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六月八日，刚刚称帝二年多的梁武帝以帝王之尊，亲自在重云殿讲佛法。忽然，一位名叫志公的大和尚“起舞歌乐，须臾悲泣”，口赋五言诗：
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
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若不信吾语，龙时侯贼起。
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
当时，在座的武帝、众大臣、僧徒皆如坠云雾，摸不着头脑，均以为这位大和尚忽发狂癫。孰料，四十多年后，志公和尚的预言一一验现：“乐哉三十余”，是指萧衍为帝时年仅三十八。“悲哉五十里”，是指梁朝大约享国五十年左右，萧衍本人为帝就四十八年，近五十年。“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萧衍八十三岁时，侯景在悬瓠上表请降，其地正属“子地”。“佞臣作欺妄”，萧衍听信奸臣朱异之言，纳侯景之降。“龙时侯贼起”，戊辰龙年，侯景叛乱，最终使梁武帝饿死台城，“衔悲不见喜”。
上述记载见于《隋书·五行志》，从和尚诗意上看，似乎应该不是后人伪造，而且所预言之事，四十多年后几乎件件成验，比《推背图》中模棱两可的话可要“实在”得多。
公元501年，萧衍因其兄萧懿被齐东昏侯所杀，奋然兴兵，终于攻破建康，开基立业，于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萧衍三十八岁做皇帝，八十六岁饿死台城深宫，“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帝王现象。虽然萧衍死后他的子孙辈分别有三任皇帝，均是命祚短促，萧察更是小城国主，西魏拥立的傀儡，无论“正朔”与否，基本都算不上数。
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据说是汉代名相萧何之后，估计也是史臣拍帝王马屁，附会牵强乱认祖宗。
梁武帝继位后，把“禅位”给自己的齐和帝封为巴陵王。当时，齐国的宗室基本不用萧衍动手消灭，因为齐明帝和东昏侯基本把齐高祖和齐武帝的子孙杀了个干净。萧衍称帝前，就以齐和帝萧宝融的名义先杀掉了湘东王萧宝晊兄弟，后来又杀掉齐明帝剩余的几个儿子。由于他建国时正值壮年，用不着像刘裕和萧道成两个老头子那样有“日薄西山”的紧迫感，起先还真想把退位的少年齐和帝在南海郡养起来。他的高级谋士沈约缺德，劝他“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萧衍就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给年仅十五的齐和帝一大块生金，逼他吞服自杀。已经“禅位”的齐和帝虽年少，风采不减帝王贵种，朗言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一看废帝如此“配合”，也很高兴，便弄来一大坛美酒。少年人神情怡然，大碗大碗狂饮，很快就沉醉不省人事。郑伯禽上前，掐死了这位十五岁的龙种美少年。
虽杀戮齐明帝一支族属，萧衍对于前朝宗室还不算太残忍。萧道成一系的支属萧子恪兄弟十余人，均被授以清闲之官，活得好好的。其实，萧衍和南朝齐国还是同宗，不过宗属稍疏罢了，依辈份，萧衍之父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
南齐时代，萧衍本人也是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之一，所以，他的文学修养确是大家（另七位是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这几个人还“立骈文之鸿轨”，诗文开创南朝一代典范“永明体”，自是才高八斗之士。武功方面，萧衍盛壮之年也是军事天才，连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都说：“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但其晚年，昏聩怯懦，眼见侯景节节胜进，八十多岁的老翁，魄神全失，已经不是昔日奋起襄阳的那个萧衍了。
内政方面，萧衍一方面下达种种诏令优显士族高门，核实谱牒，严防冒袭；另一方面他一直重用寒素出身的士人，无论是早期的范云、沈约、徐勉，还是中后期的朱异、俞药等人，就连率七千兵士横行魏境的大将陈庆之，也是寒人出身。因此，在用人方面，为帝早期的萧衍应该是很有手腕的大政治家。
对外方面，公元506年，萧衍称帝没几年，曾派其六弟临川王萧宏在淮南与北魏对峙，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也”。至于萧宏，这位爷“长八尺，美须眉，宽和笃厚”，但打仗完全是个草包外行，一战即溃。507年，梁朝大将梁景宗等人倒是在钟离大败魏军，杀死魏兵十多万（多为淹死），生擒五万多。而且，此次战役“火攻计”还是萧衍直接授意，可见这位帝王壮年时期的军事天才如何了得。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北魏境内烽火纷起，六镇军人此起彼伏，葛荣起义号称百万于外，尔朱荣又擅权于内朝，梁朝趁机又向北拓展。
527年，梁将陈庆之在涡阳大败魏军。529年，陈庆之以送“魏王”元颢为名，率七千人“发自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百余年来，南兵能攻入洛阳，简直是前所未闻之奇事。关键时刻，萧衍犹疑，没能派大军继续深入魏境接应，白眼狼元颢又自立为帝，不久元颢和陈庆之一起双双被尔朱荣军队打得大败，元颢被杀，陈庆之一个人逃回建康。萧梁的巨大军事胜利，真可谓昙花一现。
当初，高欢逼走北魏孝武帝后，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为了牵制西魏，东魏方面主动向梁朝示好，双方互使不断。但是，高欢死后，侯景叛东魏，萧衍竟然对此人予以接纳，不仅仅破坏了与东魏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同时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南朝几代王朝的逐渐衰弱，实际上与北魏之乱一样，都是由于军人身份的持续低落引起。“士家”、“兵户”自魏晋以来，代代承袭，他们父子相承，不仅负担沉重的兵役，还要佃耕政府的土地交纳各种苛捐杂税，生活极端困苦，甚至连奴婢都不如。由于持续战争，兵士来源不仅越来越少，世家、方镇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冒隐起来的人员也日益增多。为了征兵，南朝政府就不得不重新想办法，从农村自耕农中征发“露户”、“役门”，由于主将贪暴，克扣粮食军饷，农兵逃亡，惩罚连带又重，致使许多农村自耕农相继破产丧家。如此，恶性循环，又造成了经济衰弱、公田变私、土地兼并严重、租调以外的杂调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士气日益低落，战斗力越来越差。梁武帝晚年，可以讲是“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
最要命的，梁武帝萧衍还一直醉心佛事，是“佞佛”皇帝中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统治末年，建康“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所以，诗人渲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一点也没有夸张。萧老爷子“佞佛”，自己“佞”就算了，但他贵为士庶万民的“皇帝”，不仅常常亲自讲经解义，更过分的是他还曾经三次“舍身”，自进寺院为“寺奴”（分别在527、529、547），而且一次“舍身”比一次“舍身”的时间要长。皇帝“舍身”，大臣们得公私齐凑钱财为他“赎身”，三次“赎”皇帝，共花费三亿多万的钱，其实就是萧衍为佛寺变相敛财。上行下效，佛教的盛行不仅使南朝民心更加“慈懦”，而且大批男丁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出家为僧，使本来就积贫积弱的梁朝国力更是雪上加霜。南北对峙，敌人强盛，梁朝上下如此喜佛，如此崇尚玄虚，侈奢无度，下层人民辗转沟壑，痛不欲生，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从里到外都烂透了。庾信所说“五十年来，江表无事”，是指梁朝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太剧烈的相互杀伐而言，繁荣浮华的下面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危机。