京剧艺术片《平原作战》，由于取自于抗日战争题材，自然使人们联想起“文革”之前另一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国产影片——《平原游击队》，所以，从故事情节上首先能抓住观众的心，况且在当时的电影种类和形式，又是非常的单一。

    1966年2月，在阿甲、陈延龄、翁偶虹、张东川共同编写的现代京剧《平原游击队》的基础上，按照江青“要另起炉灶”的指令，由张永枚执笔，中国京剧团集体创作演出，著名京剧演员李光、吴钰章、高玉倩、袁世海和京剧团青年新秀李维康联袂主演。京剧所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排长赵勇刚，率领小分队深入敌后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铁路、炸掉碉堡、烧毁粮仓，最后挫败和粉碎了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猖狂进攻。

    用京剧表演形式，再现抗日战争这一段军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史实中的战争插曲，在当时的同一艺术领域里，除了河北唐山京剧团在1965年演出的京剧《节振国》并拍成电影以外，此剧为第二部同一形式的扩展和延续，其抗日题材的故事情节，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当时的年轻一代，对过去打击日本鬼子的一种好奇心理的迫切了解。所以，民间传奇加上抗战故事，京剧唱腔加上电影魅力，都使得这部京剧艺术片《平原作战》令人难忘。担任该片导演的是著名电影导演崔嵬和陈怀恺这两个北影厂的老搭档，“文革”前脍炙人口的著名京剧戏曲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洲》和《野猪林》均出自他们之手。而这部现代京剧，通过他们的调度和执导，同样获得了成功。摄影是拍摄“样板戏”非常有经验、且政治可靠过关的张冬凉和韦林玉。影片中的著名唱腔有“披星戴月下太行”、“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人民的安危冷暖要时刻挂心上”、“红心永向共产党”、“做一个中华好儿女”，经过李光、李维康和吴钰章等著名京剧演员声情并茂的演唱和表演，早已成为中国现代京剧的首选唱腔。

    1976年春夏之际，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京剧彩色艺术片《磐石湾》在全国公映。影片反映的是福建沿海军民共同歼灭国民党来犯之敌的反特故事。时隔几个月之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也同时宣告“文革”后期的第一批“八个样板戏”和第二批的“六京两舞”无声地结束。

    这部根据“文革”前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赵寰编剧的《南海长城》话剧剧本改编的京剧，由阿坚编剧、上海京剧院演出的原剧名叫《螺号长鸣》，李崇善主演。其中，许多知名京剧演员如齐淑芳、王梦云、施正泉、孙正阳等人，以前都在著名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担任过重要角色。本来该剧的舞台主演，是由曾经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过杨子荣的童祥苓，但因为其姐姐当时的冤案，受到无形的牵连，又只得在开拍影片时，重新另换他人。影片的导演是已经提前从“牛棚”解放出来的著名导演谢晋，在此之前，他曾经先后和北影厂著名导演谢铁骊“南北两谢”，俩人联合执导过京剧艺术片的两个电影版本(上影厂知名导演傅超武作为副导演参加其中一个版本的执导工作)。此番并不擅长于执导戏曲片的谢晋，已经积累了上次如何拍摄戏曲片的成功经验，他联合本厂的梁廷铎，再加上摄影师卢俊福的全力配合，在这次同一剧种的《磐石湾》中，影片发扬1972年和1973年京剧拍摄景物空镜头的成功经验，在影片开头的序幕和其中重场戏当中，采取了舞台和实景虚实相结合的拍摄手法，既有舞台布景中的表演，又有福建沿海实地海边的自然景色相映衬，完全不拘泥于舞台戏曲片的单一模式，从而赋予了灵活的、多变的、崭新的一种戏曲片拍摄手法，使影片在情节中有跳跃感，画面有层次感，人物也有立体感，虽说影片中存在着固有的“三突出”和“高大全”模式所不可避免的时代痕迹，但是，影片色彩斑斓的画面和实景空镜头恰当地、大量地应用，则赋予了戏曲艺术片崭新的表现形式，从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其中剧中人的“同一道伤疤同一个仇”、“红旗舞东风”等唱腔朗朗上口。

    早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分别就推出了根据著名作家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京剧《红嫂》，颇引人注目。京剧是根据脍炙人口的山东沂蒙山地区广为流传的红嫂义救解放军伤员的“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事改编而成。1970年，江青下令将京剧《红嫂》改编成芭蕾舞剧，1972年，淄博、青岛两团携手合作，对京剧《红嫂》做出了反复修改。这一“土特产”因要为同一题材的芭蕾舞剧的排练而让道，山东省京剧团汇集淄博、青岛京剧团的主创力量重新接手，由曾经主演京剧《奇袭白虎团》、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的宋玉庆主管，刘世勋等人编剧、殷宝忠导演，张春秋、杨志刚、刘玉铭主演，且更换剧名为《红云岗》，作为山东省进京参加文艺调演的剧目，在1975年的3月，接受了江青的严格审查。在又经历一年多时间的深加工之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李昂、李文虎执导，黄夫翔、曹进云摄影，在1976年的4月，将之进行了电影投拍。但该剧的唱腔却没有一首能够流传开来。

    1975年３月8日，为配合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在全国隆重上映的芭蕾舞剧艺术片《沂蒙颂》，就是从当年山东的淄博、青岛及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红嫂》脱胎而来。这部芭蕾舞剧由中国舞剧团集体创作演出，程伯佳、张肃领衔主演。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73年底就已经投入了拍摄，三个月如期封镜。但推到两年之后，经过江青从繁忙事物中脱身审查后，方才正式公映。该片由李文虎、景慕逵联合导演，曾经拍摄过多部样板戏的张冬凉联合曹进云和韦林玉，三人合作摄影，舞台布景、拍摄用光、机位设置，再加上由单秀荣演唱的“我为亲人熬鸡汤”一首著名插曲，还有剧中女主角英嫂的芭蕾舞造型和亮相，的确为整部影片添色不少。

    1975年６月期间，在全国上映的电影《草原儿女》，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傅杰导演、李文化摄影的另一部芭蕾舞剧艺术片。该片的故事取自广为流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真实事迹，描写了内蒙古草原两个兄妹少先队员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不怕牺牲，不畏暴风雪，奋力保护公社羊群，英勇机智同坏分子作斗争的故事。影片中也采用了一首抒情的“草原儿女心向党”插曲，配合兄妹俩优美的舞蹈造型，加上蓝天白云、广阔无垠的草原风光，给人以非常遐想和陶醉的感觉，这在当时残酷的政治气候下，是一次十分意外的艺术恩赐。当年启用的芭蕾舞青年演员张纯增、蔡国波和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连长的宋琛琛统领全剧演出。1974年3月，影片拍摄完成，因江青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而无暇审看，直到时隔一年后的1975年5月23日，才正式在全国公映。

    江青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以自己的所谓的文艺特长，插手和独霸文艺界，不遗余力、不惜代价的煞费苦心，借用群众的智慧和众多艺术家们的功劳，先后推出了影响全国乃至国外的著名“八个样板戏”和“六京两舞”，这些经过多年艺术沉淀和精益求精、凝聚几代新老戏剧艺术家和其他电影、话剧、曲艺等众多艺术家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的心血结晶，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锤炼，愈发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光彩，这恐怕是江青之流所始料不及的。这些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千锤百炼，光芒四射，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戏曲和舞蹈艺术的经典和代表作品之一。

    在“文革”后期那个特定的非常年代里，除了家喻户晓的“八个样板戏”和整体质量并不逊色的“六京两舞”之外，197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由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主演的戏曲片《沙家浜》;197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用维吾尔语表演的歌剧艺术片《红灯记》，仍是由担任过京剧艺术片《红灯记》拍摄的北影著名导演成荫再次执导; 1975年，曾主演过京剧《龙江颂》中的江水英的李炳淑主演的京剧小戏《审椅子》，也被拍成电影;还有1976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京剧艺术片《苗岭风雷》等，当然，其影响力都远远不如著名的“八个样板戏”和“六京两舞”了，个中原因，显而易见，一是后来步其后尘的几部同类戏曲影片，总是按照同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和套路，毫无艺术创新可言，没有任何新鲜感;其二，所选题材多有重复，只是翻来覆去在同一区域变换不同的戏曲剧种和唱腔而已，在艺术创作上求保险、求苟同，毫不敢越雷池半步，无形之中自然陷入了自我束缚的怪圈和误区;第三，戏的本身无论是其题材、规模，还是演出单位、演员阵容，均难以与上述首批出演“八个样板戏”和“六京两舞”的国家一流的艺术团体相媲美; 此外，恐怕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广大观众在那个文艺荒芜、百花凋谢的特定年代，早已经不满足一年到头银幕上总是相同而熟悉的老面孔了，长期处在“情感饥饿”的人们，需要多元化、各题材的电影佳作。另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四人帮”之流，特别是自诩为“文艺旗手”的江青，已由最初借树立“样板戏”的险恶用心，到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根本无暇顾及欲想跻身于“样板戏”之列的后续作品了。所以，两批“样板戏”剧目，就自然地统分为首批的“八个样板戏”和第二批的“六京两舞”之说。

    十分有趣的是，远在香港的凤凰影业公司，也曾在1976年拍摄过一部根据京剧样板戏改编的《沙家浜歼敌记》。这部彩色故事片由著名电影明星朱虹和江汉主演剧中人物阿庆嫂和郭建光，这对于生活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花花世界”的香港演员来说，要想演好40年代大陆江南的革命战士和地下党员这个难度很大的角色，无疑对演员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演技考验。只可惜这部香港版的“红色”故事片《沙家浜歼敌记》，因为生不逢时，从来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过，所以，广大观众至今也无缘欣赏到朱虹和江汉这两位“昨夜星辰”的精彩演艺。倒是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后，由以上著名的“八个样板戏”和“六京两舞”以VCD、DVD影碟意外出现，从而能够让更多从“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度过的人们，在时隔近30年以后，再次从那些熟悉的优美唱腔、精彩舞蹈、抒情插曲中，去记忆、感触良久地品味着逝去岁月中心底难忘的怀旧情愫，歌影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